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键词：《最后的农民工》 杨志军   杨志军和他创作的长篇小说《最后的农民工》 距离上一次采访杨志军先生，一晃10多年。2010年他的长篇小说《伏藏》问世，立刻与他之前的《藏獒》一起“洛阳纸贵”，至今仍是许多读者的挚爱。近日，作家出版社推出杨志军50万字的新作《最后的农民工》。 当一个农业大国正需要用全新的工业和城市的崛起走向未来时，农民工以一种不可遏制的气势出现在大浪翻卷的潮线上。作为城市建设的主力军，这个群体在文学作品中却常常被轻忽。杨志军的《最后的农民工》以青岛为背景描写了农民工的群像生活、情感，还有他们所从事的行业。小说中倾情讲述了这个庞大群体在挺进城市之役中的沉浮悲欢，表现了他们的坚韧与机敏、自尊与偏狭、淳朴与贪婪、良善与驳杂，洞透人性复杂的同时，依然葆有理想的辽阔力量。 于是，就有了10多年后我们又一次对谈。其内容像他的小说一样，从慢热至高涨，有冲突有和解，许多小说内里与外围的风景徐徐展开…… 让青岛成为文学的坐标 奚同发：您父亲是河南孟津人，不知您回过孟津没？ 杨志军：去过河南，但没回过孟津。 奚同发：《最后的农民工》读来令人震撼，气势恢宏，波澜壮阔，人物众多，情节跌宕曲折，语言充满张力，被认为是“一部开阔奔涌的城市发展史”“一本饱满丰盈的心灵成长录”。 杨志军：谢谢。 奚同发：随着中国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许多农民开始进城谋生。他们也随之作为主角进入文艺作品。比如1984年，深圳《特区文学》刊发了打工者林坚的短篇小说《深夜，海边有一个人》，打响全国反映打工文学的“第一枪”。1991年播出我国第一部反映打工者生活的10集电视剧《外来妹》，聚焦广东经济改革大潮中挣扎在最底层的一群来自北方农村的打工者，引起观众强烈反响。时至今日及以后相当长时间，农民工仍将是一个广大的社会群体。您的小说标题为何称其为“最后的”？ 杨志军：“最后的”含义自然是多样的：有产业工人和农民工日益紧密的融合，有农民和工人身份认证的模糊，有乡下人和城里人差别的缩小，有执着地想做一个城里人的观念的消解，有农民工群体精神道德的完善或开始，有小说中人物的死亡、离去和新生。还有一个更为现实而深刻的原因：在中国几乎所有的城市都出现了农民工对城市的接管，从制造业到建筑业再到服务业，从重工业到轻工业再到商贸业，都是以农民工为基石支撑起了整个行业。要是有一天农民工全部撤离城市，一夜之间城市就会瘫痪。同时也很难想象如果农民工不是与时俱进地提高自己的素质，未来中国的精神层面将是什么样子。如此重要的人群，却鲜有诗歌和小说表现他们，我要用文字给他们立一座碑的想法，也就变得理所应当而水到渠成。从现状看，虽然农民工拥有工作的机会，拥有建造城市和创造未来的能力，一部分也拥有一定的经济基础而使自己成了命运的主宰，却并没有获得真正的话语权，还无法在文化层面上表现自己，无法为自己说点什么，比如阻止别人管他们叫“农民工”，因为事实上他们已经远远超越了原先那个“农民进城打工”的概念。这种话语权缺失的状况一定也是“最后的”，我相信。 奚同发：这部小说写了多久？ 杨志军：从开始写作到完成修改，用了差不多一年。 奚同发：小说中大量出现青岛的街道、建筑、风物地标等。一看就是作者有意而为之。这种实名实景的写作是否对你的写作构成某种限制？影响虚构？作为一部小说，尤其长篇小说，完全可虚拟一个地名。