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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小说家叶兆言《南京传》的魅力在于它没有以小说家言将“传记”写成“传奇”，而是谨守历史叙事的法度，勘探朝代更替和南北交互之流动的政治和文化中南京的城市疆界和文化性格。在历史学家和小说家，“大时代”和“小故事”之间选择，当《南京传》写遥远的六朝、南唐和晚明往事，迹近小说家叶兆言的“小故事”；而当《南京传》写现代，历史学家则出场讲述这个“大时代”。叶兆言的文化趣味决定了他的价值判断和文化倾向，他的《南京传》是“有情”和“我在”的文学城市传记。 ● 关键词 叶兆言；《南京传》；城市传记；城市文化性格 一 2019年5月和8月，有两本书名一样的《南京传》前后脚出版，一本是岳麓书社的张新奇版，一本是译林出版社的叶兆言版。两本书名一样，这么近的时间由不同出版社推出，这在出版界也许并不多见。现在，两年多时间过去。我查了下豆瓣读书，叶兆言《南京传》豆瓣评分8.0，有944人评价。张新奇《南京传》豆瓣评分7.6，68人评价。（2022年1月2日数据）张新奇《南京传》的短评有两条值得注意，其中一条说：“《南京传》怎么讲的是人类历史？”另一条说：“没讲多少南京，基本是中国古代通史杂记吧？”前一条涉及“南京传”从何说起，后一条则关乎“南京传”讲什么。也正是这两点可以看出叶兆言和张新奇为南京这座城市写一部传记的基本盘面。张新奇《南京传》共九章，起于史前，终于清朝。历史分期遵从一般中国通史的按朝断代。叶兆言《南京传》也是九章。和张新奇《南京传》不同。叶兆言的《南京传》之“南京”基本收缩作为城的“南京”，尤其是曾经作为都城的南京。因而，叶兆言的《南京传》准确地说是“南京城传”。张新奇的《南京传》之“南京”是大于“南京城”的行政区域。所以，张新奇的《南京传》有点类似南京地方志。从版权页分类看，也是标注为“地方史”。 事实上，对于南京真正意义的城市历史开始于何时，张新奇和叶兆言并无原则上的分歧。叶兆言全书起首第一句即写道：“南京的城市历史，应该从三国时代的东吴开始。”张新奇则认为：“五千年前，南京地区只有一些台地上的原始小村落。春秋战国，开始形成最早的城邑，棠邑，濑渚邑，越城，金陵邑。秦汉置郡县，为封国。三国孙权立为都城。此后数十年经营发展，逐渐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的繁华之都。”因此，如果不是误读，张新奇写《南京传》就其历史的时间长度，显然不局限于“南京城传”，而是有南京历史长篇的雄心。只有作如斯观，才能理解，张新奇写“南京传”却将起点推进“南京猿人”，进而要用全书三分之一的篇幅去写南京的“非城传”。这提醒我们注意，城市传记应该从 “城”的起点，而不是漫无边际地追溯地方的从猿到人的活动轨迹。这种漫无边际地起点前移，不但对城市传记没有意义，甚至在地方史写作也并无必要。 两部《南京传》都确认了魏晋南北朝和明朝作为南京重要历史时间。张新奇《南京传》这两个历史时段均占近百页，叶兆言《南京传》全书510页，涉及东吴魏晋南北朝的达到172页，占九章中的三章半，其中“六朝人物”更是分为上下两章，明朝部分亦近百页。但是，叶兆言《南京传》较之张新奇《南京传》更突出地强调中国历史中的“南京城市时间”，除了两书均倚重魏晋南北朝和明朝的分量，更重要的是叶兆言的《南京传》“南京城市时间”不是从属于中国历史，甚至在某些历史阶段“南京城市时间”就是中国时间。不仅如此，叶兆言《南京传》遵从“南京城市时间”而进行的城传历史断代不断涨破中国通史的朝代，挤压甚至僭越中国历史所谓的重要时间，尤其是唐朝——叶兆言的《南京传》的唐朝和南朝的“陈”共享了第四章，且唐朝和南京城市时间的交集只是集中在李白和颜真卿两个个体身上。在中国大历史中也许并不显眼的南唐，因为典型的南京意义，在叶兆言的《南京传》空前地重要，完整地占据了第五章。