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毕飞宇 “玉米”三部曲 中篇小说《玉米》《玉秀》《玉秧》(通称“《玉米》三部曲”)初发于《人民文学》《钟山》时,即大获好评,以至有人惊呼那两年的文坛成了毕飞宇年,成了“玉米”年、“玉秀”年。毕飞宇的笔触涉及城市与乡村,贯通艺术与现实。对诗性的坚守,对精神的拷问,对深度的探求,对意义的追寻,都使得他在同辈作家中鹤立鸡群。毕飞宇小说出手甚少,而能篇篇抢眼,质量上乘。在他,灵气与哲思齐飞,凝重与潇洒一体;表现于《玉米》三部曲,便是笔补造化,惨淡经营,而又不着痕迹。人物心理的隐与显,人物行为的动与静,人物言语的直与曲,人物线条的浓与淡,人物轮廓的粗与细,写来皆恰到好处。平心而论,毕飞宇能够得成大器,时时执文坛牛耳,源于其良好的艺术悟性,扎实的人文底蕴,以及坦荡透明的性情。 放眼文坛,常常困惑于那些倚马可待下笔千万言的文人骚客,是怎样变戏法般似乎眼睛眨都不眨地写出了偌多文字,以“大跃进”的速度,以卫星上天的气派,以工业流水线的进程?于是,有人一年著书数本,有人则一年著书十数本,可谓洋洋大观矣。只是,在一种自来水式的写作状态中,必然失却了精血的浸濡,生命的贯注,灵性的翻腾。这样的文本,怎逃得脱速朽的厄运。然而,在一个泡沫化时代,以文字为手段,追名逐利,谋取商业最大值,已成常事,大批的文字垃圾由此催生。相比于那些把一杯蜜掺水后兑成一桶蜜甚或一缸蜜的作家,毕飞宇的厚积薄发至为难得。“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拒绝垃圾,拒绝水货,这是毕飞宇一贯的态度。宠辱不惊的毕飞宇像勤劳的农人,一如既往地在属于自己的文学自留地里精耕细作,小心侍弄。应该说,毕飞宇开创了一种平和而富激情的叙事艺术,不温不火,控制得当,仿佛地底的暗流,汹涌于无形;又如静静的脉搏,外表平和,内里则蕴含着生命的呼啸。 《玉米》三部曲没有令人掩鼻的伪贵族气。毕飞宇的叙事话语是朴野的,自在的,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的,因了长于拿捏人物心理,描摹世态炎凉,一应角色的移步换形,举手投足,均十分到位。毕飞宇审视人性和历史,拷问时代和政治,目光温和而冷峻。这决定了他的态度既是批判的,又是悲悯的,还带有那么一丝欣赏,一缕同情,一抹惋惜,一点留恋。凡此种种,作家纵笔写来,从容不迫,仿佛水袖飘飘悠扬舒展,营造出饱满的语言张力。尺水兴波,寸山起雾,毕飞宇称得上高妙的文字匠,优秀的盆景艺术家,更是汲纳天地精华、呼吸风露清气的地之子。 三篇小说讲述的都是与权力得失相关的乡村女子的命运,揭示了在一个贫瘠时代,权力对人性的腐蚀。作家以其对中国乡村社会体贴入微的观察,营构出奇特的陌生化效果。玉米的父亲王连方,多年担任王家庄村支书,权柄在握,专喜淫人妻女,为祸一方。玉米的母亲施桂芳一气生了七个丫头,让全家人引为憾事。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当惟一的男孩小八子终于出世,玉米便如小母亲般整天抱着弟弟,扬眉吐气地出现在村人眼前,展示自家威严。玉米家的希望与亮色,系于小八子一身,只因这个男婴长大后可以传宗接代。小说展示了根深蒂固的男权社会的价值观,进而揭橥在广袤的中国乡村,或曰广大的乡土中国,权力与性的一体化,它们之间奇妙复微妙的互生共存关系。 身为长女,玉米有主见,定力强,极会察言观色而不露声色。父亲的花心荒唐,母亲的平庸无能,众姐妹的良莠不齐,使她很快成为一家之主。玉米是正常的,健康的,又是畸形的,扭曲的。