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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红色经典 “红色文艺经典”(以下简称“红色经典”)是历史的，不仅在中国革命史也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中有其定位，在中国文艺发展史中不断建构；同时，它也是现实的，以其审美理想和审美追求时时回到人民性立场，在艺术本体卓越性的追求中高扬了人民性的文艺观，在不断阐释和价值积累中逐步迈向当代文艺经典化。对“红色经典”的深刻理解和阐释，需要将其嵌入中国新文艺史、社会主义文艺发展史和世界文艺史中来定位，才可以深刻洞察其内涵的丰富性和思想的伟大性。在开启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和实现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新征程中，“红色经典”是中华民族“强起来”的重要精神源泉，是中国共产党创造的伟大精神的出发地和思想理论的策源地之一。正是立足于中国发展的新方位，在新的历史语境下，本文提出对“红色经典”现代性内涵理解和阐释的四个维度，即历史的、美学的、人民的和艺术的，这也是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一、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红色文化的重要论述 “经典”的命名是一种文化权力，有其正当性与合法性诉求，通常是多方力量博弈形成共识的结果。作为经典类型之一的“红色经典”，它首先是艺术的，要在艺术性的追求上有其高格和审美品位，这是其能够成为经典的根本条件之一；其次它生成和发展与价值建构的语境是红色文化，红色是其价值底蕴和艺术色彩的主基调，是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弘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力量之一，这是其成为经典的另一根本条件。对“红色经典”的理解要置身于红色文化的深厚土壤中。一寸山河一寸血，一抔热土一抔魂。这是中国神州大地上红色文化的精神映照，是支撑当代中国人挺直脊梁的精神之钙。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长久生存的灵魂，唯有精神上达到一定的高度，这个民族才能在历史的洪流中屹立不倒、奋勇向前。”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奋斗中，形成了红船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井冈山精神、西柏坡精神、沂蒙精神等红色文化的精神图谱，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红色基因和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精神已经深深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和灵魂，是“红色经典”生成的土壤和重要资源，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丰富滋养，并凝结为“红色经典”，以丰富多彩的艺术形式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 “红色经典”作为红色文化精神最集中的艺术表达，是建构新时代民族精神的重要表现形式和存在形态。“红色经典”艺术地阐释了红色政权来之不易，新中国来之不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之不易；深刻诠释了“共和国是红色的，不能淡化这个颜色。无数的先烈鲜血染红了我们的旗帜，我们不建设好他们所盼望向往、为之奋斗、为之牺牲的共和国，是绝对不行的。不能被轻歌曼舞所误，不能‘隔江犹唱后庭花’”，从而为当代文艺繁荣启示了应当的发展方向。正如习近平总书记一再指出的，当代文艺和文化工作要紧紧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在正本清源上展现新担当，在守正与创新上实现新作为，使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更加巩固，为人民创作的导向更加鲜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正本清源、守正创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能没有灵魂，作为精神事业，文化文艺、哲学社会科学当然就是一个灵魂的创作，一是不能没有，一是不能混乱。”一定意义上，这也是我们理解和阐释“红色经典”的思想指南。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入新的历史方位， 需要新文化的引领，需要在世界舞台上飘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旗帜， 彰显“红色”的价值追求，自然离不开“红色经典”的助力与推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只有对自身文化理想、文化价值充满信心，对自身文化生命力、创造力充满信心，才能有坚守的定力、奋发的勇气、创新的活力。人类历史发展表明，一个抛弃或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难以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幕幕历史悲剧。时时重温“红色经典”，就是在艺术的激励和精神的昂扬中坚守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 二、“红色经典”的现代性内涵阐释 现实境遇中，“红色经典”的内涵不是现成的固定的，而是一个在不同语境下语义内涵流变和不断完善确立的过程，呈现出不同意味的时代特征。