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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22来临之前，我常常搞不清2020和2021。过到现在，可能三个年份一起搞不清了。没办法，时间有时间的速度，它规定了人的寿命，一日的作息，规定了人必须在物理上与它持平，无法落后或超前——即使身处一台失去按钮的跑步机，你也必须跟上节奏——但它永远无法剥夺人对时间的感知。这种感知会自然地产生，也会自然地做出选择，去逃避、停留还是跳过，以便在意识上与时间保持一段距离。关于2019到2020的那个冬天，我选择停留，总觉得自己需要更充足的准备去适应当时胡乱吞咽下的东西，反复感受剧变降临后的种种情景，也许这样，我可以更好地理解所处的当下从何而来。 幸运的是，写作能帮我达成这种努力。一个冬天过去之后，我在此后的两个冬天里不断反刍，回顾，寻找，想象着它。世界初遭受流行病之时，作为个体的人是如何度过的？当然，大多数情况下，流行病更倾向于作为一个符号，或者一只口罩的实体存在于人们大变不变的日常生活中。这个不太灵巧的练习过程有点类似电影开慢速，一帧一帧拉回去，我也得以顺带思考很多堆积已久的问题。这其中，我最愿意想来想去的，大概是人和人的关系。 剧变是一种考验，可以是人口自由流动之后对固定关系（比如家族血缘）的冲破，可以是社交网络带来的对互动边界的模糊。而在口罩保护和社交距离、时空伴随和交叉感染之后，这种关系显得愈发紧张和单薄，正常又普遍。不仅是个体之间的，也包含着个体如何认知自己与空间的关系，此处，彼处，何处是安全，如何通过危险抵达安全，是否存在更多可抵达的彼处。比如，很多基于地球村或区域一体化常识上的心理距离，好像都在这场悄然降临的变化中被拉长了。 然后才是本就像橡皮筋一样可长可短的人的关系。我平时会看电视剧，电视剧爱讲巧合，为了把剧情快速集中到主要人物之间，总是需要一个人为的舞台加上诸多巧合去实现相遇、重逢等交叉动作，让人直呼世界真小。我更常想到的是相反面，碰到不一定会发生关联，发生关联不一定能维持，维持关系不一定能长久，长久的也不一定就比即时的关系更坚固、更深刻。我们最初和最后充当的限于他人眼中的角色，最终不免落入一种被期许扭转的印象投射。社会学老祖宗齐美尔这样定义陌生人，在关系之内的距离，意味着接近的人是远方来的，但是陌生则意味着远方的人是附近的。这让在某个有纪念意义的场合一起吃过饭的人，共同经历过一段特殊日子的人，前后脚骑过同一辆共享单车的人，出现在同一张大合照里的人，可能意味着某种重要的关联，也可能什么都不意味。信任，认识，记得，陌生，共同体，同代人，家族，语言，面孔，很多时候，我们已经无法区分这些关系的远和近，内和外。 编辑让我谈谈我写的小说，实在不知道怎么谈。写之前，写之时，写之后，似乎都不太需要再多说些什么。不过这也算一个契机，叫我逼迫自己去直面这两年的写作练习，或者说重新发现自己的动机和期待。有一篇叫《韦驮天》（《上海文学》2021/6），关于普通劳工和行动青年的两个世界的秘密交叠，还有一篇叫《清水，又见清水》（《小说界》2021/12），重写了自己曾写过的一个人物，尝试拜访她，推开她近来的生活。这些人物依然是从他们所居住的小区开始生发的，只是无法紧密成一团。在这次的《半熟之士》里，一个本地男性和一个外地男性交替陈述着各自在2020上半年的生活，其中又穿插出现许多在双方视线中来了又去的人，但交替并不意味着交集，时而很近，时而很远，因为喂猫而接触，在不必喂猫之后作无需告别的告别，大概就是这样。 有朋友问过，为什么总要把这么多事情放进来，一篇小说是受不住的。我的感觉是，天色暗下去之后，夜光的事物会显得更加刺眼。这是我们的真实状态。大范围的变动之下，各种事情不由分说横冲直撞地出现时，人会被打得七荤八素，我们很难去专注于某一个，我们能做的就是站起来，一一去接收，持续去接收，如果在接收的过程中可以稍微勇敢一点，比如喊出来，比如记住它，那么这种消化可能就是有用的。所以我感激写作这件事，它召唤我跳进一个一个深坑里慢慢回想，那些在白天的强光下没能对上焦的东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