记得您的《伏藏》就写到多个真实寺院。您当时说是有意挑战写作难度。不知这一次用意是要宣传青岛，还是其他？ 杨志军：我不是第一次写青岛，此前还写过长篇小说《潮退无声》《无岸的海》《海底隧道》，中篇小说《齐王田横》《永远的浪漫》《风中蓝调》《海上摇滚》和一些短篇小说。在青藏高原生活了40年，我1995年来青岛，迄今已有26年，我知青岛，青岛知我。青岛的发展史也是这部小说中人物的成长史，青岛是一座农民工用厚茧之手托起的城市，农民工的潮水般涌入，早在1897年青岛开始依托小渔村小商埠建造城市时，就已经发生了。而它的现代化进程，则完全依赖于农民工的第二次潮涌。 具体说到这部小说，首先是挑战自己，看一个异乡人对青岛熟悉到什么程度。其次是想让青岛成为文学的坐标。这当然不是一部作品就能完成的，好比我用“荒原系列”和“藏地系列”让青藏高原成为文学坐标一样，是一个漫长而表现多样的过程。尽管坎坎坷坷、跌跌撞撞，尽管我写得不好，也可能永远写不好，但命中注定我是来青岛写作的，也是来写青岛的。 我之于农民工，一是等同，二是不如 奚同发：小说中呈现的许多细节，比如汇款单，一个生活费，一个棺材费，等等吧，可以看出来，您对农民工生活十分熟悉。小说的素材是怎么得来的？有没有与农民工朝夕相处体验生活的经历？ 杨志军：生活就是生活，不是素材，也用不着刻意体验，居高临下的体验往往带着浅薄的怜悯和虚伪的屈尊，我不愿为之。我之于农民工，一是等同，二是不如。我有农村生活的经历，有农民工的亲戚朋友。写完《最后的农民工》之后，我还和妻子跟着表弟去了一趟妻子的老家河南汝阳，但这跟“体验”无关。我就一草根作家，跟农民工一样生活在底层，完全明白他们的甘苦和种种想法。我最想体验的是“高层人”的生活，却始终没有机会。 奚同发：小说中的人物以常发财、马离农、罩子形成的多条线索，采用的第三人称与第一人称交叉叙事的结构，这种写法处于什么样的考虑？是创作之初确定的，还是与原来的设想不同发生了变化？回头看，小说与之初的结构设想相比，是否达到预期？ 杨志军：这是一开始就想好的，用两种人称完成小说的叙述，看能不能有一种截然不同而又相辅相成的效果？我以为第一人称亦即《一个农民工的自述》的加入，让故事从感性走向了理性，从精神走向了物质，好比有了一种结实的兜底。“自述”的主人公是马离农，他是城市的拯救者：建立“劳务公司”，用松散的农民工拯救需要夯基打墙才可以挺起的城市；承包海鲜食品厂，用破釜沉舟的勇气拯救濒临倒闭的企业和下岗工人；修建“记忆岛”，用捡拾破烂的作为保留了这座城市被愚昧和无知拆除的许多老房子。最后他返回家乡种果树，实现了乡下人和城里人的一体化。马离农的价值不仅在于智慧和勇气，还在于日益稀缺的良知和道德亲和力。以他为中心，组建起了一个各具情态的农民工群体：陶三、船生、包爷、君保、鸿儒等。这些人物可以让我们反观自己，我相信默然神会者有之，自惭形秽者有之，见贤思齐者有之，冷然嘲笑者有之。而不管哪种情态，都是我的希望。 奚同发：整部小说时间跨度很大，一看就是志在书写一座城市的现代发展史，这无形中给写作者带来极大的难度，既要关注时代的宏观，还要保证细节不出纰漏。比如小说中涉及改革开放之初的情节，出售色情磁带之类，一直到出现雾霾的近些年，算来几十年跨度里，各色人物不断出现，他们身处不同的背景，从生活层面到内心都发生着各自的变化。而小说，尤其长篇小说中人物的“脸谱化”也是许多作家写作中十分注意的事情。这一方面，您有没有考虑？在写作中您又是如何规避的？ 