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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陈晓明 现代中国文学 早在2011年，我申请下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百年中国文学与当代文化建设研究”，这个题目比较难把握，关键在于如何把握“百年中国文学”与“当代文化建设”之间的关系，重心不可偏颇，精要处要阐释准确，是故有诸多踌躇。思考数年，才写下这篇导言。琢磨这个题目的要义就在于：要去把握住百年中国文学如何开创中国的现代文学，如何完成传统文学与现代文学的转变，由此建构的现代社会的精神理念和审美价值，如何塑造了中国现代社会的精神文化，直至今天依然在发挥积极作用，支撑和促进中国当代精神文化的建构，推动中国文化积极强劲地展开伟大的实践，不断更新自我，充满活力而面向未来。 我们面对“百年中国文学”这个时间概念，“百年”的时间跨度究竟有什么含义?百年标示出的时间意义的本质究竟在哪里?“百年中国”说白了，就是传统与现代的区别，这一百年可以在中国三千年的历史传承的时间历程中独立出来，如果不是因为它具有“现代”的意义，并且因为这个现代意义有力量来继承、变革并且确立“传统中国”，那么“百年中国”的独立时间单位则不可想象，并且也没有必要。只有“现代”使这“百年”独立成史，独立于世，成就自己。 也正因为此，“百年中国文学”的概念也必然是在“现代”的意义上被确立，被赋予内涵。就其历史发展历程来看，“百年中国文学”以“五四”新文化运动及白话文学革命为始，确立自己的现代品格，开启了面向现代艰巨而伟大的深远行程。固然，在1990年代，关于“现代性”的论述成为学界热门课题，甚至构成了人文学的知识框架体系，也就是说，1990年代以后的人文学如果不是在“现代性”的知识视野背景上来讨论问题，很难建立起在当代知识话语体系语境里可展开对话的历史观和价值体系。因此，在我们表述“现代”时，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内含“现代性”之意。但是，“现代”与“现代性”显然不能完全等同，在某些语境中二者可以通用，在另一些语境中并不能等同。简要区别在于，“现代性”是一种不断进步的时间观念和有世界面向的发展态势。而“现代”则更多社会历史元素，它在进行和展开一种新的社会塑形建构。因此，在讨论“现代性”时，可以向后溯源历史的时间可能会越来越早，以“五四”为界，这是中国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直至八十年代对“现代文学”历史时段划分的经典依据。1990年代以后，随着“现代性”问题成为热点，“晚清现代性”，以及“晚明现代性”都成为重要论题。中国现代文学的时段也被推到以晚清为起点，甚至以晚明为起点。 尽管关于“现代”(或现代性)的论述多种多样，但是，我们把“百年中国”理解为是中国进入现代的历史时段是可以确认无疑的。这个“进入”当然不一定是“起源”或“源起”，“进入”是一个时间节点，但此前无疑会有漫长的预备期，潜在的铺垫期。历史在某些时刻显现出重要性，会发生重大事件，会产生出重要后果，这些都是某些历史时刻会被划上标记的依据。直至今天，1840、1895、1900、1911、1919、1921……这些时间标记，都形成了我们理解的“百年中国”的最初起源性的时间标记。它们刻写在“百年中国”的时间历程中，也积淀下来，影响后世，以不同的方式重现或显灵。 很显然，本论题的难点在于：如何确立百年中国文学与当代文化建设的对应点?百年中国文学在精神文化、价值理念、审美感知的现代创造方面，产生了不胜枚举的成就和作用，选择哪些点或面，并非易事；同样，当代文化建设所需要夯实、厘清、加强的方面无疑是多种多样的。就“百年”和“当代”而言，任何选择都可能会顾此失彼、挂一漏万。但不管如何，我们的论题不可能包罗万象和面面俱到，我们只能有所决断，有所侧重。显然，我们必须抓住那些最为重要的、根本的方面；同时也只能就我们力所能及的理解，力所能及的可操作性来做出我们的构想。因此，在处理这个课题的大框架时，我们归结出六个面向，以此作为研究方向：即传统转向现代的面向、世界性的面向、大众化的面向、伦理建构的面向、民间再发现的面向、网络与视听开启的新媒体面向。我们拟从这六个面向来梳理百年中国文学建构的精神价值一直支撑着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并且直至今天培育涵养中国文化健康发展。尽管各个维度将要做出具体探讨，在这里，笔者先行进行提纲挈领的阐述，以求对本论题的宗旨和思路有一个概括且明晰的交代。 如果我们确立百年中国文学的基本特征是“现代”的话，那么，其变革的根本关节点在于传统，也就是完成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固然，把历史视野放长远看，传统始终在起作用，但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中，对传统的克服、改变和超越，成为一个历史起源性的任务。正如钱理群、温儒敏和吴福辉指出的那样：“新文化运动本质上是企求中国现代化的思想启蒙运动。在西方现代思潮影响下，先进的知识分子总结了晚清以来历次社会变革的经验教训，意识到中国要向现代社会转变，建立名副其实的民主共和制度，必须在意识形态尤其是价值观领域彻底反对封建伦理思想，击退在辛亥革命后愈加嚣张的尊孔复古逆流。和以往历次变革不同，新一代知识精英开始把思想启蒙作为自己的主要使命，他们相信只有国民精神的解放才会有社会的革新变化……” 因此，在思想文化上，以现代白话文学变革为突破口，乃是一项紧迫的时代要求。