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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张新颖 一 不少批评家、学者到了一定的年龄或位置，不知是不是惯看喧哗与骚动，自身便也渐渐染上了喧哗与骚动，甚或生出傲慢与偏见。当然，总会有一些人尽力保持本色，并不断锻冶自身，开出生面。姿态有时可能是低的，柔弱的，日常随性的，却又仿佛自己所心仪的作品那样，间或透出吹万交响的一面。 “ 避免写出惊人的句子 在普通的词语中 平凡地呼吸 哀乐，歌哭 （《诗的平庸理想》） ” 张新颖的这首诗写于2012年，距离他恢复写诗刚刚一年零几个月。五年后首部诗集《在词语中间》面世，这一年他正好五十岁。接下来的短短三四年里，又出版了两本诗集——其中《三行集》已收录在第一部集子里，不过，单行本的出版也说明了编者和读者的注目正静悄悄地漫开来。 这里所引是起首的四行，他劈头就说避免惊人，而这种陌生化却引发惊人的好奇与信任，原本比较抽象的句子也给人以具体之感，诚恳而又不乏张力。几乎在同一时段，还写有一首诗就叫《平庸》（“我写中年自甘平庸的诗”）。一连两首“平庸”，就有些造自己的反的意味了。而好的诗歌往往有自反的一面，即在词语的运行之中，一个看似普通甚至平庸的词从自身之中突然醒来，肯定自己，擦亮自己，进而照亮周遭。此刻，这首诗整体上仿佛成为了一个新的“词”。 当初朋友为张新颖出小册子，他说“我不是诗人，也没有成为诗人的宏愿”。在《在词语中间》的自序中说“自己不是写诗的人”，《三行集》做活动时又如此“事先张扬”。于是，有人说他是业余诗人。也许，没有什么是真正业余的，只有好的和不好的，或者说只有诗人和非诗人。 布罗茨基有个说法很好：“诗的写作是意识、思维和对世界的感受的巨大加速器。一个人若有一次体验到这种加速，他就不再会拒绝重复这种体验，他就会落入对这一过程的依赖，就像落进对麻醉剂或烈酒的依赖一样。一个处于对语言的这种依赖状态的人，我认为，就可以称之为诗人。”有的人以学问、哲思或虚构名世，而实质上诗性始终伴随着激励着他们。这样的人并不鲜见，如陈寅恪（旧体诗），如金克木（新诗），如鲁迅（旧体诗，《野草》），如沈从文（新诗）……他们在诗歌创作中获得不一样的自由与自在，他们和诗歌互为“意外”，却又和谐地互相诱惑与推动。诗人从来不是一个僵化的身份，而是一种洞悉，一种赋形。 张新颖的语感别样，气息亦好，目前暂无宏阔的长诗，整体作品也不太多，似乎少了些探索性和复杂性，不过他有时间变得更加丰富，也更有力，甚至更多地影响诗坛。当然，有必要指出的是，他不同寻常而又充满可能之处恰恰是因为既内在于时代，又“自外于”诗坛潮流，同时悄悄汲取着潮流的养分，甚或在某些地方做得更为出色，尤为可贵的是没有诗坛的习气，没有诗歌腔。像这样状态的当代诗人还有几个，他们的存在本身就表明了诗歌的复杂与参差之美，他们正视生活，认可生命，参与时代，参与新诗的成长，而又以实绩映照着这一切，像是既明且亮的流动的镜子。 二 为什么诗歌会迅速地在一两行之内就确立自身，并赢得读者的信任？马克·斯特兰德思索的结果是：“一首诗里的每个词语都是同等重要的，各自具备聚焦性，拥有跟它们在小说里出现时完全不一样的份量。词语在小说里要屈从于情节发展所需的宽切片似的行动刻画。而诗中的词语本身就是行动。”（《〈1991美国最佳诗选〉之序》）这涉及词语的平等或者说民主，张新颖正是不喜欢“词语的统治”的。 “ 词语们归顺于句法严谨的组织 每一个都站得笔直 每一个内部都自动弯曲 （《三行集》之五） ” 用当下较为流行的说法就是“内卷”。内卷而不自知，自知而无从逃逸甚或自伤。不过还要注意，词语本身又是无辜的，之所以“弯曲”，问题在人。或许不妨中立地说，这样的诗句也提示我们：词语仿佛一个紧张的弓，独特之处在于，词语同时还是一只只箭，既紧张，弯曲，又笔直，自在，渴望及物。 “ 这个夜晚柔和得有点模糊 四周随时有人进出 就叫小树林而没有特定名称的小树林 以及所有未被语言封闭的事物 （《小树林》） ” 全诗三十来行，初读觉得有些平淡，这种介于“微叙事”和抒情之间的诗颇不易写，读至最末几行，不由得心头一紧。创作者都有一种走到命名之前的潜在心理，那种未经命名、未被框定的东西最诱人。但命名本身也有封闭的可能，作者首先是看到了语言的问题，然后在字里行间流露出谦谨的抱负。走向词与物的过程，也是人走出自身，试炼自身的过程。有了这种对“未被语言封闭的事物”的观照，更易于理解他在《清单》一诗中对“未被摧毁的生活”的喜爱。 这里有一个不断敞开的过程。他邀请方言，尽管他明了方言的“母体”在流失。他用了一个家乡话“chudeng”，朴素、动感而又形象，但这个声情并茂的“触灯”已经为普通话“火柴”所覆盖。但他究竟“写出这两个字，正如擦着了一根火柴/——触灯”。对于时髦词汇，他也是敞开的，从“绿卡”“偷渡”到热词“神马都是浮云”均可入诗，用得尤其出彩的是这一句：“这时候小丑出场了 一群/比平常得意因而比平常更丑/他们甚至忘记打开最高级别的美颜功能。”（《三行集》之四十四）美颜功能反误了小丑，词句轻盈而又不失讽刺。 他还择取沈从文的文本，剪辑联缀成为诗篇。“我要把这些时刻从时间的漫漫洪流中挑出来，我要让这些时刻从经验的纷繁芜杂中跳出来，诗是一种形式，更是一种力量。”这就是传说中的用引文写诗了，以陌生化的形式焕发内容。 早在1990年代初，他就注重对流行歌曲的观察，将崔健和王朔、北岛并置而论。他写鲍勃·迪伦的那篇短文也很特立，是的，只有这个词可以形容。他还注意到李宗盛每个字都唱得很清楚，不肯含糊。他和李宗盛一样，喜欢听到笔尖划过纸的声音，“好像要把写的每一个字都种在纸上一般”（李宗盛语）。 他一直喜欢那种能自我肯定，同时不断生长的东西。 三 语言几乎从最开始就为诗人、作家所重，到了近世尤为热衷。有词的呐喊，词的抗争，词的流亡，词的祈祷，张新颖很关注词的交谈，语言的交谈。“与语言交谈 不是用语言交谈/就像与风交谈 与光交谈/与黑暗和沉默交谈”。他把语言放到对等的位置，而非被支配、被作为工具使用，作者似乎要化作风、光、沉默，以及必要的黑暗。这一团亲和之中已闪烁着一些锋芒了。 “ “语言的纠纷代代相继 被征用的字和词 从内部伤残 他们无法是他们自己 他们抽空喘息 在被驱赶进下一场战争之前” （《三行集》之一三八） ” “ 从未有一篇文章或一本书的生命 长过其中用到的单个的字和词 即便虚词 也蓄满了亘古以来的风 （《三行集》之一四七） ” 好的诗能让人感觉自己不识字，不认识某个人。已有很多人探究词语，张新颖的一个特色在于对“字”的发掘，这已引起诗人和论者的关注。由词而字，看似是受力面积在“缩小”，却深刻触及到了汉语的特殊性。他至今最长的一首诗，标题就叫《字》。汉字的构成微妙而丰富，一个汉字可能就是一个词，一个单位，一个物，并且可以生成更多的词与物，那些名著或文献也不过是它的一个居所，看似是它们容下了某个词，实则是一个个实词和虚词肯定了它们，孕育了它们。