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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王占黑 《韦驮天》 《上海文学》2021年第6期刊发的中篇小说《韦驮天》，展示了青年作家王占黑鲜明的转型姿态。在她惯熟的描摹、讲述“民间爷叔”和“街道英雄”的散淡写意的笔墨之上，一层更迫近现实的、更具油画式的粗粝质感和斑驳繁复的层次感及纵深感的色调，开始全面凸显。精巧的叙事架构中，阶层的固化、底层的悲哀、小人物的辛酸、公益行动者群体的努力和无奈、全民战疫的坚韧和全社会共担的后疫情心理症候，以至更加悠远恒常的精神乡愁，这些在我们当下的生活中和文学中都同样非常活跃的要素，被悉数纳入，也被恰到好处地勾连在了一处。作家个人创作姿态上乍看起来似乎幅度过大的这种转型，其实在她以往小桥流水般的创作中，早已蓄势暗含。只不过在现实变化的急促冲击和催动下，如今它来得早了一些也猛了一些。而这样的速变，表现的正是作家面对自己的创作和面对正在急剧变化的现实生活最大的诚意。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文传院一年一度的“文学评论方法”课上，一批00后的同学们与《韦驮天》相遇，他们不但无一遗漏地解读出了作家设置在作品中的所有这些凌乱而沉重的话题，而且更从中感受到了拨开这些凌乱、扛起这些沉重，向着前方光亮处勇敢迈进的力量。在共同的文学和生活场景中，带着同样的诚实和同样的勇气，年轻作家的努力和更年轻的读者的理解，都注定不会白费。 ——李林荣 浅评《韦驮天》：破碎叙事的张力 中文201 乐铮涛 王占黑的小说《韦驮天》用一种具有现代色彩的叙事方式讲述了普通人的故事。“我”，韦明，曾在深圳的一家房产商里谋生，后在上海送快递时，与曾经的女客户“全智贤”相遇。她是一个经济状况不好，但却极具理想主义的左翼青年，发起创建了工作坊、生活实验室，希望通过互相关照改善底层劳动者的境遇。由于写作的爱好和快递员的身份，韦明进入了全智贤的圈子，两人在交往中发展出了感情。在全智贤穷困潦倒、理想崩溃时，韦明走进她的精神世界。当韦明几经纠结，决定另谋生计，离开快递站和全智贤之际，她以自杀结束了生命的彷徨。 小说并不好读，尤其是对于一些阅读经验尚浅的读者来说可能更是如此。破碎、模糊还兼具荒诞和意识流色彩的叙事很容易给人造成阅读障碍。但也正是这种叙事，深化了“韦明”们和“全智贤”们两极之间的断层，使这篇小说充满了张力。 在处理这篇作品时，作者还是采用了内聚焦的叙述视角。相较于零聚焦而言，这种叙事的优势在于能够增强读者的代入感，营造出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使小说的韵味更加悠长。然而缺点也很明显，它丧失了叙事的灵活与自由，不容易深刻，很容易流于叙事者个人的所观所想。作品中表现出来的一系列叙事策略，很好地弥补了这一缺陷。 作品最想要反映的是左翼青年理想的幻灭，却把叙事者位置安在了一个“不经意间闯入她精神世界”的快递员身上。这个快递员也并非总处在事情边缘，而是一个“第二主人公”，一头用自己的职业牵起了底层劳动者的辛酸，一头用错位的爱情牵起了左翼知识分子热烈却又惊心动魄的纤薄。通过韦明的眼睛，读者在作者创造的有限的世界里，眼界又重新开阔了起来。这是叙事者位置的特殊安排。 这个叙事者的身份和所处的位置又牵涉出特殊的叙事语言。借韦明之口说出来的话总是短促的、破碎的，还显得有些繁琐。以小说开篇的第一段为例： 附近几条街遭了贼或出了人命，我敢保证，头一轮敲定的嫌疑犯里少不了我。过年前，靠西那栋楼丢了狗，民警来敲门，我说我住东头，隔着一条小马路呢。民警只问，去过吗？我点头。见过一楼的黄狗吗？我说挺凶。他又问，自己骂过什么不记得？我想起那狗朝我乱叫时，旁边还有一双半开半闭的眼睛。民警提醒我，你威胁他要吃狗肉。我说我们那人人都吃，他看了我一眼，我很想笑。要不是什么肺炎，回去吃过几顿都数不清了，谁有空背这锅。 叙事者的讲述显得毫无章法，一上来就没头没脑地假设附近遭了贼或出了人命。思绪满天飞，让人全然把不准他话里的主要意思。