张新奇《南京传》止于清，而叶兆言则由清入民国。民国在全书占有整整一章七节。我们后面的分析将会看到，民国和叶兆言写作之间的关系，自然能够理解，民国之于《南京传》的意义。这样，现在大致可以厘定叶兆言《南京传》那些中国历史的重要的南京城市时间——六朝、南唐、明朝和民国。 我一直犹豫将这两部《南京传》比较是否恰当。张新奇《南京传》并不缺乏历史知识，但这些历史知识是否贴近地构成南京城市传记的知识图谱？我们姑且不论南唐和民国的缺失，“南京传”还能成其为完整的“南京传”？那些服务于中国通史的知识能不能直接服务南京城记？固然，南京城记需要中国通史乃至世界通史提供大视野的支援。事实上，两部《南京传》都关注到了南京作为世界性城市的历史遗痕。但南京城记需要从中国通史析出南京城市知识，进而在这个和南京关联的知识图谱中讲述南京的城市故事。 而且，张新奇《南京传》从全书的小标题看，怎么都像1990年代以来流行的寄生于历史知识的小散文。这就难怪豆瓣上的读者用“杂记”指认其文类归属。事实也许真的就是这样的。就像书中最后一篇所言：“我只愿寄居南京乡间坊里破旧的茅草房下，当一名苟活的居民，一个卑微纳税者。用沉默的大多数的视角，看王朝变换，感知一代又一代芸芸众生的体温与呼吸。”这样的小散文要认“小”，姿势才好看。“小”只是姿势，“心”却貌似很大，所以才强调：“这是一次纯属私人动念的精神旅行。这样看，这本《南京传》，只是一本从南京这块土地出发，沿着人类历史脉络而下的游记。”甚至要玄而乎之的虚空，所以自认本书是“一本个人的梦呓”，是可以不讲历史逻辑，不谈理性反思。可以看其中写陶渊明父亲陶侃的一篇。从题目《庐山之下的一场大雪》到开篇这样写道： 一场大雪骤然而至，事前毫无征兆。 天上冬阳高照，忽然北风乍起，一阵紧似一阵，乌云夹着冷风呼啸，压头涌来。雪子先是稀稀落落，纷纷扬扬，随之密集而下，在天上跳跃，沙沙有声。待鹅毛大雪铺天盖地时，纷纷扬扬，连一丝风都没有，大地寂然无声。庐山上下，丘壑平原，天地一白。 这场大雪落在浔阳，时间应在公元280年后的一个冬季。 再看《去建康的乡下看看》： 最好是春天去，时不时会飘来一阵细若轻烟的小雨，飘到脸上，凉，却不冷，潮，却不湿。沾衣欲湿杏花雨，当山野的杏花，迎春花一齐开放的时候，偶然，雨就是这样下的。 我们在大众传媒流水线看到太多这样的装饰性和表演性的文字，这种文字鼎盛期的产品就是世纪之交所谓的“小资写作”。情感如此轻俏，思考也可以不着边际，就像《〈天发神谶碑〉，东吴残留在一块碑里》这样写： 想长生不死的，都死了。想传国子孙的，国亡了。能留诸久远的，常常是超越具象，或者具象若即若离的一种美意，人与人，与万物，与宇宙博大的善念，细微的情致。 但是，不要说历史，就算是杂记或者散文的思考也要讲词与物的及物和逻辑。按照上述这种结构段落的方式，如果把前半句的“死”和“亡”了换成其他任何生命状态，比如爱，苦难，创伤等等，其实都是成立的。 或许我们真的是被书名《南京传》蛊惑了。写作者的本意，打开第一页，开门见山地就说：“如果风吹开哪页，你就阅读哪页。”“一部城市的传记，涉及太多不一样的人物与细节。总会有几个片段让你心动。”确实，这是我们时代的文字幻术：片段和心动——不需要结构整体性，也不需要细致悠长的深思。 二 也许是我们过于认真，不是所有叫《南京传》的都可视作有史识和洞见且内在秩序井然的城市传记。以此类推，当然也不是所有叫《南京传》的都需要放在一起比较。本来今天坊间以某某城命名的那些图书背后驱动的力量就各不相同，他们或商业操作，或主题写作，或一种趣味一种文风，当然也有近年域外城市传记的译介的激发。这里面需要考量一个问题，既然是“传”，是否都应该由历史学家担当此任？或者换一个角度看，也就不是一个问题，可以有历史的城市传记，也可以有文学的城市传记。前者可以不需要文学加持，后者则需要浸淫历史，然后以文学者出。因此，可以做一个基本定位，叶兆言《南京传》是文学的城市传记。 城市传记的基座首先应该是不同时间城市物质空间的“城”之记。