1916年底，当时在美国留学的胡适，写下《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收到文稿，迅速发表在他主编的《新青年》杂志1917年1月号(第2卷5期)。这篇文章拉开了现代白话文学革命的序幕。紧接着，陈独秀在下一期的2月号发表他撰写的《文学革命论》进行呼应。其文学革命的主张更加鲜明激烈，并明确提出“三大主义”作为新文学革命的标志。 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化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旗上大书特书吾革命军三大主义：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胡适与陈独秀的文学革命主张就是要改变以文言文为书写语言的中国古典文学的传统，建立全新的与口语相一致的通俗易懂的现代白话文。这样的文学革命，包含着社会变革的理念。胡适与陈独秀都有一个愿望，那就是期待中国社会进入现代文明，国强民健，现代中国才能屹立于世，不受西方列强欺侮。1918年5月，鲁迅在《新青年》第4卷5期发表《狂人日记》。这篇寓言式的小说，对传统中国给予了强烈的批判，以文学创作的实绩宣告了中国现代文学迈开步伐。彼时有胆识的文人学子的共识是，中国社会走向现代要从文学开始。陈独秀说：“此单独政治革命所以于吾之社会，不生若何变化，不收若何效果也。推其总因，乃在吾人疾视革命，不知其为开发文明之利器故。”此前，在1902年11月14日的《新小说》上，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就说道： 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 中国现代的革新家们都认识到，中国要进入现代社会，首要的是要进行文学、文化和思想观念的改变。中国文学从古至今都是社会现实的反映，人生经验的表达。现代则更集中在改变现实社会的时代使命上。在现代中国，人的改变与社会的改变紧密相连，相互促进，这使文学的社会功用变得空前强大，也反过来使得现代文学在社会中获得了广泛传播的空间。 固然我们可以看到，现代的革新家们，对从传统向现代变革表现出了激进的姿态，其急迫性在于当时的历史形势，中国民族遭遇列强的欺侮，以及看到欧洲及日本实施现代化后获得的成就，这对中国的有志之士构成强烈刺激。事过境迁，我们当然可以反省现代激进变革的“矫枉过正”之过，但纵观百年的历史经验，我们也依然可以看到传统向现代转变的历史意义，也可以看到革命前驱们肩扛黑暗闸门的伟大和英勇。我们今天需要去审视的更应该着眼于积极的方面，亦即这一激进的现代变革给百年中国带来的建设性意义。落实在文学领域，百年中国文学在拓进现代转型方面开辟的道路，至今引导着中国社会的现代文化建设。追本溯源，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考察： 一、确立了现代启蒙主义的自主平等的价值观 李泽厚在他影响卓著的《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一文中，把“启蒙”确定为现代思想最核心的内容。尽管在历史进程中，被“救亡”的历史紧急任务所压倒，但在现代思想的缘起意义上，“启蒙”无疑是最初的历史要求与思想特征。李泽厚援引陈独秀1915年9月15日发布在《青年》杂志(创刊号，《新青年》前杂志名) 第 1卷第1号上的《敬告青年》为据。陈独秀之“敬告”如振聋发聩之声。时年36岁的陈独秀告诫青年说：“盖自认为独立自主之人格以上，一切操行，一切权利，一切信仰，唯有听命各自固有之智能，断无盲从隶属他人之理。”他明确提出做好“新青年”的六大主张，“一、自主的而非奴隶的，二、进步的而非保守的，三、进取的而非退隐的，四、世界的而非锁国的，五、实利的而非虚文的，六、科学的而非想象的。”在李泽厚看来，这就是倡导现代启蒙的明确主张。“这时先进的知识者整个兴奋的焦点不再集中在政治上，而是集中在文化了。” 以达成“最后觉悟之觉悟”，在文化上战胜封建统治的基础(“儒者三纲之说”)。整个革新的知识阶层都把文化启蒙视为中国进步，中国进入现代要迈开的第一步。新文化运动的伟大事业就是要展开现代思想的解放。胡适指出：“我们当日批评孔孟，弹劾程朱，反对孔教，否认上帝，为的是打倒一尊的门户，解放中国的思想，提倡怀疑的态度和批判的精神而已……新文化运动的根本意义是承认中国旧文化不适宜于现代的环境，而提倡充分接受世界的新文明。” 夏志清后来在阐释胡适的思想时指出，文学革命的初期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那就是国人对人文主义的浓厚兴趣，认为人的尊严，远远超他作为动物和市民的需要之上。1918年6月，胡适发表《易卜生主义》一文，倡导个人主义，引起热烈反响。紧接着，1918年12月，周作人在《新青年》上发表《人的文学》，试图阐述作为人的“灵”与“肉”的二重统一。他倡导作家正视人生，在描写表现普通人的平凡生活中，表现出爱心、同情心和道德感来。 显然，历史的变化迅速打破了中国知识阶层的文化启蒙理想，反帝的救亡任务紧急摆在国人面前。按李泽厚的解释，启蒙性的新文化运动与救亡性的反帝政治运动二者很快合流在一起，它们起到了互相促进的作用。“新文化运动的核心人物与原来搞爱国反帝的人合在一起，构成了五四运动的骨干或领导。” 固然，启蒙与救亡的“变奏”，最终是救亡压倒了启蒙，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全面入侵中国，救亡图存、革命解放成为中国民族的生死抉择。文化启蒙也必然要转换历史角色，面对民族生存的战斗来重建新文化。