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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文学批评 张学昕 批评是一种心灵的到达 张学昕 我不得不承认，多年以来，在我对文学的持续不断的阅读中，那些坚硬或柔软的文字，不仅没有缓解我内心与现实的某种龃龉和冲突，铸造起我内心的强大，反而愈发加剧了我对存在的焦虑、压力和紧张。我想，这种焦虑和紧张既来自我对文字过于轻率的理解，来自我对存在不能从容把握且缺少的洒脱和睿智，也源于我精神内涵的种种匮乏，以及我对不朽事物或境界的渴望。这也是我更为眷恋文学的理由。而我所恐惧的也恰恰是这一点。因为我面对的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叙述文本，而是那些文字背后复杂的文化和艰涩、迷乱的现实生活。我甚至深深地怀疑：我的批评文字作为个体世界的情感呈现和自我生命的载体，对社会生活和更多的“他者”又意味着什么？我的所谓对文学的“独语”的分量究竟有多大呢？因此，我常常在阅读和批评中不断地、惴惴不安地追问、反省自己有关文字的伦理。 我渐渐清楚的是，文学、文学批评都是心灵对整个外部世界和存在的一种精神性的秘密到达。它是一个心灵，从生活现场到写作现场的没有任何表演性质的一次勇敢的穿越，这时的写作，当然不再是也不可能是自我的原生态的复现，而是心灵对存在的“宽广”和丰富，对世界的一种耐心的倾听和对内在自我的寻找。这时的“批评”，与阅读一道，源于文本更依赖于生活，是摆脱任何功利和庸俗枷锁的一次次远行，是一个心灵道场和充满激情的狂欢仪式，是精神对事物的某种到达。这时的文学写作，心灵完全沉浸在语词的密林里，弥散出激烈和呐喊、宽柔或沉寂、疼痛与抚摸，暗示着写作者内心的美妙风景和百感交集，超越文本之外，到达生命本身。 我说过，我从不敢对文学有太多的奢望。我觉得更不要让文学、文学批评有太多的文学之外的负累。文学批评虽然不能即时性地解决我们现实的、个人的尴尬处境，但我坚信，文学会建立大于一切物质存在的宽阔和自由，她从黑暗而坚硬的存在中磨砺出耀眼的火光，显示出她的神奇。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她既不是摆设也不是附庸，而是前面提到的，是一种到达，我想，对于文学，对于心灵，这已经足够了。 从心灵出发所能呈现的文学现实，在经历了历史、现实世界的风风雨雨之后，必将会重新回到心灵的锚地。无论她有多少负载和承诺，有多少企盼或获得，有多少期待或无奈，有多少虚幻或梦想，有多少空虚或深刻，我们都会在对文学的心灵阐释中得到最大的快慰。文学是神圣的，她永远是一条道路，一条不断延伸、铺展开来的道路，让更多与文学有关的人们，穿越表象和某种意志的世界——到达。 这种到达，不会被任何外在于文学和心灵的意志指派，它是批评家具有阅读者和诗人双重身份的一次经验快感，是文本的另一次写作过程，是在精神、理性控制下又为理性力量所不能洞察的隐忍力量的朴素呈现。所以，从这个角度看，文学批评的高贵与尊严，并不在于它的权威性，而在于它的宽容、仁慈和激情。 我如何才能获得并保持文学评论写作的尊严和激情？ 2007年1月1日大连 文章刊登于《南方文坛》2007年第2期 批评家印象记 当学昕选择做一个文人 李 洱 四年前，经由林建法先生介绍，我与学昕得以成为好朋友。那时候，张学昕已经退出政坛。在从政和从文之间，他选择重新做一个文人。别人是学而优则仕，学昕是仕而优则“退”，一直“退”到个人。 在一篇自序中，学昕曾经说到，在这个时代，文学是一种体现个体生命的个人修辞学。对学昕的这一看法，我深为认同。学昕的说法，也令我想起捷克作家伊凡·克里玛的一个观点：写作是一个人能够成为一个人的最重要的途径， 正因为这个原因，许多有才华的人才将写作当成自己的终身职业。 当学昕放弃仕途，而把文学批评的写作当作自己的职业的时候，他其实是想通过写作来穿透社会和意识形态的限制、封闭和压抑，成为一个真正的个人。 从这个意义上，“退”不是退，而是进，一种面对困难的进。 从学昕对批评对象的选择，我们大致可以看出他的趣味，他的“幽韵”。 学昕最早的批评文字，大都与先锋小说有关。20 世纪90 年代末，在先锋小说退潮之后，他的目光仍然被先锋小说细微和丰润的肌理所吸引。学昕不是一个容易被文学潮流所裹挟的人。他更愿意手持书卷，隔岸观火，然后描述和分析火焰的变幻莫测的形式感，还有它激荡的烟尘。 学昕至今用力甚多的，是对苏童小说的研究。毫无疑问，苏童一直是一个独具性灵的优秀作家。苏童的小说意象丰饶，气韵生动，你从中几乎看不到意识形态因素的干扰，它们几乎是以自己的意志在向前滑行。学昕对苏童小说的研究，其注意力也往往集中在小说的叙事美学方面，他探究苏童个人的气质与小说风格的关系，探究苏童小说的唯美倾向，探究苏童为何执着于短篇小说写作。他的许多阐发，苏童本人是如何看待的，我并不知道。但作为苏童小说的爱好者之一，我以为学昕的很多阐发称得上思入微茫。 但我更想说的是，学昕之所以选择苏童作为自己最重要的研究对象，是因为他本人的心性和苏童小说之间，有着一种微妙的同构关系。 不仅仅是对苏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学昕对当代小说的关注，也大多集中于小说对“非现实世界”的诗性描述方面。