一定意义上，“城”之记不能向壁虚造，只能依靠文献和田野调查。固然，我们不能要求城市传记的写作者，尤其是文学的城市传记写作者是专业的城市史研究专家，但他们必须有获取城市史知识的途径以及辨析和运用这些知识的能力。叶兆言在“南京”这个领域被广泛认可，既是因为他的文学书写，更是因为他对南京城市史的研究。 南京“城”的起点，可以追溯到孙吴建业城的总体规划，有着相对独立的宫城区、宫苑区、官署区、市场区和居民区。秦淮河以北是几座不起眼的宫殿，是官署和苑囿区，而秦淮河两岸，特别是南岸，是民居和集市。这个基本事实有田野考古成果做支撑。在叶兆言的《南京传》，中国的南北之别是一个重要的观察角度。孙吴建业城显然是南方之城。东晋虽然是从西晋演变过来，但它的新都不像中原都市那样“街衢平直”，“阡陌条畅”，是北方迁就南方城市妥协的结果。孙吴都城建业，在总体格局上，除了“江左地促”，不能和当时北方的中原相比，应该还与中国古代的“多宫制”传统有关。多宫制属于中世纪之前的筑城风格，“东吴时期的南京城，在某种意义上，既代表着一个新的南方都城诞生，同时也意味着中国古代都城的最后绝唱。”对于前人所言，包括历朝历代的文学遗存，叶兆言持审慎态度。虽然他承认，“有一点歌舞升平，有一点繁花似锦，这显然是一个崭新的城市，在当时甚至可以算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不过，他也指出左思的《吴都赋》，“近乎浪漫的吹嘘，过于诗意，一直处在一种失真的状态”。在修辞术的文学和史实之间，虽然文学可能使得南京作为“城”更典型，也更能抬升南京的城市地位，但叶兆言《南京传》宁愿选择史实：“自孙吴定都南京，经历了东晋和刘宋，已经有过三个王朝的古城南京，它的城墙一直都是邑竹篱笆围成。” 叶兆言《南京传》之南京是在整个中国城市史来识别的，而且叶兆言充分注意到城之意识形态幽暗，所谓的空间即政治。在中国城市规划的实践中，中原都市无论是曹魏的邺城，还是西晋的洛阳城，以及北魏的洛阳城，基本上都是严格按照“仕者近宫，工贾近市”的原则设置里坊安顿普通百姓。这种空间政治不适合南方的南京，南京城区因为丘陵起伏、水网密布，东晋以后的南京，并没有什么富人区，居民点显得更自由、更随意，既可能是南人和北人的同居，也可能是穷人和富人的混杂。转而，南京因为南方地理造成的空间政治影响到北方。六朝南京的里坊格局悄悄影响北方的北魏洛阳。南唐在叶兆言《南京传》突出位置固然因为文学，但南唐在南京城市营建史的意义可能会被因此忽略，叶兆言《南京传》提供了文学之外的南唐形象：“南唐好歹延续差不多四十年的历史，这四十年相当重要，给了南京很多实惠，首先是城市规模，过去三四百年间，六朝痕迹基本上被覆盖，吴宫花草晋代衣冠，已是太久远的传说。南唐开始了实实在在的城市建设，它几乎再造了一个新城。”如上所述，可以看出叶兆言《南京传》的内在结构不只是朝代更替，也反映了流动的城市空间演变。作为一座南方大城，当它不作为首都，处在北方政治中心的边缘，不同的政治想象影响到南京的城市发展。故而，宋元不同于隋唐。宋太祖和宋太宗都比隋文帝更大度、更开明。与隋唐不一样，宋朝时期并没有过度地打压南京，“北宋时期南京的地位，和南唐相比虽然有所下降，仍然还是东南地区的最重要城市”。人口增长是一个城市繁荣发展的重要标志。“宋时的南京，首先是人口大增。”“元朝时南京城，与南宋时并没太大的区别。集庆路的城墙，完全沿袭南宋规制，没做什么改动。”“历史上，南京已不止一次成为京城，有过六朝繁华，有过南唐风光，然而都只是割据的半壁江山，或者说连半壁江山都谈不上。”只有明朝，南京成为大中国的首都。洪武末年，南京人口大约七十万人，无可争议成为全国排名第一的城市，不折不扣的首都。永乐年间，南京完全是国际化的大都市，是“东方世界中心”。叶兆言《南京传》的魅力在于它没有因为讲述者是小说家而使得“传记”成为“传奇”，而是谨守历史叙事的法度，勘探朝代更替和南北交互之流动的政治和文化中南京的城市疆界。 