因为救亡图存的紧迫任务的推动，使得现代启蒙具有了更为丰富切实的内涵，现代启蒙精神说到底，就是爱国求真、破除迷信的精神。 在整个现代进程中，“启蒙”确立的那些进步理念、革新思想也借助救亡与革命得到更加广泛的传播。救亡与革命在文化上恰恰是最需要借助于新文化的样式，实际上也正是如此，尤其是革命文化的创建立足于启蒙的基础上，以适用于革命的任务与目标再加以展开。当然，在这样的进程中，文学作为现代最重要的文化样式，无疑也是启蒙思想最主要的形式。红色革命在中国的展开直至取得胜利，也是借助了左翼革命文学的宣传力量。现代以来的中国文学确立的启蒙价值理念，一直贯穿在百年文学的精神实质中，这不只是传承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社会理念爱国精神，倡明科学，破除迷信，崇尚民主，就是在革命文学运动中，文学要充当唤醒民众的号角，引导人民建立新中国，创建新生活，这里面都是一种启蒙精神在起作用。启蒙构成了百年中国的内在灵魂，也是中国几代作家自觉而始终不渝的精神追求。直至今天我们奉行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是贯穿着五四以来的启蒙精神。这也使得百年中国文学，既回应社会时代的紧迫问题，开辟中国现代文化的独特道路，同时也与世界优秀文学保持着精神上的沟通。 二、建立起文学与社会人生最为广泛和密切的联系。 新文学运动的宗旨，按通常意义的理解，其出发点是“新旧思想的冲突”，“他们是站在反封建的自觉上去攻击封建制度的形象的作物——旧文艺”。这就决定了现代新文学与社会人生建立起最为广泛和密切的联系，其目的在启蒙民众，让更为广大的民众能阅读文学，当然也就促使文学从士大夫的案头上走向社会，走向普通民众。参与到新文学运动中去的作家们达成的现代觉醒便在于他们意识到文学要反映社会人生，文学要贴近普通民众的生命经验。茅盾在1935年为《中国新文学大系》写的导论里曾说道，“文学研究会”虽然并未发布什么明确的宣言，但有一句话却是他们的基本态度。在当时是被理解作“文学应该反映社会的现象，王统照，叶绍钧，落华生，以及其他许多被目为文学研究会派的作家的作品里，很明显地可以看出来”。这显然是一个了不起的现代文学的态度，为“人生的文学”一直成为“文学研究会”的宗旨，其创作实绩也非常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精神。自新文学运动始，短暂的时代激情爆发过后，浪漫主义文学并未在中国土地上生长起来，却是现实主义扎下根来，成为大树，且根深叶茂。郑振铎在《五四以来文学上的论争》一文，非常赞同茅盾的观点，即“文学是时代的反映”，他肯定茅盾在《社会背景与创作》中提出的观点，认为是他们的共同见解：“我觉得表现社会生活的文学是真文学，是于人类有关系的文学，在被迫害的国里更应该注意这社会背景。”从五四新文学时期的“为人生的文学”一直贯穿到解放区为工农兵的文学，直至新中国成立后为人民的文学，这一条主线体现了中国百年文学的主导精神，显现了它的艺术特征，也显示了它的成就。 鲁迅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一面旗帜，他率先为新文学做出了探索，为现代文学革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鲁迅的小说创作，就是本着为时代发出心声，为社会呐喊，要亮起爱的大纛，竖起恨的丰碑!在鲁迅为新文学大系小说卷写下的导言时，他自评自己的小说创作，从1918年5月起，《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的陆续出现，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在那时被认为“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颇激动了一部分青年的心。鲁迅在分析自己创作变化时，揭示出了中国新文学的社会特质。《狂人日记》因为暴露了家族制度的礼教的弊害而影响深广；《肥皂》《离婚》等，“减少了热情，不为读者们所注意了”。这表明新文学只有切中社会问题，反映人民大众关切的问题，才会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由此也表明其鲜明的时代特征。鲁迅在评价汪敬熙、罗家伦、杨振声、俞平伯、欧阳予倩和叶绍钧的创作时，一方面指出他们在艺术上(技术上)的幼稚，但另一方面却肯定他们每作一篇，“都是‘有所发’而发，是在用改革社会的器械”。 当然不只是鲁迅，所有现代作家都是以改革社会为文学的责任，即使创造社打出“为艺术而艺术”的旗号，他们的行为也依然与社会关切紧密相连。郑伯奇就指出：“若说创作社是艺术至上主义者的一群那更显得是不对。……郭沫若的诗，郁达夫的小说，成仿吾的批评，以及其他诸人的作品都显示出他们对于时代和社会的热烈关心。所谓‘象牙之塔’一点没有给他们准备着。他们依然是在社会的桎梏之下呻吟着的‘时代儿’。”这是很中肯符合实际的评价。 试想巴金在1930年代创作的《激流三部曲》(《家》《春》《秋》)激动了多少青年的心灵，召唤他们从旧式家庭走向大千社会，投身历史变革的大潮。茅盾写作《子夜》费尽心机，就是要回答中国社会究竟要走什么样道路，民族资产阶级是否有能力摆脱帝国主义的钳制，引导中国社会走向现代。茅盾的创作难题在20年后，又在柳青的笔下重现，柳青也是要回答完成土地改革后，中国农村社会究竟要走什么样的道路。梁生宝作为一个理想化的人物形象，反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对新型农民的想象和寄托。在改革开放时期，文学更是走在拨乱反正思想解放运动的前列，从“伤痕文学”到“改革文学”，从“朦胧诗”到“知青文学”，从“寻根派”到“先锋派”，百年中国文学在20世纪下半叶同样的风起云涌，改革社会，启迪民众，召唤人民，推动进步。