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少数民族使用非母语创作并非个案。历史上，蒙古族除以本民族语言文字写作以外，也曾用汉、藏、满等兄弟民族的语言文字著书立说。
    蒙古族藏文创作始于藏传佛教传入蒙古地区之时，与其母语创作几乎是同时开始，至今有800余年的历史。直到20世纪中叶，这一情况才呈现下降的趋势。新中国成立后，对于蒙古族藏文著作的研究即已起步，近年来，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大规模的整理与研究工作正有序开展。
    民族文化交流的鲜活例证
    蒙古族僧侣创作出了卷帙浩繁的藏文典籍，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教授额尔敦白音对记者说。在这座藏文书写的文化宝库中，文学内容格外引人注目。各民族间的文学关系是民族文化交流及民族融合的重要标志和鲜活例证。内蒙古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树林对记者表示，民族文学研究中对母语创作和非母语创作问题更为关注。一些学者坚持认为母语创作的作品才是民族文学，这样有意无意地把一些非常宝贵的精神财富搁在一边，一部分文化遗产的传承被摒弃了。
    “虽然蒙古族书面语盛行，但藏文随处都在使用，藏语成为蒙古族寺庙语言，并在蒙古地区成为具有广泛基础的文学语言。”俄罗斯蒙古学家鲍·雅·符拉基米尔佐夫的这一论断，被很多学者所认同。
    蒙古族藏文著作是蒙藏文化交流的结晶，也是蒙古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额尔敦白音表示，就蒙古族文学而言，蒙古族佛教文学著作大多用藏文书写，研究蒙古族藏文著作，可以更深入地了解蒙古族藏传佛教文化和蒙藏文学的关系。
    蒙藏双语人才匮乏
    蒙古族藏文文献分散在很多地方。额尔敦白音对记者说，除中国外，蒙古国也保存着相当一部分蒙古族藏文文献，俄罗斯、英国、日本、美国、印度等地也有一定数量的保存。目前，我国这部分文献大多保存在古寺庙中，还有一部分保存在个人手里。但很多文献已无法查找或阅读，有些在破旧不堪的古寺旧庙里面临丢失的危险。这些情况让学者非常担忧，对蒙古族藏文文献典籍大规模的搜集整理工作迫在眉睫。
    除1959年蒙古国学者S。贡布扎布有过不完全统计外，半个多世纪以来，海内外学术界始终再未对蒙古族藏文文献进行过全面、系统、科学的整理，至今也无人能够知道蒙古族藏文古籍的准确数目。
    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对蒙古族藏文典籍开展了一些研究。然而，随着研究的推进，困难也不断显现。首先面临的就是语言问题。树林告诉记者，在蒙古族藏文典籍中有一部分用藏文拼写的蒙古语著作，解读这种类型的文本，必须精通蒙藏两种语言，并且懂得蒙古民族的文化。
    除了语言问题外，蒙古族藏文著作内容极为丰富，既有工巧明(工艺学)、医方明(医学)、声明(声律学)、因明(正理学)、内明(佛学)等“大五明”著作，也有修辞学(诗歌)、辞藻学(辞藻)、韵律学(音韵)、戏剧学(戏曲)、星相学(历算)等“小五明”著作。这对研究者的知识水平提出了很高的要求，相关研究入门就是个漫长的过程。
    20世纪80年代起，内蒙古大学开始开设藏文课程，还派学生到藏区学习。但一位成熟学者的成长需要时间的积淀。据额尔敦白音介绍，虽然有些年轻学者正在成长起来，不过有时还是会遇到人才引进上的困难。
    对阐明中华多民族文化关系意义重大
    中华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各民族文化之间的相互交融。在额尔敦白音看来，蒙藏文化关系就是鲜明的例子，蒙古族藏文典籍就是蒙藏文化交流最经典的记录。
    对蒙古学研究而言，蒙古族藏文典籍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青海师范大学教授扎布认为，要想在蒙古学研究上有新的突破，必须挖掘和发现新的文献资料。这些研究无疑会丰富民族知识体系、学科体系、文论体系。
    蒙古族藏文典籍是蒙藏文化关系的产物，也是藏学领域的一部分，更是中国语言文学研究的重要课题。扎布表示，这项研究首先能有效地推动蒙古族和藏族文学关系研究，进而促进国内各个民族之间的文学关系研究，有利于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科的建设，丰富和发展中国语言文学内容。
    额尔敦白音认为，现在蒙古族藏文文献资料正处于挖掘阶段，很多意义重大的藏文典籍尚未被发现。若能全方位地搜集整理蒙古族藏文典籍，可实现民族文化关系研究的新突破，对于阐明中华多民族文化的关系更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