一个字也许“不想是字”，或不想扮演被派定的那个字，一个字也可能单枪匹马就构成一部词典，或一个微型的百科全书，包含了无数种过去和未来。 布罗茨基在获奖演说里也说过：“有时，借助一个词，一个韵脚，写诗的人就能出现在在他之前谁也没到过的地方——也许，他会走得比他本人所希求的更远。” “ 古罗马人把闪电埋入地下 现代的研究者对着废墟入迷 不知道会挖掘出什么 （《三行集》之二十七） ” 宋明炜曾向张新颖讲起自己遇到一个芬兰人类学家，“他给我讲他的研究，是考察古罗马人的一种风俗，就是埋葬闪电。哪里有闪电击中，他们要在那里建一个庙。”这是此诗的“本事”，是遥远的风俗，张新颖把它化作了诗。我以前读他的诗觉得润物细无声，而这样的作品则于不动声色中有几分惊心动魄了。我一时未发现更多的信息，但这种少反而是一种多。如果埋下（葬下）的不是“闪电”，纵是换成了黄金或宝剑，也太正常、平常、寻常。而第二行瞬间就将读者推到现代，映在眼前的却已然是“废墟”。 闪电所为何来，又该如何捕捉、存放闪电？这几乎可作为一种隐喻，神意，天意，又混合着或敬或畏或信或迷的丰富世俗想象，意味着从天到地（空间），从古早到后来（时间），从有形到无形，从不期而至到落地生根。如果移用到艺术上来，就像维特根斯坦所言“一切伟大的艺术之中都有一头野兽”，那是艺术家对人的原始冲动的切近，从中获得深度以及敬畏。那是“一头驯服了的野兽”，那也可能是一头恢复了神力的野兽。 “ 你把积累起来的痛苦埋进土里 而土壤里的东西已经太多 （《大地之歌》） ” 当真能将可见而又不可见的痛苦埋进土里？作者轻逸而又果断地跨过了这一步，径直埋了进去，这就是语言的意志和动能。精彩的部分也就随之杀到：土壤里的东西已经太多，个人的痛苦算什么？土地厚德载物，但不意味着没有感受力，任由人们不管不顾地将尘世种种置入其体内。土地自是有着向上和向下的化解之力，它们都叫做生长。 他还有一篇评论写“埋在时间下面的水滴”。一个人或者说一滴水，就像是石头做的，埋在时间的下面久久不干，这是何等的精神。 而埋在时间下面，也许并无异暴露于时间的广场，极简的复杂，极复杂的简。 “观察一句平常的话语在怎样的情况下突然变成一句诗，就像一粒水珠如何在气温降到零度时突然化成一片六角的雪花”，熊秉明的这个意思很适合来描述张新颖诗歌的生成，而熊秉明正是张新颖所喜欢并评析过的诗人，他写简素的诗，和语言“人生初见”，“咀嚼到语言源起的美妙”。瓜熟蒂落，水落石出，每个字，每个词，每首诗都有自己的时刻，从有限而来，又向无限而去，需要创作者对源起的追慕，以及对尽头的追问。 “你想摸手摸不着的东西吗/你就摸大地吧”（《涉及神学》）。这是目前可见的他最早的诗作，写于1988，时年二十一。万般事物都落入大地，埋入大地，消失于大地，有形而无形，可捉摸而又已捉摸不到。如果真存在母题上的草蛇灰线，那么“埋”就是向着孕育生命的大地的深入，同时也就是另一种发掘，或者说它有赖于发掘，有赖于独特的抚摸。 四 如果世界诗歌有一幅肖像的话，其形神自19世纪起发生了显豁的变化：波德莱尔直书“恶之花”，并称“人生是一座医院”，艾略特发现现代“荒原”，卡夫卡书写人或沦为甲虫的命运，在很多人看来中心已保不住，“可怕的美已经诞生”，这些都或深或浅地刺激并规约了现代诗歌乃至整体文学艺术的处境和气质。这自是和科技，经济以及社会发展的加速度息息相关，再有就是两次世界大战以及浩大而极端的政治实践对人类心灵的重创与撕裂，而在精神层面就是诸神远去，信仰沦落。 失重，怀疑，颓废，绝望，虚无，空心化，极端化……太多的情绪和行为混合着袭击现代人，文艺创作中的负面气息已延续了近两百年之久，也确实出现了许多杰出的、优秀的作品，不过，也许是时候有所反思了。