看看当年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为工厂体制改革提供了探索的范本，让无数的工人激起对改革的希望；看看莫言的《红高粱家族》，对一个时代民族心理的表现，给予当时内在分离破碎的思想文化提示了重构的可能性；看看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反映了历史大变革时期，乡村青年的不同命运，成为底层青年寻求自我奋斗经典启示录；看看陈忠实的《白鹿原》，在1990年代中国文学走到困境的时期，重新塑造了民族精神，把传统文化的价值重新引入现代以来已经断裂的文学叙事。这就是百年中国文学始终有能力举起国民精神的火炬，吹响民族前进的号角，促使中国民族在精神上自强、自尊、自信，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卓越的贡献! 三、完成了传统文言文书写向现代白话文写作的转变。 百年中国文学发展至今，五四时期的白话文学革命功不可没。中国经历漫长的三千年文明，要进入现代，首先要完成语言、书写、表达、交流、传播的现代转型。正是陈独秀和胡适发起现代白话文学运动，将现代白话文迅速向社会普及，成为中国人走向现代的交流语言。很显然，在这一现代进程中，百年中国文学始终为汉语言的纯化、精练做出探索，并始终赋予其当下活力。 胡适在《新文学的建设理论》中指出：“文学革命的目的是要用活的语言来创作新中国的新文学——来创作活的文学，人的文学。”固然，发起白话文学运动胡适与陈独秀立下汗马功劳，但中国几千年的文学传统中，就始终有白话文学的滥觞。五四白话文学直接前提就是晚清的桐城派，胡适既看到桐城派的“复古”，但也不否认他们把散文做到了明白通顺的一条路上，这也是以复古之名顺应时代变化的需要。胡适做一部《白话文学史》，从汉代到唐代，只能算半部文学史，但却是提出了极其精辟的见解，为现代白话文学寻求传统合法性依据。胡适宣称，古文在汉武帝时就已经“死了”。当朝丞相公孙弘就写奏章称，“文章尔雅，训辞深厚，恩施甚美”，别说老百姓，就是普通小官吏也看不懂。因为科举制度，中国传统古文保持它的体式，而白话文学和白话语言却也保持了它的纯真。胡适不无激动地宣称： 中国的统一帝国与科举制度维持了二千年的古文势力，使国语的文学迟至今日方能正式成立，这件事于国语本身的进化也有一种间接的好影响。因为国语经过二千年的自由进化，不曾受文人学者的干涉，不曾受太早熟的写定与规定，故国语的文法越变越简易，越变越方便，就成了一种全世界最简易最有理的文法。古人说，“大器晚成”，我不能不拿这四个字来恭贺我们的国语了! 胡适圆融大气，故而他不那么激进，他既反对传统中的文言文，也从传统中寻找源流依据。但是，他这是推翻向来的古文正统独霸文人写作的主流，为传统白话文寻求源远流长的脉络。只是胡适清理历史源流，注重客观地寻求白话文学变革生成的历史前提和条件。胡适也积极肯定晚清前辈在探索新文体新语言表达方面做出的努力，这些努力大多并不成功，也因此表明胡适陈独秀的白话文学革命要走得彻底。晚清的语言变革潮流一直在涌动，但却存在书写文体与社会传播表达的分裂。胡适分析说，文学革命的背景有不相关的两幕：一幕是士大夫阶级努力想用古文来应付一个新时代的需要，一幕是士大夫之中的明白人想创造一种拼音文字来教育那“芸芸亿兆”的老百姓。所以，胡适召唤一种自觉的，有意的主张，这才可能产生文学革命的效果。1918年4月，他发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把文学革命的目标“化整为零”，归结到“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十个大字上。他写道：“我们所提倡的文学革命，只是要替中国创造一种国语的文学。有了国语的文学，方才可以有文学的国语。有了文学的国语，我们的国语才可算得真正国语。国语没有文学，便没有价值，便不能成立，便不能发达。”胡适这段话振聋发聩，为白话文学运动清理出一条学理的路径，也最为清楚明白深刻地道出了百年中国文学与新文化建设的内在关系。 显然，胡适陈独秀创建白话文学，就是要用“活的文学”来创立新的文学史观，为现代中国的文学史确立新的起点，新的正宗，白话文学可以用来“创造中国现在和将来的新文学，并且要用那‘国语的文学’来做统一全民族的语言的唯一工具。”说到底，新文学的变革是中国现代文化变革的前提和基础，中国进入现代的文化建设只有建立在最为广泛为人民大众接受的白话文的基础上，才能开辟广阔的现代文化道路。现代启蒙的核心使命之一(也是其最卓越的成果)就是现代性的文化民主化，其一是通过现代教育，其二是要有能进行最广泛交流的现代语言，而后者还是前者的基础。完成现代白话文的建设，民族国家的统一，人民的觉醒觉悟，人民的组织动员才可能最为有效率地进行。现代性的文化建设的核心内容是文化的民主化趋势，也就是最广大的人民有权利有条件接受现代文化，分享现代文化的成果。在这一意义上，毛泽东在1942年5月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是现代文化民主化，也是现代革命文化建设最重要的纲领文件。毛泽东提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提出文艺的普及与提高的辩证关系，提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民族风格，这是把现代白话文学革命运动推到一个更新的更普及的阶段。毛泽东指出： 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不熟悉工人，不熟悉农民，不熟悉士兵，也不熟悉他们的干部。