杨志军：这部小说中写到许多人物，有的越变越好，比如常发财、马离农、翠萍等；有的越变越坏，比如李带来、老段等；有的由好变坏，比如张乐年、刘惠民等；有的由坏变好，比如陶三、包爷等。我书写的是“人”，不是好人与坏人。如果模式化地认为小说中的人物只可以由好变坏，或者由坏变好，那才是一种真正的“脸谱化”。常发财固然是好人，而且一好到底，但别忘了这是他走向生命终点的必由之路，别忘了他的启示：悲剧的美学意义在于价值的毁灭，他体现了我对那些道德败坏的资本英雄的不屑。面对一种温饱有余、底线危机的生活，人生的首要目的就是如何做人，他想做一个“雪白的人”，想做一个对别人有用的人，动力来自天性。老段和李带来之所以能干出那些龌龊的事，首先在于禀赋不良，再加上物质的诱惑，只能一恶到底。恶人变好人，首先要抗拒基因对人的拖拽。而天性善良的人，即便是欠了两条人命的罪犯，最终也会在忏悔的海洋里洗白自己，完成自我拯救。比如罩子，他死了，因悔罪而死，救赎灵魂的是他从娘胎里带来的美德。他开始是精神痛苦的好人，后来是走向自首的罪犯。他告诉我们：完美的人格并不排拒人的罪错，悔过也是花，当纠错的芬芳袅然飘来，首先抹去的就是他的所谓“脸谱”。人的善恶有很多成因，简单区分只有两种：先天与后天。面对先天，我们既有恶的挥发，也有善的掘取；面对后天，我们既有恶的染濡，也有善的熏陶。而作家要做的，便是在两极世界的互相眺望中，在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对抗中，找到书写的平衡。 理想主义是我永不放弃的标志 奚同发：从小说中人物命运的走向，可以看出来杨老师是个理想主义者。或许这也是许多作家能坚持写作的一个重要原因。那么，杨老师是否在乎读者对小说中人物的理想和现实的取舍？这部小说中的几个主要人物，写作前做了哪些预设，您对自己的写作结果是否满意？ 杨志军：理想主义是我永不放弃的标志，从30多年前我的第一部中篇小说《大湖断裂》和第一部长篇小说《环湖崩溃》开始，到《藏獒》《伏藏》《西藏的战争》，再到《最后的农民工》，我都是一个严酷的道德理想主义者。时至今日，我们缺少的仍然是建树道德标准的能力和为理想牺牲的精神。现实是一种客观存在，所有的作家在作品中都会拉开距离，不同的是有的向下，有的向上。我选择向上，因为所有那些让我景仰的伟大作家，教会我的并不是写作的技巧，而是一种在泯灭中发出光亮的勇气，一种脱离名利的引力场跃然而去的力量。我希望读者能看到小说之外的针对性，不要再相信那些貌似深刻的说教：丑恶的才是现实的，高尚的必然是脱离的。就算是“批判现实主义”，其最终目的也是为了建树，而不是为了毁灭，比如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雨果、狄更斯……这些伟大作家所建树的理想大厦。人类几千年向风慕义的道德精神，永远是我们最重要的参照系，尽管物质资本一贯都在鄙视它们。好的作品既是“照相”的，也是“绘画”的，不是生活中没有常发财、马离农、罩子、翠莲这些正直的人，而是我们缺少发现，或者我们根本就不想发现，因为一种并不健康的集体无意识左右了我们，并排斥着一切需要超越自我的良好境界。常发财这一类人是我的影子，我做不到那么好，但一直都是心向往之，永远都不想屈就于早就窒息了我们的“现实”。这样的坚守虽然有些可怜，却让我无比骄傲，到底是鹤立鸡群，还是鸡立鹤群，那就随便了。在与现实的对话中，我常常有一种深刻的孤独感，尤其是当我眼里的灵蛇之珠被人指认为一抔粪土的时候，在世俗的尺度里，被褐怀玉的人基本也是神经病。