有多少作品中的世界是人们情愿居住在其中的？又有多少作品能让人们真正“悦读”？ 臧棣有一个说法：“诗和否定的关联，大都来自西方文化。它如何才能更好纳入汉语，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西方的否定——它对虚无的洞见，它的独特的表演‘上帝死了’，无论多么激烈，它总是基督教文明内部的一种自我调正。但如果拿到汉语中来实践，我们的类似基督教文明的底盘在哪里？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疑惑。西方的诗歌，以否定的面目参与审判，并塑造出一种审判的力量。这背后，都有很多诗歌之外的东西在协调。但我觉得，我们的传统不是这样。我们的否定，很容易从反抗绝望走向一种怨恨文化。”怨恨、乖戾、暴烈、苦大仇深……确实正在败坏一些作家作品，以及更广阔的语言。 骆一禾指出，诗“乃是‘创世’的‘是’字”（《火光》）。创世，创造自我，冲击极限。海子可能是走得最深最远的一个。在我看来，海子最痛彻心扉而又豪情满怀的话是“开天辟地，世界必然破碎”，他有自己的打破，开创和树立，尤其是对爱、语言和生命的试探和张扬：“活在珍贵的人间”，“去建筑祖国的语言”，“那幸福的闪电告诉我的/我将告诉每一个人”…… 说到幸福，托尔斯泰的名言影响深远：“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后半句被反复摹写和表现，而前半句几乎成为了创作者“必须”忽视甚至漠视的部分。事实上，写出不同的幸福，千姿百态的幸福，包含了苦难与焦虑的幸福，包含了过往与未来挑战（如AI）的幸福，以及对幸福的渴念与试炼，也都非常有价值，同时更加考验创造力。 臧棣也越来越认可幸福，他还倡导希望诗学，核心是“对我们的生存景观承担更深邃的责任”，“神秘地描绘希望”。 西渡一度是深信“不”的，渐渐意识到“是”的力量，“爱”的力量，提出“幸福的诗学”。他认为“仇恨出大师，爱只能使人软弱”的说法，完全反掉了：“仇恨是爱的反面，但仇恨的力量完全借自爱。”爱可以说是众多肯定性元素的根。爱是一个人的，是两个人的，是更多人之间深厚辽阔的存在。 “ 这世界上，只有爱是一种发明， 教会我们选择，创造人的生活。 （西渡《天使之箭》） ” “ 你或许得不到更大一点的世界 但能得到对更大一点的世界的爱 （张新颖《更大一点的爱》） ” 五 “诗歌不会让任何事发生。”奥登的这一说法极其有名，而当更全面地阅读他的作品之后，会发现在一些关键点上，他都发出了坚实鲜明的声音。 《战时》十四行第十八首写的是一个中国士兵之死，“他不知善，不择善，却教育了我们/并且像逗点一样加添上意义/他在中国变为泥土，以便在他日/我们的女儿得以热爱这人间。”战争是极端的人类行为，也最摧残人性。一个外国人居然有这样的体察，并写下如此充满爱与启迪的诗行，势必振奋兵荒马乱中的中国诗人，事实也确乎如此。 《诗悼叶芝》最后，奥登写道:“在他岁月的囚笼中/教给自由的人如何称颂。”纵是没有可见的庞然的苦难，生活与存在本身也是在穿渡于时间之牢，满是悲情与争战，但依然要教给自由人如何称颂，这是何等的激荡和振拔。 “ 但愿，同他们一样 由爱和尘土构成、 被同样的否定和绝望 所困扰的我，能呈现 一支肯定的火焰。 （《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马鸣谦、蔡海燕译） ” 奥登这首诗是在纳粹德国入侵波兰、“二战”爆发时所写，结尾部分的an affirming flame又译“肯定的火”、“肯定的光芒”、“坚定的光芒”。联系上文（尤其是negation否定），还是翻译为“肯定”更佳。全诗不是声嘶力竭地控诉或呼喊，而是从战火和情愫中锻造出光与希望。 至此，或许是时候换一种眼光来看待“上帝死了”以及尼采。这一断语惊天动地，不过人们更多注意到其破坏力，实则尼采及其学说始终正视生命与人世。“我的本性是趋向于肯定的，它作出反对和批判仅是间接的、不情愿的，为了不失我的本性”；“肯定生命，哪怕是在它最异样最艰难的问题上；生命意志在其最高类型的牺牲中，为自身的不可穷竭而欢欣鼓舞——我称这为酒神精神，我把这看作通往悲剧诗人心理的桥梁。”（《偶像的黄昏》）就是这样，人要不断重建自己的身份，不断创造自己，成为自己的“神”。 某种意义上，西西弗神话中也有一部分升腾的力量被忽视了。“我让西西弗留在山下，让世人永远看得见他的负荷！然而西西弗却以否认诸神和推举岩石这一至高无上的忠诚来诲人警世。他也判定一切皆善，”加缪接下去关于幸福的研判耐人寻味，“……攀登山顶的拼搏本身足以充实一颗人心。应当想像西西弗是幸福的。”（《西西弗神话》） 在新的情境之下，布朗肖的声音是清晰的，“在宇宙中肯定我们自己”。巴迪欧更是鲜明地谈起“肯定辩证法”。 回望此间，鲁迅是进入黑夜至深、缠斗持久的，也极为孤独。但他的小说与杂文都彰显了“一个主体对于现实世界的自由责任”。也正因此，最是“黑暗”的他写到“救救孩子”，也唯有他最可能说出：“外面的进行着的夜，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 “（陀思妥耶夫斯基）把小说中的男男女女，放在万难忍受的境遇里，来试炼他们，不但剥去了表面的洁白，拷问出藏在底下的罪恶，而且还要拷问出藏在那罪恶之下的真正的洁白来。”张新颖很认同鲁迅的这一精神向度，他在《灵视之域》一文中明确指出：“现代诗人的使命并不止于通过‘喊出’或‘叫住’的动作来揭示令人痛心的事实，尽管这已经非常得不容易；他必须对人类精神世界的塑造负责”。 张新颖有一本评论集名叫“火焰的心脏”，标题文章是关于一位历经磨难但不失人性光辉的作家和诗人——路翎。“我的意识是我的心脏越过炼狱时的凶狠的冷静的火焰”，他所引路翎这句诗，尤其是“越过炼狱”和“冷静的火焰”可以视为对“肯定的火焰”的潜在呼应，以及有力的补充和变奏。 他的诗歌创作和评论是一体的，所以当我们读到“具体的恶比抽象的恶更恶/恶与恶相互鼓励交叉刺激/总是他们在庆祝胜利”(《三行集》之四十五)，能感受他静悄悄的尖锐，但他不会止步于此，他又写下：“我们的大船在上升/倘若没有这一句 如何记忆这次旅程/如何为黑暗中的事物赋形”(《三行集》之五十二)。 古人讲“修辞立其诚”，又说“不虚美，不隐恶”。肯定首先是对“严酷的真实”以及美之可能的双重忠诚。肯定不意味着不可以批判，不可以批评，不可以否定，更不意味着廉价赞美、盲然歌颂，而是对生存困境的正视，对自我局限的克服，根于向上的力，健康的力，根于摇曳而坚定的火焰。一方面，揭示，针砭，批判，永远需要，若无对恶、黑暗、深渊的洞察和抗击，则赞美无意义。另一方面，肯定什么并不能直接生成什么，希望或肯定或光亮，不是简单的自循环，希望本身是先行进入到黑暗深处，洞察了绝望之后，既不深陷其中，也不逃避，直至走到了绝望尽头后的一种升腾，一种“赋形”。 “ 我们的大船在上升 ” 简明、生动而又直击人心的语言，确实如荷尔德林所言是“最危险的财富”，也是最可珍视的财富。