因此，对它的理解也不应该是固定不变的，对其内涵的阐发更要回到具体语境来理解。但无论如何，决不能将“红色经典”所蕴含的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戏谑化、肤浅化、庸俗化、无聊化、虚无化、空洞化，而是要将其置于现代性视野和“诗史结构”的艺术表达中，以此才能深刻洞悉其人民性内涵、道德理想主义、革命乐观主义、视死如归的英雄主义及其人生观、世界观的艺术表达。“红色经典”以文学艺术的方式记录了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大众创造的丰功伟业和做出的巨大牺牲，是书写中华民族站起来的伟大壮举的载体，是讴歌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挺直了脊梁的情感历练和精神记忆，是以文艺的形式为国家作了精神文化的奠基。它同样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现代性追求，是中国文化现代性的有机构成部分，并形成了富有现代性意味的“诗史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它蕴含了人民大众的“集体记忆”和“集体无意识”，在艺术表达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同时，也展示了中华民族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对现代性的诉求。 究其历史性而言，“红色经典”作为一种现象引起学界和社会广泛关注，主要源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大众文化中流行的“经典”改编热和取材于革命历史题材的文艺再创作。其中主要是对新中国初期某些作品进行重述和切合时代意识的改写，改编者的诉求大多着眼于商业目标，以所谓的“借用”作为吸引眼球的策略，旨在获取丰厚的市场效益。当时，“红色经典”再生产主要被当作文化资源和文化资本开发，这些作品多为消费主义语境中大众文化的商业化运作，是流行的大众文化和主流意识形态“合谋”与抗争的产物。进入21世纪，“红色经典”逐渐演化为影视生产与消费的一个类型，其内涵逐渐明晰，按照国家广电总局的界定，“红色经典”指“曾在全国引起较大反响的革命历史题材的文学名著”，其所指不限于单纯的改编，而泛指以革命历史题材为主的文艺创作，既包括对新中国初期某些作品的改编，也包括新的革命历史题材的文艺再创作，其艺术门类不断扩大，成为大众文化语境下以弘扬主旋律为主的一种流行文化现象，进而引起高度关注。作为对中国革命史的一种“正说”， 它以文学的叙事和想象书写了中国共产党的伟大，通过弘扬理想和信仰重新焕发对大众的精神感召力，在赓续革命传统的正当性中融入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诉求，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创新进行话语生产和话语权的竞争，从而发挥了主流意识形态对公民的询唤功能，这是在新的历史语境下重构党的文化领导权的一条有效路径。 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发展阶段，对“红色经典”的评判要超越作为类型化的艺术生产，回到中共党史、中国新文艺史的题域中作出正面的阐释，将其视为主流文艺学的一个核心概念，一个富有文艺现代性“诗史结构”的文艺理论术语。在对其现代性内涵阐释上，既要把握好历史理性与人文关怀之间的张力，更要注重文艺的审美表达和作品的审美品质，尤其是创作者以艺术精神及其叙述和想象所能达到的审美境界。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入新的历史方位，中国越来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越来越成为“世界的中国”，中国文艺的发展不应再满足于“民族的就是世界的”，更应该在为世界进步和人类文明跃升贡献更多特殊的声响和色彩中，强化“世界的就是中国的”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这是新时代中国文艺应有的勇气和新气象。因此，对于伴随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以艺术形式诠释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弘扬革命精神和共产主义理想与深沉的爱国主义情感的“红色经典”，应该立足当下的现实境遇——新时代新方位，以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观，以一种高远的境界和全新的视野对其作出有引领性、示范性和前瞻性的价值评判，从而使其以经典的不断累积和生长助力中华民族迈入“强起来”的新时代。 “红色经典”作为一种价值铸造和艺术符号创新，早已经深深地积淀为中国当代文艺基因、文化基因，甚至是张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点之一，是为世界贡献中国特殊声响和色彩的底蕴(主基调的重要支撑)。其宏大叙事需要“小切口”，在接地气、通人气、扬正气中摒弃思想灌输，激励从内心生成长出一种精神的力量，这是在大众的内心中植根——为共产主义理想奋斗的红色种子，是一种鼓舞人心的精神力量的生长。如电影《上甘岭》及其主题曲《一条大河波浪宽》，新歌剧诗《黄河大合唱》中蕴含的强烈的价值取向和厚重的思想内涵，是对民族抗争精神和人民不屈意志的弘扬，有着永不过时的直抵人心的艺术冲击力，是红色乌托邦和乡愁乌托邦保持审美张力平衡的艺术典范，内蕴了现代性审美价值取向的“诗史结构”，是新时代中国人以艺增信、坚定文化自信的根本力量之一。同时，“红色经典”有着同一题材的多种艺术表达形式，从而呈现出“红色经典”丛现象，这同样是一种对现代性审美追求的显现。如新时代根据真实历史改编的赣南采茶戏《八子参军》和电影《八子》，讲述了当年（1934年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时期）瑞金下肖区七堡乡农民杨荣显一家八兄弟争当红军，并全部壮烈牺牲的真实故事。