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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路内 《关于告别的一切》 事实上，人方方面面的存在，时时刻刻的行为，都处在两个界限之间，这一点决定了人在这世上的定位。 ——格奥尔格·齐美尔《生命直观》 人一死就不能注视太阳了，这是拉·罗什福柯说的。他又说，人因为虚荣会什么都去做。所有心理（小说）家所依据的，就是这种朴素的前提。然而，当人类被某种现实的契机所强迫的时候，也有可能看到太阳。有可能这件事情的可怕之处，是漱石在“不寒而栗”那样的孤独中体会的。“精神世界也完全相同，何时和怎样变化不知道。而我们看到了变化的地方。”漱石看到了什么？用不着去追问，唯一值得记住的是，他是一生都被那种（发现的）惊喜困住的男人。 ——柄谷行人《定本柄谷行人文学论集》 据说，凭借苦行禁欲，一些佛徒可以修行到在一粒蚕豆中睹见一片风光。这也许正是分析故事的学者们的初衷：从单一的结构中看到世间的全部故事……我们从每个故事中抽取它的模式，然后从这些模式中推导出一个总的叙事结构，再反过来（为了验证）把它套入任何一个故事上：这是使人疲惫不堪……和最终令人乏味的任务，因为文本因此而失去差异性。 ——罗兰·巴特《S/Z》 一 依然是成长类叙事，依然是那个难以丢弃的城镇故里。一个人的叙事要做到焕然一新，同以往彻底割裂那是不可能的。不同的是，这次是以重逢的形式开首。路内的“编年史”讲述，越来越接近当下了。 “‘他乡遇故人，是小说的经典开篇法。’在二六年出版的《青年名家谈小说》一书中，李白写下了这句话。十二年后，他再次听人吟诵，是在上海市陕西南路某咖啡馆，曾小然从背后轻拍他的肩膀。” 这是一个不错的开头，叙事者显然很兴奋。如同发令枪声之于运动员起跑的第一步。“重逢”是一种说辞，“眼前”自以为驱逐了“过去”并欲取而代之，在这种“过去”里，有着令人不安的熟悉的身影。逝者令生者挥之不去、悔恨不已，这是一种暗自不断的咬噬；由此，历史变得可以吞噬一切、记忆变成了封闭的场所，此间发生了莫名的对立：一方是遗忘，它并不意味着被动或是损失，而是对过去的一种抗衡；另一方是记忆的留痕，它是被重新唤起的曾经遗忘了的东西：从此，往事不得不改头换面发生作用。 如同游戏总有自己的布局、规则的“招数”，小说写作也如此。尽管“招数”有明有暗、有显有隐，不同的“招数”总会暴露一个作家穷尽毕生时间的印痕，所谓风格不过也就是书写者宿命般的“重复”。我曾用其他理论学说中的“重复”概念来阐释余华的新长篇，本意是借用他人的肩膀可以站得高点、看得远点，结果依然招致一些人的误解，因为如同用“招数”多少有点轻佻，讲“重复”多少也有点习惯性的贬义之嫌。 二 不管怎样，李白和曾小然在经历了长达二十六年的未见终于又见面了。“她走后，李白独自坐在窗前，看着一辆辆汽车由北往南驶过，往事仿佛也在深秋的单行道狂刷一气。”“而刚才的重逢犹如单行道上的车祸，往事正在接二连三追尾。”在小说创作中，逼真性并不是真实的保证，所谓往事的重现也只不过是布局的托词，它可以避开心理活动而有计划地进入叙事的设计之中。以告别的方式将我们引领到李白的过往生活以及一系列语境之中，此等昨日之情境，既为叙事的长度开了方便之门，同时也为当下之视角留有余地。在虚构世界中，时间的拿捏自如，顺序的收放随意，有意识流动所致，更多地还是取决于布局的考量。如果说对李白和曾小然以往生活的回顾颇有点从头道来的味道，那么请看到李白因从小脑后的伤痕而导致的发型变化的段落，讲述明显加速了。 “是的，为了遮住这道Z形的伤疤，整个青年时代他始终留着长发，或齐耳，或披肩，或扎马尾，在不同年代不同场合被定义为流氓、艺术家、潦倒鬼、性倒错。直到前年，受理发师蛊惑，照着街面上流行的款式剃了一个周围推平、顶部留有一丛的发型，有点像莫希干人，有点像鞑靼人，枕骨部位毕露无余。这道丑陋的疤痕经历了时光的调戏，终于变得时髦起来。想当年，在必须剃板寸的学生时代，闪电形的Z代表着他对曾小然昭然若揭、轰然落地的爱。Z，不是张，不是钟，不是周，不是赵，而是曾。”这是路内为时间加速的典型笔墨，以细节印象为特征，以符号叠加式的手法，夹叙夹议加调侃，呈现出时代变迁的闪回。细心的读者一定还可以在小说中找出无数此类的案例，不止这次的长篇《关于告别的一切》，甚至以往的小说中也能找到。 当随时代的文字让人眼花缭乱，追赶时间的叙述让人目不暇接。于是，细节变得厚重起来：曾小然微妙的心理特征，吴里县城第一百货商店南侧的蓝莲咖啡厅以及那一杯能壮阳的加盐咖啡。“现在回忆时刻，想起那杯未曾喝下的壮阳之水，又想起蓝莲咖啡厅早已在一场浩荡的拆迁运动中夷为平地，李白躺在宾馆的床上，不无伤感地嘀咕，时代不同了，咖啡加盐是出现了，卡座咖啡厅却基本绝迹，甚至连火车上的火车座都难得一见，甚至，不同的时代都已经消逝远去，叠加过数次的新世界一再覆盖往昔，而我们竟然还活着，尚不需要壮阳，只是不再爱着……” 三 变与不变都是相对而言，节奏也是有快有慢。当变速之后的时间慢下来时，在相对平缓的语调中我们认识了青少年时代的李白、曾小然及其同伙，包括明里暗里的对手们。除了性别不同，李白与曾小然都生长在各自残缺的家庭之中：李白与父亲李忠诚，曾小然则和母亲俞莞之。在弗洛伊德看来，他们都各自缺失了最为重要的爱与恨的对象。纯属巧合的缺失，使得两代人之间暴发了互补性的情感之战，“一九八七年李忠诚对俞莞之的爱情犹如火山喷发，倒霉的是周围人，他们被岩浆烫伤，被火山灰覆盖，心惊胆战，四散而逃。”而李白和曾小然的恋情则早熟得实属必然。两代人的为情所困都会集于荒唐，李忠诚属于堂·吉诃德式的大战风车，李白则像“少年于连尾随着洛丽塔走过明亮的大街”。最终前者落入看守所，李白则幸福地入住俞莞之的家中。幸福来自于可遇不可求的巧合，苦难则诞生于误打误撞的误认之中。 在这一系列古怪而又合乎情理的故事中，我们认识了其他的一系列的环境和形象，比如钟岚和父亲钟高强一家，八十年代的迷乱，九十年代早期的“严打”与守门人的战争，吴里县城的人文地理，单位学校的规则，邻里街坊的舆情、禁忌和秩序，还有与之相对的反秩序和叛逆，不合时宜的狂妄和哀愁等。外在的东西总是围猎和堵截我们的存在。在不同的地缘人文环境中，在天然的缺失和无法弥补的缺憾之中，我们都是有缺失的存在，我们的欲望并非总是得到满足。当我们发觉我们周围的世界并非总是回应我们的愿望时，我们就会以声音和行动发出信号来表达我们自己，我们就会以顺从或抗拒的方式来进行交流和交往，随着成长的不同阶段而展示不同的姿态。两组缺失的家庭，以翻转的形式告诉我们，他或她都因失去爱的对象而处于茫然之中。这也就是弗洛伊德使我们明白的为什么渴望爱的诗歌看起来也是渴望焦虑。文学和人的罗曼司都是怀着焦虑的追求，尽管这只是一种心理修辞学。 小说叙事的文风想干什么，它追随情感，摇摆在伪饰和埋藏之间，意义忽有忽无，言东说西，经常调转枪头，它视世俗之物为宝物，经常能化腐朽为神奇，在诗里获得永生的，势必在生命里沉沦。试想李忠诚的命运：他有点傻却也不乏幸运，有点不明事理却也善良得可爱，是一个糟糕的象征物，一个顺波逐流的符号，一个不合时宜的控制狂，用叙事者的话来说，一个在“文学中承担的总是控制狂、背叛者、可怜虫、精神病、人格残疾的职能”。这个判断有点离奇，为什么只能在文学世界里呢？为什么对摹仿论那么没有信心呢？