什么是不懂?语言不懂，就是说，对于人民群众的丰富的生动的语言，缺乏充分的知识。许多文艺工作者由于自己脱离群众、生活空虚，当然也就不熟悉人民的语言，因此他们的作品不但显得语言无味，而且里面常常夹着一些生造出来的和人民的语言相对立的不三不四的词句。许多同志爱说“大众化”，但是什么叫做大众化呢?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 在毛泽东的《讲话》精神指引下，从延安解放区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文学，都强调以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具有民族风格的文艺作品为广大人民服务，这是现代白话文学获得最为广泛传播的政治动力。革命文学提出要向人民群众学习生动活泼的语言，最贴近生活的语言。毛泽东创造性地指出，要学习人民群众的语言，就要在情感上和他们真正打成一片。在延安解放区，革命文学一直奉赵树理为典范，其根本缘由在于赵树理的作品通俗易懂，贴近生活，口语化，真正做到“我手写我口”，而且是普通群众都能明白的语言。像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能赢得各方面的赞赏，在于它最大可能地使用浅显明白的现代白话文，把乡村生活的风土人情和新生活的变化表现出来。赵树理为现代白话口语化的融合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的《李有才板话》以口头快板的语言形式，使得小说叙事语言与民间戏曲语言可以最大限度地结合在一起，创造出更富有口语特征的现代叙事文体。赵树理后主编《故事会》多年，特别注重现代叙事文体的普及与通俗化工作，这使文化程度不高的人民群众可以最大可能分享现代文学的成果。 百年中国文学推进现代白话语言的建设，并非只是一味走通俗易懂，明白浅显一路。在与世界优秀文学交流的过程中，20世纪中国文学以开放的势态广泛接受外国文学的影响，积极有效地促使现代白话文学的多样化发展。大量的世界优秀作品翻译成现代白话文，也极大可能地丰富了中国现代白话文学的语言表现力。中国作家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外国作家作品的影响，显然，语言的影响是其中重要的部分。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文学深受俄苏文学影响，俄苏文学的广袤开阔、浩然大气以及悲剧气质，深刻影响了中国五六十年代的文学。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五六十年代翻译的不少俄苏文学水平甚高，尤其是在翻译语言方面，信、达、雅也是对现代白话文学的一个锤炼过程。1980年代以后，改革开放，世界优秀文学作品更大量地被翻译，这里面虽然良莠不齐、鱼龙混杂在所难免，但整体上是积极有成效的。特别是现代派作品在1980年代进入中国，极大拓展了中国作家的视野，丰富了中国文学的表现力。在语言方面，也更大可能推进了汉语言文学的复杂化和精致化，在文学语言表现的个性化、准确性、独特性方面，都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因此，汉语言文学会出现王蒙的作品那样的舒畅辛辣、风趣幽默的语言风格；会有莫言那样铺陈叙事、挥洒自如的作家；也有陈忠实、贾平凹那样本色朴素却别有滋味的作家；也有张炜开阔悠长、抒情浓郁的句式；还有曹文轩清新俊秀、唯美优雅的词句；还有苏童、格非、孙甘露那么典雅华丽、飘逸俊秀的语言；也有余华冷酷精练，准确如刀锋般的文字。总之，百年中国文学在现代白话语言方面从革命到建设，对中华民族的母语起到精炼提纯、普及通俗化以用规范化和典范化的作用。它构成了当代中国文化存在的基础，也使当代中国文化的建设可以向更多方面推进。 四、建立起以人的形象和心理情感为表现中心的文学审美观念 中国文学源远流长，近三千年的文学史，也是一部丰厚的中华民族精神史。传统中国文学至少有两个传统，一个是诗词曲赋形成的抒情传统，自《诗经》到唐宋诗词，完成了它的伟大成就；另一是史传的传统，以《春秋》《左传》《史记》为源头，传承两千多年。这一传统分流出文章的脉络和小说的流向。前者不用说，汉唐古文，明清小品，出了无数的名篇佳作。而就形成文学的气象势态而言，中国古代的四大名著，主导是史传传统，兼融诗词抒情。《三国演义》《水浒传》可谓是史传传统，《西游记》又可见神话志怪传统，《红楼梦》则把小说叙事与诗词歌赋结合得完美无缺。现代中国的文学革命，小说这一文体获得空间发展，如梁任公所言，“欲新一国之国民，必先兴小说”，这几乎是“小说救国论”。现代中国的小说，固然有继承传统史传一面，但更多受到外国文学的影响，特别是欧洲十九世纪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文学的影响。在表现人物和刻画人物的心理情感方面，展开了现代中国的创作。自鲁迅1918年发表《狂人日记》以来，百年中国文学在塑造各种人物，表现人物的心理情感之复杂和丰富方面，表现社会生活的广阔性和全面性方面，无疑做出了不朽的贡献。一部现代中国文学史，当然也是中华民族走向现代的精神传记，也是心理情感的见证。 百年中国文学创造了众多的各式各样的人物形象，这些人物构成了我们认识现代社会的典型形象。鲁迅笔下的阿Q成为国民性批判性反省的参照物，每个人身上或多或少都有那么一点阿Q精神；茅盾最早写出了吴荪甫这样的民族资本家的形象，对于认识中国早期现代工业化面临的困境无疑极有意义。巴金的《家》《春》《秋》则召唤了无数的青年走出封建家族，投身现代社；张爱玲的作品则为旧社会的消逝唱响了挽歌，她写出了人物微妙细腻的心理，给新旧交替的时代留下了最为真切的心理传记。