一个城市有一个城市的文化，城市传记是城市的性格史，而文学的城市传记，其城市性格史则是生活在城市里的人的性格史。从这种意义上，南京城市性格的“现世安稳”是如何养成的，同样可以追溯到南京建城之初到东吴。江东大户纷纷迁入首善之都南京，默默无闻的小县城，已是豪门士族和富裕人家的天下。建都武昌向西进取，还是退回南京守成，两种不同心态，必然产生两种不同的城市文化。在南京称帝的孙权颇有一代明君风范。孙权有仁慈之心，而南京城中吴人的野蛮性，也慢慢消蚀。性格史同样的也是流动的性格史。“江南人柔弱，应该是东晋南渡以后的事。在此之前，吴人本来是很强悍的，一片降幡出石头，孙吴的灭亡，给南京这个城市留下了两份哭笑不得的遗产”，“一是吴人不服输”，“一是从此必须面对北方胜利者无尽的傲慢”。六朝一直被认为是南京城市性格确立的起点，如何认识六朝之“文”？“所谓六朝古都，所谓六朝繁华，拆穿了看，有时候只是一种文化上的可爱”。但叶兆言同时又认为：“六朝是有一点文乎乎，这个文，不是有文化，只是文弱的意思。”“六朝文弱是事实，说六朝很文明，恐怕就要打上一个问号。改朝换代总是难免，相比较激烈的革命，农民起义，南京老百姓更愿意接受和平演变的‘禅让’。”文化和文弱其实并不对立，可能反而是相互成就的。因为文化而呈现为文弱。六朝如此，南唐也是这样的。南唐并不尚武，经过南北朝和隋唐的时间洗刷，南京人身上早没有了吴人的血性。南京市民忍辱负重，爱好和平，作为帝王的李昪也不喜欢打仗。和北方的武人干政不同，南唐前后有过三个皇帝，烈祖李昪、中主李璟和后主李煜，“以厌兵之俗，当用武之世”。“以文明程度而言，当时南京，应该是中国境内最先进的城市，经济和文化的发达程度，都足以成为城市建设楷模。”因此，叶兆言得出结论：“经历了数百年的变迁，经历了六朝和南唐，南京人变得越来越文气，越来越善于在和平环境中生存发展。”讨论南京城市性格，叶兆言同样是在南北文化交汇的背景下展开的，正是不断的南北文化交融，直接导致南京城市性格的流动和差异。比如，衣冠南渡后的东晋，“把北方的中国，把一个失败了的中原王朝，拖儿带女地转移到了江东”。比如，“魏晋风度滥觞于北方，真正能够发扬光大，应该是在六朝时期的南京。”“南京这个城市最能体现它的精髓和神韵，魏晋风度，六朝风流，魏晋在北方消亡了，然而它又在六朝的南京获得传承，得到了新生。”比如，清朝对江南文人的严厉惩治：“南京人开始像北方人一样，变得越来越‘质朴’，越来越听话，越来越没有情调。”改朝换代，改朝造成了很多不一样的东西，换代让南京人变得不再像过去那样潇洒。“明朝的南京是浪漫的，生机勃勃，活色生香，起码大多数时间是这样，清朝则是彻头彻尾的现实主义，呆滞刻板，暮气沉沉。”“清朝的南京变得不太可爱，变得老实本分，变得木讷无趣。清朝的南京，开始让人感到有一种别样的伤痛。”“别样的伤痛”是因为南京曾经有过六朝、南唐和晚明的浪漫和诗意。在这里，叶兆言的文化趣味决定了他的价值判断会倒向六朝和南唐。而这种文化倾向自然会影响到《南京传》叙述的调性，它的叙述是“有情”的，“我在”的，故而在叙述六朝和南唐是欣赏的，也是自由的、舒展的。 和其他城市不同，南京的城市史是一部亡国史和创伤史。隋文帝杨坚将六朝留下的所有宫苑城池夷为平地改作耕田。自六朝以来，南京这个城市屡遭磨难，内乱外患，真正太平的繁华日子并不多。“南京城的历史因为孙吴大帝而开始，孙吴的王朝一旦不复存在，南京也就立刻成为一个废都。对于南京人来说，结局都有些相似，都是首都不再，首善之都都旖旎风光戛然而止。”六朝以后的南京城，因为痛苦，因为失落，深受文化人的喜欢，尤其是失意文人的倾心。这些文人都与南京没有直接关系，基本上都不是南京人，他们对南京人的现实生活并不了解，却在这里寻找了共鸣。浪漫的诗意和诗意的浪漫，生成了文学想象的繁华和对繁华逝去的怀旧和感伤。正如叶兆言所说：“古都南京像一艘装饰华丽的破船，早就淹没在历史的故纸堆里。”“南京的魅力只是那些孕蓄着巨大历史能量的古旧地理名称”，“南京似乎只有在怀旧中才有意义，在感伤中才觉得可爱。”