语言的肯定和生命的肯定，从来是相互召唤的。 六 如果说张新颖的哪首诗最充沛，最深刻地打开了自身，并尽可能地与字词句相交谈，接受它们的能量以及秘密，我以为正是收录在《独处时与世界交流的方式》中的那首《新年祝福》。几乎不需要阐释，甚至是拒绝阐释，词语奔跑着闪烁着，浅者得其浅，深者得其深。 “微暗的火”，“夜晚的酒杯和花束”，“不需要谁告诉……该如何生长”，跌宕连绵的“以”……这里能看到很多作家诗人的影子，很多互文，但它们都和谐相处于这一首诗之中（跳跃相押着U韵，如树、福、物、路、富）。在他眼里，没有特殊的树，因为每一棵树都是特殊的。最后一句“以冬天的树和春天的树是同一棵树”最是挺拔，似乎呼应了“向上的路与向下的路是同一条路”却又生出了新意，尤其是与诗中的警句“新年总是出现在糟糕的季节 所以/祝福这包围着它的湿冷”相映照，所祝福的除了湿冷，还包括阴雨、眼泪、愁苦……这样的境界令人想到诗人们“我们是来自寒冷的人”，“雪在舞蹈，过年正好”等诗句，人们总是聚拢在最糟糕的季节以辞旧迎新、握手未来，这是悖谬，又是那么激越，艰苦的过往与欢乐福泽在这里获得了肯定、重量与辽阔。 将这首诗与被诗人所推崇的《她的旅程》对读，将有更多的会意：“欢乐才是独特的，才是完整的个性”。这种独特与完整是张新颖的发现，也是质朴的。他仍没有满足，最后写到“她要持续智识的活泼 活泼的激情/融进欢乐的深邃”。是的，智识与欢乐会使人更加通透，自由。而“欢乐的深邃”，更是为形而下和形而上建立了可靠的友谊。 有了这样的作品，你会更加期待这样的诗人，就像期待一件从未来“归来”的礼物。在某种时刻，“肯定的火焰”也正是立足于现实与真相，而又坚实自信地以未来作为方法。 七 陈思和在为《栖居与游牧之地》作序时指出：“新颖的评论文章或许最不具理论色彩和知性特征，但它们都充沛了这样一种精灵般的魅力。”张新颖一开始就不是那种宏大地、生硬地使用种种理论的评论家、学者，他注重自身，注重“实感经验”，注重评论能滋养作者和读者，也能滋养自身的那一面。我既欣赏甚至呼唤那种有体系性的，有深闳理论建构力的大家，又很珍视那种不囿于体系，多维伸展的行进者。 张新颖代表着那种未以诗名、却不断致力于诗，一手评论一手诗歌，渴望具有分身术的创作者，是向整全与未知的一种趋近。 《三行集》是新世纪诗歌迷人的收获，如同四季的流转，如同一部日记，如同呼吸。他在美学或技巧上可能有不足，而他在努力敞开自我，近几年的诗歌越发自觉而又自然，探索也变得更为多样而变幻。“诗救出一些瞬间 安慰了我们”（《春分三行》之三），这里有看不出技巧的技巧，有温暖，深情，和锐意。与很多早年勃发、大名鼎鼎而中年之后越写越差的诗人相比，他这样越写越好的诗人尤为值得关注。 世界盛大，诗有很多面向，很多未明，很多可能，需要多种多样的诗人，他们注定在肯定与否定之间各有侧重与斩获，为了“未被封闭的语言”，为了“未被摧毁的生活”。 其实，即便在现代主义最风起云涌的时日，诗人依旧辨认着世界，省思着自身。里尔克的这首《波德莱尔》就很具代表性，既是致意，又几乎“预言”了对于诗人天职，对于美与痛以及世界之复杂性的肯定，和反复的审视： “ 唯独诗人使世界合一， 那远远摔碎在每个人心中的世界。 美之物，诗人闻所未闻地为之出具证明， 但依然庆祝那令自己痛苦之物的时候， 诗人已经无尽地将堕落洁净： 而毁灭之物也变成了世界。 ”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