确实，中国现代文学在处理人的情感和心理方面，与社会历史的互动做出了卓越的努力，这也是当时的历史情势使然。但这并不等于中国现代文学就是粗线条地表达人的情感和社会心理。吴晓东在《临水的纳蕤思》一书中，特别处理了中国现代派诗歌的艺术母题，显现出他独有的敏锐和细腻的艺术感觉。他特别谈到现代派诗人的“心灵的形式”。他分析了何其芳的《画梦录》中的《独语》：“设想独步在荒凉的夜街上，一种枯寂的声响固执地追随着你，如昏黄的灯光下的黑色影子，你不知该对它珍爱还是不能忍耐了：那是你脚步的独语。”吴晓东分析说，诗中的“我”低低地唱起了“我自己的歌”，“这使得诗中的抒情主人公那激动的歌声化为无望的吟唱，也由此转成一种独语。诗人在确立了诗中独语式的宣叙调的同时，也确立了自己的倾诉姿态。” 诗人这种情感心理的丰富和复杂性，显现了现代情感的样态，其“独语”的姿态却展开了中国现代性的另一个面向。后来，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狂风暴雨的政治运动中，何其芳一直是一位英勇的斗士，但他还是难以释怀他的“独语”姿态。从1952年1月到1954年5月，何其芳才完成这首并不长的九节诗作。最后一节这样写道：“我的翅膀是这样沉重，/像是尘土，又像有什么悲恸，/压得我只能在地上行走，/我也要努力飞腾上天空。/你闪着柔和的光辉的眼睛/望着我，说着无尽的话，/又像殷切地从我期待着什么——请接受吧，这就是我的回答。”显然，这里与其说是“回答”，不如说是“独语”。在轰轰烈烈的革命年代，何其芳的诗作也没有完全掩蔽他的真实的心境，他的“独语”在那个年代算是另类声音，但却也保留了那个时代诗人和知识分子的复杂心理，诗为知识分子的心灵留下一份证词。 总体上看，1949年以后，中国文学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旗帜下，着力创造能体现社会前进性的人物形象，这些理想化的人物固然有一定的观念性，但他们的存在也有其历史必然性和必要性。柳青《创业史》中的梁生宝，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农村变革时，这样的人物形象表征了历史渴望，农民可以自觉地跟党走，可以自觉带领全体农民走向新的生活。其乌托邦的理念色彩也显现了激进现代性的历史渴望。与之相关梁三老汉则更多还原了农民当时的心理状态，他们对土地的眷恋，对乡村传统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维护。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贺敬之的诗抒发了强烈的共和国情感，其讴歌表达了那个极其困难的时代，怎么去召唤人民前进。事过境迁，人们可能会认为其中的感情不无夸大之嫌。但从激进现代性的角度看，其必然性和正当性也未尝不能理解。“文革”后，朦胧诗横空出世，激发起一个时代诗情，个人自我和时代社会构成了一种内在强烈冲突，这种冲突生发出汉语言诗歌在情感和想象方面的巨大能量，也为时代建构一个民族的丰富心理和精神信念提示了一种超越性精神。 百年中国文学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一源流的变革中，始终有着与时代密切关联，而这种关联，正是抓住富有召唤性的人物形象塑造和触动集体意识的时代情绪。这突出地反映在1980年代的改革文学方面。如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柯云路的《新星》，前者塑造的乔光朴为工厂改革提供了时代英雄的范例，后者则为中国乡村改革召唤来破解困局的救世英雄。到了20世纪后半叶，百年中国文学的内涵已然发生极大的变化，内在的断裂、分歧、变异、转折纵横交错，悲观者看到它的坍塌与混乱，乐观者看到它的生机与创新。但整体上的丰富多彩和气象万千是无法否认的。作家塑造的人物具有更加广阔的历史背景，内涵更为深刻的反思与批判意识。张炜的《古船》里隋抱朴寄寓了作者更多的乡村道德意识和人伦情怀；而陈忠实的《白鹿原》里的白嘉轩，第一次正面标举了传统文化的肯定性价值，这在20世纪批判传统的思潮中还是第一次。虽然此前张炜的《古船》已经肯定乡村的伦理，隋抱朴的自我反省色彩略重，白嘉轩则召回乡约和祠堂——这些在20世纪作为封建主义的落后文化的四旧，现在被高调请出，在1990年代劫后归回，在当时如空谷足音，率先唤醒了沉睡的传统文化的魂灵。这样的人物具有时代转折的意义，虽然白嘉轩后来的腰还是被黑娃打弯了——阶级论的合理性陈忠实也依然难以割舍。至于白嘉轩秉持的传统宝典，陈忠实也不得不给予反讽。小说的结尾白嘉轩还在执迷于那块风水宝地，陈忠实自己也产生了动摇，因为历史的实践结果也嘲弄了白嘉轩的理想。但是，这样的人物恰恰是立在1990年代转型的思想文化交叉路口，其意义不可低估。 1990年代之后，中国文学呈现多元化格局，再难有某一个人物作为时代的典型形象，概括一个时代的精神和情绪，表达全社会的共同愿望。多元化也造就了各种各样的小人物、小叙事，却也以中国文学从未有过的多样化的形态表达了中国人迅速变化的生活，表现了我们这个古老民族焕发出来的创造活力。中国文学在深入细致表现人物的心理情感、行为方式、生活情态、语言风格方面，呈现万象更新的局面。1990年代出现的第三代诗人，他们或者寻求语词的细微变化，或者表达微妙的诗意情感，或者巧妙地在日常事物之中发掘诗性的反讽，甚至机智地表达戏谑与自嘲，第三代诗人的语言是丰富多变的、个性化的，他们运用语言的能力远远超过前辈诗人，典雅与精致、凝练与微妙，放任与粗陋，应有尽有。汉语白话文学发展到如此地步，在表现情感和心理方面，已经远不是早期白话文学革命所期待的把话语说明白，说得浅显易懂。