人精般的玉米,沉着,冷静,工于心计,凡事处心极虑,一石数鸟,仿佛高明的棋手,每一步都藏着杀着蓄着后势,其精明强干,殊不逊于大观园中的王熙凤。玉米少年老成,心事重重,使命意识强烈。王连方多行不义垮台后,两个女儿(玉秀、玉叶)在看电影时遭到村民报复性的轮奸,自此玉米一家的生活走向大滑坡。出身乡村土皇帝之家,从鲜花着锦烈火烹油之盛,到门前冷落任人欺凌之境,对于玉米,这种落差极强的生命体验,比起鲁迅式的从小康之家堕入贫困,或许更甚。虽居于乡村,文化程度有限,但在精神气质上,玉米算得上是一位知识分子,是乡村的精英;相比于众姐妹的麻木,她是高度敏感的,能够一叶落知天下秋,望腾云而感神龙。她善于等待时机,一俟风云际会,必可扶摇直上。 玉米这一形象,颇似苏童《米》中的五龙,糅合了农民/知识者的双重共性,而又不无真实。古往今来,多少风云人物、时代精英,均来自乡野,融知识者的敏感自尊、农民的顽强坚韧而为一种巨大推力,将其从最底层,推向青云端,一鸣惊人,一飞冲天。“将相本无种,白屋出公卿”,任何时期,真正成大气候大功业的,往往就是这些坚如磐石韧如薄苇的乡间子弟。但身为女流,在中国这样源远流长的男权社会,在一个男性话语占绝对统治地位的语境中,玉米们的挣扎,终不免吊篮打水一场空。莎翁说,弱者,你的名字是女人。在大厦将倾之际,玉米比谁都更能深切体会到那遍披华林的悲凉之雾。于是,在突如其来的变故面前,她恐惧了,颤栗了,惟有当机立断,埋葬心底最后一抹彩虹,选择与权力的媾合,通过嫁人的捷径光耀门楣,以弥补父亲这个浪子带来的耻辱。 正如柳粉香所说的:“做女人的可以心高,却不能气傲,天大的本事也只有嫁人这么一个机会,你要把握好。”在嫁人方面,玉米是审而慎之的。玉米与前程看好的飞行员彭国梁的恋爱一度轰轰烈烈美妙销魂,但她还是清醒地守住了最后一道防线。王连方下台后出门远行,撇下偌大一个家由玉米操持。父亲的失势,妹妹的被辱,彭国梁釜底抽薪式的毁婚,令玉米痛定思痛,毅然下嫁中年丧妻的公社革委会副主任郭家兴,把自身献于权力的祭坛。舍不得孩子打不得狼。婚后的玉米,以自己青春和尊严的丧失,在床上极尽迎合之能事,赢得郭家兴怜爱,自此她也有了人上人的感觉。小说展示了玉米强烈的权力意识和爱面子心理。比如,每当玉米回村探亲,家中姐妹便会穿戴一新齐刷刷冒出,旺盛的人气,让村民们充分感觉到玉米气壮如牛的存在,从而敬畏有加。 玉米诸姐妹,都是那个贫瘠时代中国妇女的缩影和标本。玉米身上,既多爱的饥渴、爱的诉求,更多理性的把持。在与飞行员恋爱的过程中,她总是处在焦灼、疑虑、不自信中,担心沦为世界的弃儿;终于,焦灼的白日梦化为碎片。经历了青云无路的悲苦,欲振乏力的困惑,玉米一步步山重水复,又一步步柳暗花明,总算有了一个体面结局。对于玉秀,生命则成为无望的追逐,“零落成泥碾作尘,惟有香如故”。玉米、玉秀们的理想,是那样地绵软如水,轻盈似梦,而又沉重如铁,如铅,如石。在时代的湍流中,她们抗争过,努力过,但不幸地,却往往沦为鞭子下的陀螺。玉米内心深处,其实颇多凄风苦雨。相形之下,还是玉秀更为主体化、感性化、心灵化一些。 乡村社会是个奇异的世道,一方面视男女偷情如家常便饭,一方面又极重妇女(处女)贞操。玉秀的悲剧,便源于其处女贞操的被剥夺。性格即命运。作为天生的风流种子,玉秀漂亮,热情,机灵,特立独行,有着无知的聪明,单纯的狡黠。她虽遭人蹂躏,授人以柄,却不甘沉沦,试图抓住一切机会改变命运,实现自小有之的隐秘理想。人往高处走,玉秀确如一条小花蛇,一只小狐狸,伸着火红的舌头,媚态可感。她以姿色拼前程,以青春赌明天,惜乎无人能用真情与之交换。心比天高,身为下贱,玉秀在姐姐姐夫家的做小伏低,仰人鼻息,为的只是咸鱼翻身,图个稍好的前程。这个热爱生命的女子,疏于理性,失于算计,惯于跟着感觉走,终导致人生的步步失利。一个女子,为了改变自身命运,无所不用其极,确也不易。