作品的内核是杨大妈连夜缝了八个肚兜，分别装进一把红土，毅然把八个亲子送上战场，最后全部阵亡，艺术地揭示了人民对革命的支持和做出的巨大牺牲，阐明了红色政权的来之不易，从而激发出大众特别是青少年对革命事业的无比崇敬之情，使价值观形塑烙上了鲜明的红色印记。 在一定意义上，“红色经典”始终葆有指向现代性的“当下性”审美意味，体现了现实主义精神与浪漫主义情怀的有机统一，在党的历史上和共和国历史上发挥着鞭笞黑暗、启迪光明、鼓舞人心的作用，昭示着不屈的人民“梦想就在前方”，勇敢地向着远方的地平线前倾。惟此，在我们看来对“红色经典”的理解不是对过去的回味，而是一种面向当下年轻大众的向前姿态。所谓“向前”是与当下年轻接受者相对接，与青年人的审美心理相通，从而走入大众的内心深处、俘获青少年的心灵，激励他们为人生、为理想的奋斗意志。可见，“红色经典”究其色彩而言，乃是“青春”的红色、“青春”的中国、“青春”的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恰是风华正茂。 三、评判“红色经典”的四个维度 究其现实性而言，“红色经典”的生命力在于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和烈士的故事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故事，以艺术性和人民性的高扬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在广泛开展的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和大众理想信念教育的实践中，应传承好红色基因，确保红色江山永不变色。“红色经典”对革命与建设的反思、人性的质疑和自我灵魂的拷问，其中的复杂和深刻无论是广度和深度，都有着构成文艺“经典”的潜质和基础。恩格斯在评论拉萨尔的剧本《弗兰茨•冯•济金根》时讲到：“我是从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以非常高的、即最高的标准来衡量您的作品的，而且我必须这样做才能提出一些反对意见。”恩格斯倡导的“美学的历史的观点”成为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观的基本原则，强调尊重文艺的审美属性，关注文艺的历史内容，把文艺作品放到一定的历史语境下审视和评价。可以说，这一标准既坚持了艺术本体维度，又凸显了历史人文维度，实现了“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的艺术性统一”。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阐释和评价文艺作品要打磨好批评这把“利器”，把好文艺批评的方向盘，运用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评判和鉴赏作品。新时代、新方位，以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标准批评文艺作品，才能揭示出文本的多重意义和价值。“红色经典”是文艺作品在其生成中通常内蕴了现代文艺观念和叙事方式及其艺术表达。所谓“红色”是指题材和审美追求(审美理念、文化理想)，这是其有别于一般性艺术作品的立场和价值取向所在。同样，作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产品，“红色经典”也必然有着现代性的价值取向，其在艺术表达和审美追求上有着“诗史结构”，这是“经典”之谓也。 从历史的维度看，“红色经典”一定要在遵循文学叙事的历史逻辑中生动诠释“中国人民为何选择共产党”和“共产党何以救中国”的历史信念，阐明共产主义信仰既是共产党人的自觉追求，也是中国人民认同的一种历史逻辑的展开。因此，凸显历史维度、尊重历史真实是评价“红色经典”的重要维度。原本生成于特定历史语境的“红色经典”，既要尊重历史逻辑真实，再现特定历史环境的残酷性、严肃性，在生存底线一再退守中奋起抗争和义无反顾，从而成就革命大义的合理性；也要立足现实条件， 在时代精神中展示真实的人性，生动诠释革命党人并非不食人间烟火，恰恰是在火热激情中闪现出人性的光辉，在眷顾和留恋“小我”中来成就“大我”的徘徊、不舍，而又毅然决然地坚定执着，由此触及到时代的精神巅峰，才能合理地阐释中国共产党人的现实选择。这才是真实的人性、人情和舍生取义，是在深沉中国精神的传承中成就真实的自我，这是“红色经典”的精神底蕴，在真实人性和人情的普遍生成和传达中实现党性和人民性的有机统一。为着最大多数民众的自由解放和幸福追求，这不仅是文艺的人民性彰显，也是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的矢志不渝，这是“红色经典”的历史性底蕴所在，这种大爱的情怀和历史担当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经验表明，历史真实是“红色经典”展示党性倾向、彰显人民性价值取向的基石。 今天，评价“红色经典”应打开特定历史语境下尘封的“知识结构”，在新的历史语境下重新建构，赋予其现代性内涵，在不同的文化权力博弈中建构一个包容性的文化空间，在开放性文本和现代性视野中拓展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基础，担当对公民的询唤功能。如电视剧《解放》全方位诠释了人民解放战争的丰厚历史内涵，不仅展示了人民领袖和将帅的风采， 还以文学方式论证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解放大西南》以主旋律的基调和大写意手法，深刻地诠释了“历史抛弃国民党、人民选择共产党”这一历史趋势。这对弘扬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精神、执政合法性、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以文学的笔墨书写了新中国的崛起，展示了新中国人民群众的精神风貌，反映党在新中国成立头20年的执政建树，是共产党领导人民创建共和国的形象展示。