因而，南京的城市传记其实隐然在焉一部文学或者诗意的怀旧史。一定意义上，这也是《南京传》潜在的副文本。 三 众所周知，叶兆言对南京情有独钟。某种意义上，叶兆言自1980年代以来获得的文学声誉，多少和这有关。甚至我认为叶兆言被作为先锋作家来讨论，正是他在南京这座城市感受到的无常的宿命。这种无常的宿命，固然体现在自六朝以来，南京累积的周期性遭逢的亡国之痛和废都遗址，但这种宿命毕竟去之已远。而民国初年“城头变幻大王旗”以及国民政府建都南京短暂“黄金十年”的繁华梦则是依旧如昨的故都往事。“故而，这座古老城市在民国年间的瞬息繁华，轰轰烈烈的大起大落，注定只能放在落满尘埃的历史中”，“南京是逝去的中华民国的一块活化石，人们留念的，只能是那些已经成为往事的标本”。国民政府正式定都南京，给了南京这座名城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为孙中山奉安大典迎榇专门设计的中山大道，“完全改变了古城的面貌。南京顿时有了大都市的威势”。叶兆言《南京传》第九章“民国肇生”共七节其实是几个“南京关键词”。民国“南京关键词”最显赫的当然是国民政府相关的“革命”和“首都”。叶兆言以“南京，作为中华民国首都的日子，宣告结束，新的历史时期开始了”，结束“告一段落”的《南京传》。另一个民国“南京关键词”则是“南京大屠杀”。在叶兆言《南京传》，“南京大屠杀”一节紧随“黄金的十年”。南京大屠杀不仅是“中国现代史上无法愈合的创伤”，也是人类文明史上最黑暗的一页。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革命和屠戮，叶兆言《南京传》重要的民国“南京关键词”是“现代化”。199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现代化俨然成为上海的专属。叶兆言之“民国肇生”是从晚清南京如何修复太平天国给南京城的创伤起笔。曾国藩“繁荣昌盛”显然是在中国古代历史王朝兴废的思路上做文章。事实上，历史上历次南京能够废而中兴依靠的都是城市的自我修复。但时移势易，19世纪中期的南京处身《南京条约》之后的中国和世界变局，南京问题不再只是中国内部的南北流转和王朝更迭，而是面临着中国近代现代化的新起点。叶兆言《南京传》以李鸿章、左宗棠和张之洞等参与的洋务运动标示南京在中国近代现代化图谱的位置。近些年，“六朝遗事”和“民国怀旧”成为南京形象建构的两张牌，但“民国往事”的现代化题中之义并未得到充分彰显，应该意识到中国近代现代化进程路线图在某个阶段某些部分其实约等于南京近代现代化路线图。 中国城市里做“民国怀旧”最厉害的也最有成效的是上海。但有意思的是，上海的“民国怀旧”很容易被置换成“上海怀旧”，这对于没有中国古代城市传统的上海可以，但对于有着漫长古都历史的南京却不能做这样简单的置换。可以想象一个《上海传》的写作者是没有那么多湮没的辉煌可以打捞，自然也无须背负那么多沉重的历史包袱。仔细深究，中国诸多城市像南京这样，既是古都故都，同时从起点上就在中国近现代路线图的城市，其实是绝无仅有的。所以，一定意义上，叶兆言《南京传》“现代化”这个“南京关键词”的选择正是回应了南京在中国城市独特的城市性。 一般认为上海“民国怀旧”是从1980年代张爱玲的重新发现开始的。1985年第3期《收获》重刊了张爱玲的代表作《倾城之恋》。张爱玲的《传奇》和《流言》分别于1985和1987年收入“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由上海书店影印出版。同样，普遍的观点也认为1990年代上海“民国怀旧”的代表作是王安忆的《长恨歌》和李欧梵的《上海摩登》。但事实却是内地1980年代比较早地集中关注张爱玲的是南京。南京师范学院《文教资料简报》1982年第2期以专题的方式发表了胡兰成的《评张爱玲》、迅雨的《论张爱玲的小说》、张葆莘《张爱玲传奇》、夏志清的《张爱玲的家世》（摘录）和《〈张爱玲研究资料〉编后记》等。