在作家眼中,性,政治,伦理,就这样与权力奇异地交织为一体。小说写出了人,写出了人性的复杂与多变,人在特定历史中的种种主动或被动的选择。玉秀的结局究竟如何?不得而知。小说为我们留下了特定的意义空白。也许,玉秀能够找到自己的真爱;也许,玉秀会在一无所有中破罐子破摔……相比玉米,玉秀的命运,是真正值得牵挂的。 玉米的性格,是装得像,敛得住,严丝合缝,滴水不漏。她和玉秀间有明争暗斗,亦有亲情联盟。玉米对玉秀的种种震慑、施压、绥靖,威福并下,都不无深意存焉。权力是迷人的黄金枷,而玉米甘愿为之桎锢。通过床上的百般迎合,玉米似退实进地操纵着郭家兴,达到种种目的:先让自己进了供销社,又让妹妹进了收购站——这些都是人人羡慕的好单位。玉米左右逢源,长袖善舞,大事小事一起抓。当玉秀与郭家兴的儿子郭左,这对伦理意义上的侄子与姨妈擦出爱情火花时,精明的玉米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决然快刀斩乱麻,向郭左吐露了玉秀遭人轮奸的家丑。正如《金锁记》中曹七巧向女儿的恋人恶意告知女儿吸食鸦片的隐私、致令劳燕分飞一般,玉米也成功掐断了这段大好恋情。郭左终于怀着暧昧的不甘将玉秀睡了,之后远走高飞再无音信。痴情的玉秀则因此怀孕,从此开始了人生的新一轮劫难。“我为女子,薄命如斯;君是丈夫,负心若此”,读来怎不唏嘘。 在主人公们置身的特定语境下,我们悲哀地发现,性已成为一种可资交易之物,尤其在与权力相对时。王连方担任村支书,二十年间几乎睡遍了全村的女人;郭家兴身为公社干部,可以在中年丧妻后堂而皇之地娶妙龄女子作补房;魏向东是校卫队负责人,充分利用现有职权,逼玉秧步步就范,满足其变态情欲。郭家兴、王连方、魏向东,满口革命话语,其态俨然,实则恣意渔色,假公济私,客观上构成了对荒诞时代不动声色而最为有力的反讽。毕飞宇深刻道出权力对人性超时空的凌虐,不作空泛的狮子吼,却分明蓄满了火力,开足了马力。毕飞宇以其谨严笔法,巧妙遏止住四溢的激情,将其拢为强有力的一束。作为当代乡土文学中的上佳之作,《玉米》三部曲投放着作家的经验、梦想和辉煌。一部书,三个故事,三个不同性格不同命运而血脉相连的女人。三姐妹中,玉米自具雄鹰雕鹗般的气度,玉秀有着不甘久居乡野的张狂,玉秧则于平庸中见慧黠。她们纷纷梦想远方,而追求的途径不一。通往远方的道路上,处处是榛莽,遍地是陷阱;在一次次飞升又一番番坠落中,她们变得身心俱疲,却永不放弃努力。 作家从容游走于历史、政治、权力、伦理、性等主题,以对既往历史图景丝丝入扣的描摹,直抵生活本质。和苏童、叶兆言们一样,毕飞宇受福克纳、马尔克斯、塞林格、博尔赫斯等西方作家影响颇深,但又完全是本土特色的,不见丝毫洋派作风。澹定从容的《玉米》三部曲,浓处得浓,淡处得淡,注重笔墨的疏密,讲究叙事的繁简;语言则精致传神,张驰有致,几可化百炼钢为绕指柔。如写小唐阿姨见了玉米,“脸上笑得相当乱”,即可见出作者一以贯之的对语言打磨的偏好。苏北方言的运用,水乡风物的描摹,更为作品平添几多风韵。毕飞宇以清爽干净的文字,复苏了一个时代的记忆,成为那段并不久远的历史的引路人,也为解读那个时代提供了一份丰富的全息化报告;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日常情境,在作家笔下获得了精确展开。 玉米与彭国梁互通款曲,村人竟肆无忌惮地拆阅他们的信件,令玉米恼羞成怒无地自容。在王家庄,是没有个人隐私和心灵空间的。王家庄,如同鲁迅笔下的鲁镇、未庄,彰显集体无意识的可怕。这坚定了玉米冲出王家庄的决心。玉米出嫁后,生活在流言中的玉秀也在王家庄呆不下去,只好外出投奔玉米,靠姐夫之力,当上了人人羡慕的收购站司磅员,最终却在恋爱问题上未能自持,导致身败名裂。