其次看语句，大量的主谓和主谓宾结构的运用，给人带来一种非常干巴的感受。就好像在这个人的眼里，世界的逻辑被切成了豆腐块儿，只有单调而粗暴的“谁干什么”。 但正是这种毫无章法的叙述，使得有经验的读者警觉起来了。这需要读者更加深入的参与，一边听着这种自己觉得别扭的叙述，一边用更大的精力去代入叙事者的视野，去体会他的所观所想。这个韦明是一个文化水平不高的劳动者。这种别扭的感觉产生的效果是，韦明的发挥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限制。语言单调了，想象的权力更多地被交回到读者的手上。 然而，韦明的观想又不能被我们轻视，他的思考、他的故事并不浅显。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喜欢“写作文”。他用他的想象一次一次地构造出花好月圆的结局。这种与元小说相似的精妙安排推动了故事的发展，使他和全智贤之间有了更多交叉（联系和冲突）的可能。再从全篇看，叙事结构的安排看似是源自韦明的意识流动或是随感而发，其实却都是精心设计过的。通过合时宜的回忆或者别人的讲述，他的视野在深圳、上海两个地方之间反复跳跃。时间被反复出现的插叙破碎，读者把所有的碎片用逻辑和记忆拼接在一起，却又能恰到好处地还原出一个明晰的故事来。结构中的破碎感使得内聚焦叙事也拥有了自由。 事实上，这种短促的、破碎的语言风格让我很容易联想到“铁西三剑客”的作品。他们也写很多关于底层劳动者的困境，令我印象尤其深刻的是班宇的《夜莺湖》。但《韦驮天》又有不同，是在用审视的眼光来看待知识分子与劳动者之间的关系，就如同塞万提斯写《堂吉诃德》那样。 文化背景、精神世界不同的人们，究竟应该如何相互理解呢？在后疫情时代里，人们的处境更加困窘，这个问题也越发凸显。在小说《韦驮天》里，韦明和全智贤谈论职场当中上级对异性下属的引诱。二人明明见识过相似的事件，却仿佛隔了一层透明的墙，从“三米两米地隔着”到“突然感觉离她有点远了”，再到“回过神来，已经落在十米开外了”。除此之外，租户和租户之间、快递员和客户之间、员工和上级之间等等，尽管只是被作者轻描淡写地带过，其中充斥的抵触同样令人难以忽视。 小说的结尾部分，作者暗示了全智贤的自杀，得到的只是一句“算那部别克触霉头”的冷漠闲话。作者最终并没有许下一个花好月圆的结局，而是正视了现实，但收束时也还是留下了希望，想要回到昨天、回到前天，回到老家。韦明的老家本来也是什么都没有，除去痛苦的回忆和一片荒芜。但那或许就是一种精神的归依，让人在在一片冷漠之中找到从头再来的勇气。 都市小人物的挣扎 ——浅评王占黑《韦驮天》 中文202 陈睿昳 从大专毕业被好友叫到深圳做房产中介，到心仪的女子全智贤坠楼自杀，爱写作的快递员韦明以第一人称叙述了肺炎前后自己和周围人的故事。受过高等教育的女青年陈佳龄（绰号全智贤）和只有大专学历的快递员韦明（绰号韦驮天），把原本相见不相识的两群人联系在一起。猪奶奶卖房风波、全智贤生活实验室失败、老板意想不到的婚外恋、老李事件、盘子沦为流浪汉等等，一桩桩情节纷至沓来。夫妻母子间的家庭伦理，职场性骚扰，劳资关系，阶层固化等备受关注的社会问题纷纷呈现，后疫情时代的大都市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在我面前展开。 不同于很多小说中对上海“海派都市”的印象，《韦驮天》展现的是上海的另一个侧面——今天生活在上海的小人物们。 尽管他们努力挣扎，想站在另一群人的角度观察和认识世界，想要打破彼此的“阶层”壁垒，但是小说中的人物无一例外地失败，理解可能性被一次又一次解构。上海有房的花胳膊体验快递员生活，被开除后还能回到家中。孤身来到深圳打工的盘子就没那么幸运，畅游欧洲幻想破灭，只好躲进公园流浪。莫教授和韦明对彼此的作品和评论都不以为然，莫教授让韦明写自己的客户，写“另一个世界”，韦明腹诽写了也没用，相当于直接承认两个世界之间难以沟通。 处在社会不同位置的人群难以理解彼此，这种隔阂在“老李事件”中展现得淋漓尽致。以全智贤为首的知识分子们坚持为受工伤的老李维权，深陷其中的受害者老李却苦不堪言，直说让他们放弃追责。