王安忆的《长恨歌》出版前也是1995年在南京的《钟山》杂志分三期连载。叶兆言差不多是同时代作家最熟悉中国现代文学的，他也很早就读过张爱玲。比对文风和腔调，包括更具体的细节和意象，叶兆言1991年出版的《夜泊秦淮》系列确凿无疑是张爱玲文学谱系上的。《夜泊秦淮》系列最早的一篇《状元境》发表于《钟山》1987年第2期，此后又有《追月楼》（《钟山》1988年第5期）、《半边营》（《收获》1990年第2期）、《十字铺》（1990年第5期）诸篇先后发表。叶兆言说过，《夜泊秦淮》“计划中该有五篇，都是老掉牙的故事。用了测字先生伎俩，从每篇末一字中勉强凑成金木水火土”。《夜泊秦淮》最后完成四篇，“所缺的一篇是《桃叶渡》”。不知道是不是对所缺的这篇《桃叶渡》一直念念在心，距离《夜泊秦淮》第一篇《状元境》发表三十年，2018年叶兆言出版的长篇小说《刻骨铭心》的“民国怀旧”就是从桃叶渡开始讲起的，是否和计划中的《桃叶渡》有关？1996年《收获》第4期，叶兆言的第一部“民国怀旧”长篇小说《一九三七年的爱情》发表。和王安忆的《长恨歌》相差一年时间，而且偶然的是两个人交换了各自城市的重要刊物发表了各自重要的长篇小说。《一九三七年的爱情》之后，叶兆言“民国怀旧”系列的长篇小说还有《很久以来》（《收获》2014年第1期）、《刻骨铭心》（《钟山》2017年第4期）、《仪凤之门》（《收获》2021年第1期）。显然，和王安忆之于上海一样，叶兆言的南京民国往事在他的个人写作史上一直是持续不断的。但是，和王安忆不同的是，叶兆言的南京民国往事一直没有得到其他写作者有力的声援，也没有“出圈”成为一股城市怀旧风。事实也许在，南京并没有类似1990年代上海浦东开发接应民国上海，从而在中国近代以来现代性谱系上确认“上海怀旧”的合法性。也许更重要的是，民国南京并没有像民国上海的租界那样的飞地提供一种时尚的日常生活方式。所以，殖民地租界往事1990年代以来可以通过“去殖民”复刻时尚的日常生活方式进入大众传媒和公众当代生活。而故都往事只能凭借个人“有情”的秘径在叶兆言的文学生活中复活，就像叶兆言自己所体认的：“我的目光在这个过去的特定年代里徘徊，作为小说家，我看不太清楚那种历史学家称为历史的历史，我看到的只是一些零零碎碎的片段，一些大时代中的没出息的小故事。” 历史学家和小说家，“大时代”和“小故事”，细究下去，关乎的其实是谁在讲述、谁在书写的问题。有意思的是，当叶兆言写《南京传》，当他写遥远的六朝、南唐和晚明的时候，那个讲述者和书写者更迹近小说家叶兆言，尤其是这些时代国之将亡的那一刻，我们读到的陈叔宝、李煜、孔尚任等的“小故事”，那些历史洪流中无法把握自己微弱的卑微者的哀痛。《南京传》让我们听得见他们的歌哭。而《南京传》终章“民国肇生”的每一节则无一不是“大时代”，这些在民国往事小说里隐约的背景被照亮和呈现，那个在《南京传》前八章隐身的“历史学家”叶兆言的真身也被照亮和呈现。是否因为，南京时间这一段的“小故事”，叶兆言都许给了他的小说？我们可以将小说家叶兆言的“小故事”按照故事开始的时间排列，《仪凤之门》《状元境》《刻骨铭心》《十字铺》《追月楼》《一九三七年的爱情》《半边营》《很久以来》，最早的《仪凤之门》《状元境》，其中《仪凤之门》明确标明为1907年。时间最长的是《很久以来》，从1941年到2018年。这也许意味着南京往事并不遥远，依然是我们的当代，所以我们不需要去感伤去怀旧。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社会主义文学经验和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文学研究”阶段成果，项目编号：19ZDA277。原载《当代文坛》2022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