玉秧赶上了改革开放的时代,凭自己的真才实学冲出王家庄,考取县师范学校,却不幸遭遇阴鸷变态的学生处钱主任、黄主任,尤其遭遇了“三种人”出身的校卫队负责人魏向东。在魏向东指使下,玉秧充当了“密探”。她本有着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憧憬,如与校园诗人楚天心照不宣的恋爱,但后来却因无知将楚天出卖,致使楚天在魏向东的严厉审问下发疯,毁了一个才子的前程。因了玉秧的告密,女同学庞凤华与班主任在谈恋爱时被“捉奸”,酿造出更大的悲剧。玉秧变成了整人的帮闲,尤可叹者,是她沦为性无能/性变态者魏向东泄欲的玩物,且对此麻木不仁,委实可悲。 《玉米》中还写到了有荡妇恶谥而性情不俗的女子柳粉香。她的故事,完全是红颜薄命这一母题的生动写照。这个曾经风流惹眼的乡村演员,因行事不检,落得草草嫁人,心有不甘地充当了王连方多年的情妇。作为玉米的映衬,这一形象颇具参照价值。中国妇女的命运,透过毕飞宇小说尽可观照。彭国梁在部队听到村人的风言风语,便落井下石般地给玉米写信责问:“告诉我,你是不是被人睡了?!”令玉米百口莫辩。初次县城相亲,郭家兴即与玉米同房,彰显赤裸裸的性掠夺者嘴脸;事毕郭家兴见玉米下身没有出血,不甚满意地说:“不是(处女)了嘛!”知道误会后才对玉米倍加呵护。已非处女的玉秀则始终认为,再好的东西,也换不回自己的女儿身。在传统贞操观的重压下,千百年来,中国女人的历史,似乎就是一部性奴隶的历史。毕飞宇以《玉米》三部曲,完成了对男权世界的深刻鞭挞,既挖掘女性自身的先天贫弱,更抨击了某类男人与畜生异形而同性、异质而同构的一面——王连方如此,郭家兴如此,彭国梁如此,郭左亦如此,魏向东更是如此。 女性以其萃集日月精华、钟毓天地灵秀之美,成为宇宙间至为可爱的生灵。妇女的解放,从来就是人类文明的标尺。古往今来,人类社会进行了一次次的努力。在西方世界,已经颇见成效地大致实现了男女平等,实现了民主与自由在两性间的公正施与。而在中国,尤其在中国广大乡村,这几乎还是纸上谈兵。想一想花木兰式的“谁说女子不如男”,这样豪情冲天关乎两性平权的乌托邦宣言,这样白日梦式的自我认证,也须通过男扮女装、通过改变女儿身来获取,怎不心寒。男人的世界很大很大,女人的世界却很小很小;她们何时才能冲出心灵的巴士底狱,奔向融融春光呢?毕飞宇小说,深刻揭示了经济、文化、政治、权力对人性的多重绞杀。 玉米、玉秀,这些出身乡村的中国广大女子,世世代代,一直成为性掠夺的对象和资源。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在她们,只有首先赢取男人的欢心,才可一同得道升天。相形之下,那些获得了初步自主权和民主权的城市女子,就幸运得多了。玉米、玉秀们还只是在为了一个初级阶段的奋斗目标苦苦挣扎,结果如何其未可知;她们奋斗一生的终点,也许尚远不及一个城市女子的起点,可她们仍在不屈不挠地奋斗着。这已足够可歌可泣。当女人沦为男权世界的附庸、商品和点缀时,也便有了一曲曲红颜悲歌。中国文化吃人的一面于此尽显。 《玉米》三部曲寄寓了作家对女性命运的深沉思索。中国妇女的命运是可叹的。她们承受了过多因袭的重担,背上了过于沉重的十字架。闺中女儿的幽怨,延续了几千年文明史;凄苦的灵魂,在集体无意识的重轭下苦苦挣扎。作为“胜利者”的玉米如此,作为失败者的玉秀如此,作为观望者的玉秧亦如此。实际上,置身无爱的世界,玉米三姐妹终不免要心为形役,走向异化;她们的青春,都在悲凉缥缈中消磨、零落。我们读出了毕飞宇文字背后那种遮蔽不住的大同情、大沉痛。 飞行员彭国梁,一度成为玉米的阳光,玉米的福音书。