为什么对世俗之物那么不信任呢？人无法在文明之外，但却在文化的限制下，永恒的和平永远无法达到，这就是弗洛伊德所说的，快乐不在创世计划中的意思。充其量，明智的人类只能在欲望控制之间签订一份协议书。李忠诚要求不高亦很平凡，他的婚姻是特殊年代作媒，误打误撞造就的。李白外公家族的故事、母亲的失踪，可能真实但也充斥着传说和离奇的流言。再平凡不过的城镇扯出一面时代精神的“特工”旗帜，不仅格外耀眼，多少有点不着边际，而我们的阅读仍然津津有味。那是因为文学领域实行的是他者逻辑，是被科学摒弃的逻辑，科学使用的逻辑是一种同位逻辑。弗洛伊德从分析中找到他性，这种他性困扰着归化过程，并不知不觉地起着决定作用。心理分析展示了明暗双方在同一位置上的矛盾，它还可以诊断同一方位的歧义和多元性。同样地，心理分析就是一种小说类型，它和《堂·吉诃德》的共性绝非出于巧合，也不是唯一现象。如今，李忠诚之流想加入这支队伍，他出于“儿子”之视角，李白是位作家，强势的作家也是拾荒者，他创造着自己难以进入的世界，他能激活的只有自己的梦境，兜售着自己也不易觉察的爱恨情仇。 四 一个最亲近的人往往兼具我们的向往和敌视。弗洛伊德曾就家庭成员打比方说，她的部分体貌特征，可能是陌生且充满危险的，但她的手势又会唤起我们的亲近感。有时候模仿兼具竞争，求同意味着超越。“最大的竞争对手又是你最尊敬的人。”拉康如此说。 且看李白心目中的李忠诚：“我的父亲是一个奇怪的人，他既暴躁，又猥琐，既懂事，又怪诞。所有的悖反都取决于他面对的是谁。我相信他的脑海里留下了俞阿姨缝纽扣的画面，庸常人生中的平淡一幕，恰恰被放置在永久性的离别之前。他并不总是承认自己庸常，毕竟他经历过妻子的决然离去，工厂火灾和厕所爆炸，受流氓暴打，遭警察拘留，很风光地做过几年厂长，然后这厂里所有工人都被遣散（极具时代感）。他只有在俞阿姨面前才会意识到自己的庸常，一种无法反省（反省了没啥鸟用）而确实如此的判决。他的痛苦是那种最容易理解、却难以共情的痛苦。”（第22节） 观其一生，李忠诚并非仅仅是为爱情而活的一生。他孤独寂寞难耐，他需要伴侣，也知道家中需要女主人。如果一个人试图仅仅通过爱情关系而得救，然而又在这个过于狭隘的落点上遭到失败，他就会成为神经症患者。他可能变得完全被动，依赖他人，害怕独自行动，害怕没有情侣的生活，无论情侣怎么待他。对象成了他的“一切”，他的整个世界，而他自己则降低到了这样的地步，仅仅只是另一个人的简单反映。他感到被困在自己狭隘的地平线上，需要自己待定的“彼岸”，然而又害怕经历这一彼岸。 李忠诚既传奇又普通，他没有那么自我与自恋，他也不会披荆斩棘只能随波逐流地随着时代的变迁而老去。小说的叙述也相当自由和随意，几十年过去了，二十五岁以后没有再回过吴里的曾小然，当重提蓝莲咖啡馆时，“她的记忆实际上已经跨了前后十年，但在她的讲述中，似乎又是同一年代同一场景。”事情就是如此，一方面是没什么变化，依靠回忆，依赖重复；另一方面又是急剧之变的面目全非，当李白在“黑暗中看着闪亮的手机屏幕，无端想到，世界从哪一天开始以这种方式相遇：你面对的不再是某一张脸、某一段风景，而是可以被握在掌中的随身电器，你低头倾诉的姿态与地铁上疲倦而无聊的人们极为相似，谁又能断定他们不是在叹息，或者不是在做出攻击性的举措？一个关键性的表情包该怎样被写进小说，而人们的真实表情是否已经变成无法描述之物？”李白的感叹包含着自身作为写作者的困惑。李忠诚自然不会，他始终是被描述的对象，自我反省的能力也因性格缺陷而被剥夺，何况如今他已垂垂老矣，身受前列腺增生困扰，阿兹海默症已兵临城下。 【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