在复杂与微妙、丰富与多样性方面，1990年代以后的中国新诗拓展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最为生动地表现了当代中国人的心理情感。 五、建立起现代大学的文学教育体系。 百年中国完成现代转型最重要的标志就在于废除了传统的科举制度，创建起现代大学教育体系。而在现代大学创建进程中，中国文学教育无疑起到奠基性的作用。陈平原在谈到“文学史”作为一门学科的建立这一问题时，他强调文学史并非“不证自明的知识分子体系”，“从古已有之的‘文章流别论’，转化为今日通行于学界的‘文学史’，应归功于西学东渐的大潮。这里涉及晚清以降关于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五四文学革命提倡者的自我确证，以及百年中国知识体系的转化。此外，还有一个重要环节值得格外关注，那便是教育体制的嬗变。在20世纪中国学界，‘文学史’作为一种‘知识’，其确立以及演进，始终与大学教育密不可分”。这段话固然旨在说明“文学史”作为一门学问创立与中国的现代社会到来相关，尤其是与大学教育体制的兴起相关，反过来，也正好说明了“文学史教育”支撑了现代大学兴起以及各学科的创立。 事实上，现代大学建立之初创立文学学科，反倒强调传统文学教育，奉古典为圭臬。据陈平原考证，1903年颁布的《大学堂章程》，在“文学科大学”里专设“中国文学门”，主要课程包括“文学研究法”“《说文》学”“音韵学”“历史文章流别”“古人论文要言”“周秦至今文章名家”“四库集部提要”“西国文学史”等十六种。现代中国的文学教育乃至于以文学为基础的大学的人文教育，其现代启蒙精神一直没有抵牾传统对大学精神的理解。《大学》有言：“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张载有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在现代时期的中国文学教育中也一直是学子们的自诩。但新文学教育并非只是“新瓶装老酒”，因为新文学方兴未艾，在现代大学中，开始大量教授外国文学。外国文学的课程量占比相当高。有研究成果表明，从二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中国当时的绝大多数高校的外国语文人才培养模式均设置丰富与专深相结合的文学课程群：“其中，既有希腊罗马文学、西洋文学、欧洲文学、英国文学、法国文学史、圣经文学、演剧术、比较文学等概要性课程，也有古代文学、伊丽莎白时代文学、中古时代文学、复兴时代文学、维多利亚时代文学、18世纪文学、浪漫派文学、19世纪文学、近代文学等以时代划分的西洋文学分期课程，还有西方小说、西方戏剧、英美诗、英国诗史、英国戏剧史、英国小说史，以及莎士比亚、但丁、骚塞、弥尔顿、培根论文、欧西文学批评、翻译等根据文学体裁划分的专题课程。”从这些课程的设置中可以看到，现代时期中国大学的外国文学课程的开设相当全面，而且具有专题的研究深度。这使现代中国大学的文学教育对整个现代文化的建设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 百年的中国文学以开放的态度广泛吸收世界文学的优秀成果，它也构成了中国大学文学教育的有机部分，它与传统中国文学教育相辅相成，有效地培养了中国民族的现代精神气质。在五六十年代，中国大学学习苏联模式，几乎中断了欧美文学教育，苏俄文学成为大学教育的重头戏，虽然不无偏颇，但也使普希金、托尔斯泰、果戈理、屠格涅夫、高尔基等苏俄作家影响一时，其积极有益的方面也不能忽视。1980年代之后，在拨乱反正的旗帜下，文学走在时代前列，文学也成为大学里最为学子们追捧的课程，尤其是现当代文学和外国文学，在大学里风起云涌，创造了最有活力的大学生活。 很显然，大学里的文学教育关涉到文化传承和母语教育，只有大学里的文学教育摆正了，坚持守正创新，中国社会的价值标杆才能竖立起来。2014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考察座谈时指出： 推进中国改革发展，实现现代化，需要哲学精神指引，需要历史镜鉴启迪，需要文学力量推动。文史哲研究要关注人们的精神世界，关注社会现实问题，积极回应社会关切，帮助人们更好认识自己、认识世界，确立不断前进的方向和信心。这是当代学术研究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凝练概括了大学的人文学术所具有的责任和意义，它不只是关涉到大学自身的建设，同时也关涉到提升整个社会的认识水准，关涉到中国的改革发展、实现现代化的重大任务，直至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的使命。 温儒敏曾经解释过大学中文系的“守正创新”在今天的意义，尽管他主要谈的是北京大学中文系，但也可以视为对当代中国的文学教育对社会文化传承和批判性思考所起的作用。他以现代文学研究为例：“提到现代文学研究的两个传统，其实今天我们的思考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被鲁迅、胡适等人的问题所规约的。在当时无论是鲁迅和胡适的分歧，还是陈独秀与胡适的论战，他们的基本命题仍然是今天中国的问题。另外一点比较重要的是，我们应该意识到，中国近代这百年形成的思想资源搭配得很不错，我们有五四传统、左翼传统，有胡适的实证和自由主义，也有鲁迅的对现代性核心问题批判的立场，有国家哲学也有市民日常生活意识形态，等等，这些思想总是在进行有效的对话。当时持有不同观点的各个社会力量都很平衡。近百年来的历程和文学积淀，虽然不成熟，但是仍然在不同时期形成了有效的对话。”