玉米迫切渴望一片自由的天空,作爱的翔舞和情的歌唱;然而青春不解红尘,岁月不谙人心,当玉米意识到再也不能耽误时,惟有痛定思痛下嫁郭家兴,藉此实现一己的升值。从玉米的泼辣、精明,甚至有些阴鸷分裂的人格,我们绝难看到那一抹绚丽的人性曙光。倒是在玉秀玉秧身上,更可体现出人性的本真。玉米七姐妹中,玉米精,玉秀灵,玉穗憨,玉英乖,玉叶犟,玉苗嘎,玉秧甜。高处不胜寒,生活得格外体面的玉米貌似显赫,实则悲苦,毕竟,她真正的爱情是一去永不返了。玉秀则先遭轮奸,后遭诱奸、抛弃,仿佛托尔斯泰《复活》中沦落风尘的玛丝洛娃。她已是伤痕累累,岂可再望高飞远翥?聊可慰者,是玉秀从与郭左的一段短暂的无爱之爱中,悟到了爱的真谛,在几经磨难后变得成熟而富于母性了,这对其一生,对其略显浅薄的性情或许不无沾溉。貌似木讷的玉秧,在满足魏向东变态情欲的同时,也学会了以此做交易,达到毕业后留城的目的。在玉米诸姐妹中,她是靠了自己的勤奋与努力走得最远的一个,昭示了一种新的方向和可能。“别了,旧生活!”“新生活,你好!”(契诃夫《樱桃园》)我们惟有祝玉秧,也祝玉米、玉秀们能够真正作别往昔,生活得更美好。 毕飞宇专事创作而不废理论,抽象思维与形象思维相得益彰。优雅锐利的风格,对节奏、语速、语感的明晰把握,对文字弹性、密度的精确追求,指向克制而激情的叙事艺术。他笔下所写,乃是现实生活的体验与经验的显现,偶尔也有合理想象的成分,总体上隐含着对一个时代秉持的特定价值判断。应该说,毕飞宇笔下的王家庄,与莫言的高密东北乡、苏童的枫杨树乡,庶几可同怀视之。而与“红高粱”“米”一样,“玉米”,这一普通庄稼或曰作物的名字,也因此获得了超乎本体的意义的延伸。 在我看来,毕飞宇的文本不像熟透的红苹果,更像鲜亮的青苹果,带着一层淡淡绒毛挂满枝头,青青之气拂人;入口品尝,其味道则甘美与红苹果无异,只是外形不同而已。毕飞宇作品之妙处,当作如是观。正如他早已成了名声响亮的文坛俊彦,身上却不见所谓“大腕”派头,跟某些当代码字师的名士气十足形成鲜明对照。毕飞宇是个心态健康的阳光型作家,某种程度上,这一点也决定了他文本的价值。 毕飞宇的创作精雕细琢,耐心打磨,决不率尔操觚。鲁迅当年评价台静农小说能够“将乡间的死生,泥土的气息,移在纸上”(《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这话用于毕飞宇同样合适。在一片喧嚣的后现代声浪中,毕飞宇以其对终极真理的探求,深入底里地揭橥乡村背景下女子世界无言的悲哀,执着吹响启蒙的号角,显示出创作主体苏世独立、横而不流的境界。毕飞宇已经在文坛沃野,种下了属于自己的金灿灿的“玉米”。某种意义上,他开创了一个“玉米”的时代——既是他自己的,也是中国文坛的。毕飞宇的小说,是天真的纯粹的,是安宁的舒展的;它们不是飘荡在云空,而是扎根于民间,立足于大地,充满美丽的忧伤,泥土的气息。《玉米》三部曲象征着创作主体健旺的生命力。作家正是从感动别人和感动自己中,获取一种高峰体验,抵达自由之境。 对历史、哲学、语言、艺术颇多领悟的毕飞宇,未曾濯足游戏写作之浊流,而是致力于知识分子个人话语的纯粹表达,字里行间不见枯槁的说教气。上世纪九十年代以降的新生代小说,固多可观,而人文的贫血、价值的失位、自我的复制,文化主题的虚伪与虚无,亦势所难免。无疑,毕飞宇的创作富含激情、思想、终极关注、乌托邦等诸多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学元素,力求超越生活表象,以更为高远更为本质化的形而上情怀,取代所谓血淋淋赤裸裸的原生态的真实观,从而与玩世不恭的后现代写作泥淖保持了自觉疏离。在当下庞杂的文化语境中,毕飞宇的择善固执,诚可敬佩。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