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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文艺出版社2021年推出一套“中国现代文艺学大家文库”，包括徐中玉的《中国文论的民族特色》、钱谷融的《论“文学是人学”》、王元化的《清园谈艺录》、钱中文的《现代性与当代文学理论》、李衍柱的《中国诗学的春天》、王元骧的《文学的真谛》、陈伯海的《在历史与当代交集点上》、陆贵山的《文艺学宏观阐释》、孙绍振的《与西方文论的平等对话与争鸣》、童庆炳的《走向文化诗学》10本书，精选这10位文艺理论家的代表性文章。每本书前有李衍柱教授撰写的长长的总序，后面分别由作者自序（或编选者前言）、正文选文与作为附录的“学术年谱”三部分内容组成。《出版说明》中说：之所以要出版这套文库，是要“对近百年来中国文艺学的创造性成果进行总结，全面立体地展示中国现代文艺学研究的理论建树，为专业的文学研究者提供经典、权威的文艺学资料，从而推动新时代文艺学研究向纵深发展。”翻阅过这十本书后，我觉得这一目的已经达到了。 除个别作者（如徐中玉、钱谷融）的选文延伸到1978年甚至1949年之前外，其余作者的文选大都是从改革开放之初编起的。这也意味着这样一个事实：这10位理论家中，无论是已经仙逝的学术前辈，还是如今健在的耄耋老人，他们基本上都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才焕发了学术青春，真正开始文艺学学术工程的建设的。李衍柱先生把他的“文艺学文选”命名为《中国诗学的春天》，就很能说明问题。如今想想，假如没有改革开放之后的思想解放和拨乱反正，文艺学领域中的一系列基本命题就无法讨论。钱谷融先生就是一个例子，1957年，他写出《论“文学是人学”》一文，但随即便遭到批判。他本人也为此罹难，讲师一做就是38年。因为改革开放，“文学是人学”这一命题才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之中，并充当了文学界和文论界思想解放的先声。 因此，文库中的这代学者虽然大都是“30后”，却基本是在年过不惑或知天命之年才迎来自己的学术春天的。童庆炳先生说：“1978年进入新时期以后，整个国家处在一种社会转型中，如何建立中国自己的新的形态的文艺学的课题被现实生活鲜明地提出来了。我的文艺学的教学和研究也随之开始新的阶段。我和文艺学界的同行们此时面对的主要问题是如何清理统治中国长达几十年的苏联教条主义文艺理论的僵化模式，以及在苏联模式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更为教条化机械化的东西。”这种说法很具有代表性。比如，从80年代开始，钱中文的“审美意识形态论”、童庆炳的“审美特征论”和王元骧的“审美反映论”，共同在审美之处形成问题意识，最终他们又汇聚在“审美意识形态”的大旗之下，把它看作“文艺学的第一原理”（童庆炳），形成了有学者所谓的中国的“审美学派”，这其实就是打破文艺理论僵化模式的一次革命。再比如，李衍柱在新时期之初聚焦于文学典型问题，这一问题虽然生长于50年代的美学大讨论之中，却是他在80年代面对新问题的一次理论清理。又比如，孙绍振是因为写了三个“崛起”之一——《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1980）而在文学理论界一炮打响的。此文既是对当时文学现实问题（朦胧诗）的迫切回应，也是理论与实践互动的一个典范之作。这也意味着新时期的文学理论并非高举高打、凌空蹈虚，而是有着强烈的现实关怀，也体现了老一代学者的精神气质。徐中玉先生说：“中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果然‘物美、价廉、耐磨’，穷也穷不走，打也打不走。挨着无奈，忍辱负重，挨过就算了。诚然懦弱、无能，但确挚爱这块土地，这里有我们丰富的文化宝藏。”而这种挚爱体现在专业层面，那就是他们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以高度的责任心和使命感极力打造着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 打造这样的文学理论自然需要理论资源，由此我也意识到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除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论之外，由于种种原因，这一代文艺理论家的西方资源大都来自于康德、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美学。例如，除《文心雕龙》之外，黑格尔的哲学与美学无疑是王元化建构其文学理论的重要支点。为了解决“文艺本体论”问题，王元骧曾认真研究过康德。为了分析“文学典型”问题，李衍柱曾深入钻研过黑格尔的《美学》、康德的“三大批判”等德国古典美学名著。孙绍振说：“我比较系统地阅读了我的绝大部分论文，我不得不承认……我的论文里的确充满了康德的审美价值观念。白纸黑字，无可否认。”实际上，在80年代的万象更新之时，康德、黑格尔的美学思想应该是几代学者共享的理论资源，但对它们的创造性转化做得很成功的，则主要是文库中的这批学者。90年代以降，由于改革开放的力度进一步加大，20世纪的西方理论也以排山倒海之势不断涌来，新一代学者才逐渐征用了新的理论资源。 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当文库中的这代学者在80年代奠定了自己的学术基础之后，他们并没有故步自封，而是不断开疆拓土，不断为建造文艺学这座大厦加砖添瓦。以我熟悉的童庆炳先生为例，他的新时期文学理论之旅就经过了审美诗学、心理美学、文体诗学、比较诗学、文化诗学的建构过程。而他晚年倡导文化诗学并身体力行地走向文化诗学，其实也是要探索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的路子。李衍柱先生在文库“总序”的结尾处指出：“钱中文、童庆炳二位先生，在《新时期文艺建设丛书·总序》中说：一个理论创新的新世纪已经来临。不过任何一种新型理论形态的建立与发展，都要以前人提供的‘思想资料’为基础的。新时期的文论，作为一个良好的开端，它们无疑可以成为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的前期成果；而作为丰富的思想资料，它们无疑将汇入新世纪新的理论创造之中。” 诚哉斯言！只有面对老一代学者的著作文章，我们才能真切地意识到，中国当代的文艺学建设是从哪里起步的。他们彼时的思考虽然已被今日更多的理论与现实问题所覆盖、所超越，但是，想一想他们当年在百废待举中筚路蓝缕的艰辛，我们就应该充满敬意。因为从构建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的角度看，他们都是先行者，也为这种构建铺下了重要的基石。我们这些后学晚辈需要做的事情是，如何在这种“思想资料”的基础上进一步向前推进。当然，这是一种长期的、很可能也是需要数代学者的努力才能完成的工作，但有这些老先生率先垂范，后来者也就有了追寻的榜样、努力的目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