甚至对阎连科至为沉重的《日光流年》，学昕关注的也主要是小说的“寓言结构”。学昕对格非的《锦瑟》以及李冯早年的戏仿小说，也非常欣赏。因为，用他的话说，他在这些小说中发现了新的“审美形式结构”。他认为这是个人经验、自由的虚构以及叙事策略的合谋，是一种“诗性生成”。 也正因为如此，我注意到学昕对叙事学研究大师华莱士·马丁非常推崇， 而在华莱士看来：小说意味着词与物之前的错误联系，或者是对不存在之物的言及。华莱士的话当然很有道理：词与物从来不存在着对等关系，“词中之物” 与“物”更不存在对等关系，否则“词”本身的价值和意义就将被取消。 任何一个人，只要他是从80 年代中期开始关注文学变革的，都能从学昕的此类文章中，找到贴己的经验。80 年代中期的文学变革，正是首先从“对不存在之物的言及”开始的，并由此为以后的中国小说提供了较为成熟的形式基础， 我后来曾在一篇文章中称之为“物质基础”。而对这种“物质基础”的长期研究， 使学昕可以轻易进入各类文本的内部。而深厚的学理背景和文学史意识，又使得他可以在“史”的维度上，对小说的价值和意义作出进一步评估。 就我有限的阅读而言，我以为《论当代小说创作中的唯美主义倾向》《多重叙事话语下的历史因缘》《唯美的叙述》可能都是当代文论中的重要篇章， 尤其是前者。我自己觉得，它可能是苏童研究之外，学昕在文学批评方面的标志性成果。学昕梳理了中国现代文学以来的唯美主义传统，谈到唯美主义在现代中国语境中的特殊的传播方式，进而探讨了当代小说中的唯美主义倾向，以及这种倾向在贾平凹、马原、苏童、张承志等人作品中的不同表现方式。 作为一种文学潮流的唯美主义小说，早已作古，但具有唯美主义倾向的作品，作为一种潜流却一直存在于世。唯美主义小说大多带有某种诗性特征，是学昕说的那种“‘非现实世界’的诗性描述”。唯美主义作品的最重要源头， 就是王尔德的《莎乐美》。在王尔德那里，它体现为非理性主义和肉体崇拜。但王尔德在中国的传播，以及随后的中国式唯美主义作品的出现，却奇怪地具有了另外一种反传统的意义，它奇怪地成为启蒙文化和消费文化的混合物。远的暂且不说，90 年代以后，中国式的唯美主义风格的作品，都在市场上获得了巨大成功，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另外一个有趣的例证是，网络文学除恶搞之外， 也大都是唯美主义式的。当唯美主义不再是一个美学高地，而成为一个消费平台的时候，文学批评有必要对此做出适当的辨析。 所以我以为，学昕对中国式的唯美主义作品的研究，其实很有可能涉及了在中国非常复杂的语境中，中国小说所面临的困境和诱惑，以及调整的必要。 在一篇文章中，学昕在谈到自己的文学批评时，有个夫子自道：我从不奢望文学或是批评能即时性地解决现实或个人的尴尬处境，可我相信，文学会建立大于一切物质存在的宽阔和自由，她从黑暗的坚硬存在中磨砺出耀眼的火光， 显示出她的神奇。所以，她既不是摆设也不是附庸，而是一种真正的心灵的到达。 我以为，学昕首先道出了文学和文学批评的有限性，同时学昕的理想主义情怀也在此暴露无遗，因为他认为文学将建立大于物质存在的自由。相比而言， 我可能没有学昕这么自信。但我对学昕所提到的“到达”一说，非常认同。无论是文学还是批评，我们都处于途中，我们的文字既是对抵达之途的呈现，也是对抵达之谜的探究。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更愿意把这把看成是一种宿命。只要你选择做一个文人，做一个个人，你就永远处于途中。 当我这么说的时候，我仿佛看到学昕端起了酒杯。学昕说：老弟，处于途中有什么不好？永远处于途中，就是一种理想主义的生存方式。没错！我承认， 永远处于途中，也确实是一种幸福。 我所认识的批评家，大多比小说家更能喝酒。个中道理，我想不清楚。有一位朋友说，这说明批评家比小说家更有诗人气质和激情，更豪爽，更有热肠。这话是否对路，我也想不清楚。 不过我知道这话用到学昕身上，是再合适不过了。我们每次喝酒，他都得照顾我，不然我会醉得不省人事。而学昕，却能在喝酒之后照样坐而论道，谈论当前小说创作的得失，谈论朋友们的近作有何新意。那个时候的学昕，真是可爱极了。 去年整整一年，因为家里有人生病，我在北京和河南两地奔波，心情极为焦虑，几乎只字未写。有一次在书店，我几乎昏倒在地。那段时间，学昕经常打来电话安慰，让我感动不已。学昕是个念旧的人，当文学圈越来越成为一个名利场的时候，我为有学昕这样的朋友而感动、宽慰。 与学昕交往的作家，有很多是我的朋友。如果哪天学昕向你介绍一个新朋友，你最好也把那个人认成朋友，我保证你没错。在这个时代，作为一个文人， 既没有多少利益可供分享，也没有什么山林可供归隐，剩下的也就只有友情可供追忆了，也只有友情可以使我们在保持个人性的同时，不至于感到凄清和无援。 北京昨日大雪，学昕远在更北的东北，那里一定也是大雪纷飞。“雪夜围炉” 是古时文人友情的重要象征，我们无炉可围，我只能写下这篇短文，作为学昕文章的札记，也作为对文人之间友情的纪念。 （李洱，时供职于《莽原》杂志） 文章刊登于《南方文坛》2007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