作为传话筒的韦明夹在中间左右为难，一会劝老李，一会劝全智贤。最后全智贤暂时离开上海，韦明站在老李一边，收下老李给的六百块钱“回扣”，老李还任被经理宰割。在这次尝试中，韦明跨越阶层的理解宣告失败。 小说结尾全智贤跳楼自杀，悲剧气氛达到高潮。韦明与全智贤出身同乡、年龄相仿，可是所谓的“距离不出三代”却让两人看起来天差地别。对上海这座城市来说，韦明和全智贤同为外来者，只不过一个是外来务工人员的代表，另一个是知识分子的代表。韦明说话永远是短句，平直简单；全智贤却好旁征博引，说话句子很长。韦明常年骑电瓶车工作，大概浑身黝黑；全智贤却是打车、乘地铁的上班族，所以皮肤白皙。当情感产生的时候，韦明以为自己与全智贤之间产生了众多可能性，甚至一度想象过两人回老家生活的幸福场面。确实，韦明和全智贤都为对方做出了不少改变，韦明参加生活实验室，全智贤也愿意坐在电瓶车后座。但是，全智贤坠楼的结局像响亮的巴掌一样把韦明打醒，也把读者打醒。或许他们产生过理解和可能，或许他们为彼此做出了很多改变，他们之间试图认识彼此的努力还是以失败告终了。小说开头写到韦明送快递一层一层向上爬，小说结局却是全智贤从顶楼坠落身亡。在韦明爬到全智贤所在的楼层拯救她之前，全智贤先一步坠落。 虽然文中作者并没有很明显的提示具体时间，展现出后现代风格，但是从其中频繁出现的“肺炎”“口罩”等词汇中，还是可以猜测，小说所要记录的，正是新冠疫情下的上海。背景没有刻意点明，又一望即知。生活实验室的尝试、初入职场的经历、正在读江西师范的妹妹，种种生活场面好像描绘出90后一代人的处境。作家借韦驮天之口记录我们所处时代的小人物、小事件、小生活，为当下的普通青年画出一幅幅速写。 直白简洁的叙述语言、“向上”“下坠”的隐喻、精心选择的叙事者、叙述时间和事件时间的错位······作者力图将很多复杂的故事包含在一个人的叙述里。 隐藏在种种叙事技巧之后的，是作者通过观察当下中国都市提出的现实问题：他人是不是可以被理解？处在大都市不同阶层的人，他们之间彼此隔膜，不说跨越出身进入另一个阶层，甚至连理解对方似乎都变得越来越困难。观念相似、背景相类的人或许可以暂时报团取暖，然而在面对挑战时还是选择各奔东西。 关于这个问题，小说并没有给出明确答案，但是却给出了希望。与年长的老李放弃尝试，完全拒绝和全智贤等人沟通不同，年轻一代的韦明毕竟和全智贤有过可能性。花胳膊作为土生土长上海人，大可以不去送快递，但他还是做了。尽管这些尝试的结果不遂人愿，但是只要还在努力，或许总有一天玻璃破碎，他人不再成为地狱。我觉得其实作家写作这篇小说本身，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一种努力。作家以来到上海务工的普通男性快递员作为第一人称叙事者，站在他人的角度看问题、讲故事。 通过快递员韦明的眼光看世界，周围人的生活都过得很不好，“把谁的事摊开来讲一遍，就是跟着谁前前后后再去吃一遍苦”。当现代都市的幕布拉开，我们看到的是疫情下小人物们挣扎在烂泥一样的生活里。韦明一天打两份工，为了果腹蝇营狗苟。全智贤则是外人见其风韵，自己饱受辛酸。其他诸如小崔、盘子、老李等等人，无一不是深陷其中。小说后半部分反复提到的“回老家去”更像是对现有生活的一种逃避。“老家”并不是解决一切问题的良方，因为现实生活无望痛苦，所以需要世外桃源作为躲避的借口。我觉得“回老家去”这个想法一经提出，就宣告了韦明和全智贤挣扎的失败。今天的韦明已经不再像几十年前全智贤的祖父辈那样，能够很容易在另一座陌生的城市站稳脚跟发展。 生活带来的压力是巨大的，幸好不至于使人全然绝望。韦明在他创作的小说世界里，给了每一个人美好的结局。这是一种希望的象征，现实生活并不会像想象中的那么美好，但是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想象永远不会停止。 无论上升还是下坠，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不易处。电瓶车还在继续向前，韦驮天终将到达终点。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