污浊的只认污浊，清透的只认清透。生活中精于算计、老于世故的人不计其数，像常发财这样白水鉴心、纯粹天真的人少而又少，但并不是没有，我愿意跟他一样天真到底。我的作品就是我的精神写照，我们彼此相望，传递思想，也传递能量。我从来不把写作当成一件技术活，也不觉得既可以这样写，也可以那些写，每一次书写都是唯一的表达。常发财和马离农生来如此的干净、清爽、通透和利他是我心性的体现，也是我灵魂的组成部分，我要做的就是守护好他们——守护好他们的凡夫的地位、脱俗的情怀，尽量不让他们蒙垢，我不会泼一盆脏水，让他们变成污浪的一滴，然后期待“地气”朝我接来，全体读者欣然接受。 奚同发：小说最后一部分出现了麸子这个人物，似乎他的任务就是来一个大的总结？有这个必要吗？这个人物的设置出于什么原因和考虑？ 杨志军：不，不仅仅是总结，他是故事的延续，是我们迄今还能触摸到的人物，是一个跟常发财、马离农、罩子等人同样体现了“最后”意义的农民工。如果没有他，小说的结尾就只是马离农的离去和常发财的死亡，而不是一种新的活跃和新的思想。我们无时无刻不在迷茫中选择：生活不是结束了，而是开始了。 诗人的天真直率常常会击败作家的老谋深算 奚同发：这部小说中诗歌不少，都是您创作的吗？他们在小说中的必要性有多大？似乎去掉也不影响情节的变化与发展。 杨志军：中国古典小说向来都是诗文并茂，那些优秀的诗歌是否也可以去掉呢？小说和生活一样，不仅仅是情节和发展，还有“诗与远方”。我的主人公会写诗，他的诗歌首先是对他自己的塑造，是他内心世界的流露，它增加了小说的内涵，让农民工的生活有了一种辛酸而沉厚的诗意，让诗歌的意象、哲理和小说的庸常细节形成了一种互补。生活是艰辛而枯涩的，感情却可以丰富而斑斓。主人公的诗歌几乎涉及了农民工生活的全部内容和全部感情，比如《立交桥》《揽工》《钱》《架子工》《擦玻璃》《户口》《春节》《房子》《自首》《我把孩子丢了》《跪求》《兄弟走了》《女老板》《啤酒》《离开》《雪白》《我是一棵树》。我不喜欢诗人过度的自我宣泄，它消解了诗歌的意义，让诗人的民族性和代言功能全面退化，导致的结果是，我们这个时代也许有好诗歌，却没有大诗人。我的主人公显然可以成为农民工的代言，却在出版社遭到了诗歌编辑的嘲笑。但我相信，如果他不死，就一定是个大诗人。当然作品中的每一行诗都是我的创作，我从开始迷恋文学起，就想把小说写成诗，也想把诗写成小说，我把诗与小说的混搭称作“但丁气质”，一直在努力形成，却还是没有形成，正因为如此，我从来没有想过放弃。诗人的天真直率常常会击败作家的老谋深算，这就是我的现状，很享受。 奚同发：您觉得作家是否应该有使命感？ 杨志军：文学从来不会放弃对人性的抑扬，我希望我能无情地直面人性中的丑恶，同时也能富有成效地建树人性的善美，给人活着的勇气，亮起暗夜里的灯光，这是文学的使命。我们从事文学就是按照文学本应该具有的模样来确定自己努力的方向，从这个意义上说，使命感不是你想不想有，而是你必须有。 奚同发：您毕竟曾在藏区度过了少年、青年时光，并以此创作出最有影响力的作品，不知道未来还会再创作以此为主题的作品否？下一部作品会写什么？ 杨志军：下一部作品，暂时不想透露。 奚同发：非常感谢您抽出时间与我进行真诚的交谈。您也是记者出身，且是媒体界前辈。这既是作家之间的交谈，也是我个人一次非常愉快地向前辈致敬和学习的机会。 杨志军：谢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