大学的文学教育一直起到千百年的文化传承作用，也培养了学生的批判性思想能力，进而影响到社会进步，影响到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六、始终维系和重新焕发出传统的意义和价值。 固然五四新文学打出旗号张扬文学革命，变革时期矫枉过正，对传统的贬抑也是事实。所谓“桐城谬种”“选学妖孽”之类的攻讦，打上鲜明的时代印记。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实际上也经历过一个漫长的潜移默化的过程，例如“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表述在现代文学的建立进程中就道出了传统与现代的内在联系，而且历史变革并非一蹴而就，只是某些重大历史事件使变革加剧或趋于完成而已。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选择五四时期为时间标记，也是建构起一种合乎历史愿望的历史叙事。五四随后的历史，尤其是在文学史这一脉，其与传统的内在联系始终存在。例如，上文提到的现代大学文学教育，古典文学就占据了很大的比重。在具体的作家身上，他所受到的传统教育构成了他的文化素养底蕴，与作家对新文学/现代白话文学的追求交织一起，构成其作品的内在质地。在五四时期，比较激烈地对待传统的作家，如鲁迅、胡适、郭沫若等人，他们的作品中的古典文学内涵也是抹不去的；而依然浸润于传统中的作家，如废名、许地山、周作人、沈从文等，传统亦是他们作品中的精神灵魂，这些都是新文学的伟大成就。百年中国虽然内含剧烈的变革与断裂，但中国作家赓续传统的抱负始终没有放弃，即使在1949年以后要建立社会主义革命文学，作家对传统依然念念不忘。1952年，冯雪峰发表文章《中国文学中从古典现实主义到无产阶级现实主义的发展的一个轮廓》，在《文艺报》数期连载。冯雪峰力图去阐明现实主义在中国的传统，虽然他的着眼点是强调五四启蒙主义文学与无产阶级文学建立的内在联系，但他依然要把中国古典传统中的现实主义作为中国社会主义文学的渊源。冯雪峰引高尔基的观点作为尚方宝剑，高尔基说：“文学上有两种基本的‘潮流’或倾向，就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既然高尔基如是说，文学史上就有现实主义，中国古典文学当然也不能例外。冯雪峰从《诗经》与《楚辞》算起，历经汉代到唐代，再到宋元明清，现实主义精神一直贯穿在中国古典文学传统中。冯雪峰要把鲁迅作为中国古典现实主义的直接继承人，这主要是就其精神实质而言。就冯雪峰的这一观点，也重新弥合了新文学传统与中国古典文学之间的裂隙。当然，这里面隐含了冯雪峰的理论抱负，那就是把现实主义的根基立在中国的传统与五四新文学辩证统一的根基上。 毛泽东在《讲话》里就明确提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问题，这显然是强调尊重文化的民间传统。1956年8月24日发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指出：“艺术有形式问题，有民族形式问题。艺术离不了人民的习惯、感情以至语言，离不了民族的历史发展。艺术的民族保守性比较强一些，甚至可以保持几千年。古代的艺术，后人还是喜欢它。”1964年9月1日，毛泽东为中央音乐学院学生来信做出批示，提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观点。毛泽东的这一精神多年来贯穿于中国文学的创作实践中。1980年代改革开放的进程中，中国作家大量学习借鉴外国优秀文学的经验，但也从未忘记对传统的继承和更新。1980年代中期的“寻根文学”唤起了关于传统文化的记忆，也使中国作家在现代化的选择中开始关注传统的文化价值。1990年代，中国文学有一个传统回归的潮流。1993年，陈忠实出版《白鹿原》，贾平凹发表《废都》，前者第一次把乡村的文化传统和中国民族精神推到肯定性的高度，后者则试图在美学风格上复活传统。90年代中国文学有一个乡土叙事的回潮，这次回潮并非简单地重复传统，而是在广泛吸取世界文学的优秀成就，将其内化为中国文学的经验。例如，莫言、贾平凹、张炜、阎连科、刘震云、阿来等人，他们讲述20世纪中国乡村的故事，内里包含着丰富的世界文学的经验，既有19世纪欧美现实主义文学的传统，也有晚近的世界现代主义乃至后现代主义文学的经验。尤其是1990年代后期以来的乡土叙事，已经可以在综合的水平上内化现代和后现代的文学经验。莫言1980年代的《红高粱家族》，1990年代以后的《丰乳肥臀》《檀香刑》《生死疲劳》《蛙》等，当是20世纪优秀文学经验的集大成之作。阎连科的《受活》、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在乡土中国叙事的本色中糅合进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诸多的主题和艺术方法，而且不露痕迹。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作家自觉秉承传统使之与世界优秀文学经验相结合，真正激活了传统，赋予了千年中国文学传统不断自我更新的活力。 总之，从以上六个方面，我们大致概括了中国从传统向现代变革转型的路径、方向和成就。显然，百年中国文学丰富而复杂，多样且矛盾，并非我们能条分缕析一览无遗。百年文学的变革经历风雨的洗礼，血与火的锻造，这一变革过程异常艰辛困苦，但中国的文学家们，以血肉之躯，以灵魂与精神，向民族起誓，向未来开拓，留下这样的或那样的文字，一直到今天仍然激动人们的心灵，因为那是为历史作证的篇章。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