近年来拍摄的《解放》《外交风云》《东方》等影视剧以史诗般的艺术再现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为国家、为人民日理万机、运筹帷幄、激浊扬清、呕心沥血的伟人风采，描摹出新中国朝气蓬勃、日出东方的历史胜景。这些作品突破了原有的创作模式和人物塑造的羁绊， 以一种大视野的中华民族复兴的高度诠释红色历史，彰显出一种文化的创新力和大气魄。 此外，从历史的维度评价“红色经典”还要有世界史的参照维度。如前苏联时期某些伟大作家创作出的不朽的关于苏联红军和卫国战争题材的作品， 不论是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一个人的遭遇》，还是邦达列夫的《最后的炮轰》、巴克拉诺夫的《一寸土》、西蒙诺夫的《生者与死者》以及瓦西里耶夫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都给人以艺术的震惊和心灵的震撼，成为无愧于伟大民族和历史的文学。 从美学的维度看，“红色经典”深刻诠释的那种献身理想和信仰的革命精神和英雄主义情怀，仍然感动今天的受众。“红色经典”彰显了革命文化的魅力，今天回望这个传统不是回到一体化的革命话语时代，而是立足时代语境对这份文化遗产进行阐释，将内蕴“革命”中的政治内涵和文化内涵相互鉴照，在今天的文化心理结构中进行补充、丰富，从而为当下“缺钙”的时代提供思想力量，为富有时代精神的主流核心价值的建构提供资源，其思想指向不是回味而是前倾。因而，评价“红色经典”应改变极端性的肯定/否定的简单化思路，着力在对“左翼文学”传统、革命文化传统富有时代精神的传承中，对“暴力革命”话语重新认知。“革命”话语应在文学中保持自己适当的位置。对“红色经典”来说，革命的合法性和人民在观念上的期许与“革命”本身的现代性认识有关，革命的追求与反思必须放在现代性框架中进行合理定位。如何把昔日“封闭式”的情节结构及合理性内核置入开放式文化结构中?这对“红色经典”的评价是一个挑战，要在尊重革命理想和激情的同时，在回归常识、常情、常理中融入更多的人文情怀，及对理想和信仰的执著追求，追求有深度的意义生产。“意义的深度”是衡量作品美学价值高下的一个尺度，也是有可能成为“经典”的价值基础。“深度”意味着一种生产性的意义，它全然不同于意义消费，或只有消费性意义，尤其在平面化价值观流行、精神矮化、俗化的“缺钙”时代，“红色经典”要以文艺力量为大众的精神消费注入阳刚因素，使大众在精神蕴含和精神力量上有新的拓展与成长。在美学追求上如何形成革命话语和文学话语之间的互动，审美把握文艺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是评价“红色经典”的一个重要维度。 从人民的维度看，“人民”是“红色经典”的主导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是真正的英雄。波澜壮阔的中华民族发展史是中国人民书写的！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是中国人民创造的！历久弥新的中华民族精神是中国人民培育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是中国人民奋斗出来的！“红色经典”是对理想信仰的高扬，是对英雄主义、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的弘扬，是对文艺人民性的张扬。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检验一个政党、一个政权性质的试金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党性和人民性是一致的、统一的。我们党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体现党的意志就是体现人民的意志，宣传党的主张就是宣传人民的主张，坚持党性就是坚持人民性。党性寓于人民性之中，没有脱离人民性的党性，也没有脱离党性的人民性。究其根本，“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因而，人民性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属性。作为以艺术方式对血染的风采和理想信念的高扬的“红色经典”，对其评价不可缺失的是人民的维度。 从艺术的维度看，“红色经典”要有艺术的卓越性追求，不断向着民族史诗无限趋近。“红色经典”通常有一种现代性的“诗史”结构，这种叙述的“诗史”结构决定了“红色经典”的艺术性追求的高度。从艺术本体论视角看，“红色经典”文本要有一种现代意味的“诗史”结构，才能承担以文艺想象和叙事方式的“具体的事实来显示”这一“完整的世界”的功能。追求艺术真实、注重审美创造和艺术表达能力，是“红色经典”塑造英雄人物的价值尺度。英雄形象是时代精神的凝练，“红色经典”塑造的英雄群像，要充分彰显马克思主义“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的观点，要有把目光投射到普通人身上的创作理念，才能塑造一个“真实的人”以及英雄的成长史。在新时代与历史语境的视域融合中，充分阐释“红色经典”的艺术卓越性价值，才能成为讴歌时代英雄、攀登艺术高峰的典范之作。 总体上看，“红色经典”发挥了点燃“国民精神的火光”的功能，担当了强健国民精神，教化公民意识和宣扬大国心态、大党胸怀的使命。对“红色经典”的理解和阐释，既要尊重历史真实和生活真实，也要遵循艺术真实的美学原则，更要有一种大文化观和大国心态。可以说，“红色经典”是中国共产党在争取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实践中的文化创造，它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人的诗意栖居地，作为中国文化现代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是全社会和全国人民共有的精神家园。 （本文系2018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重要论述与新时代中国文艺理论学术体系建构研究”（项目批准号：18ZD006）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