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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觉得创作谈真没什么好谈的。一个小说结束，作为作者要说的话也应该是讲完了，但这个小说有点不一样，它到现在还是让我有种想要再表达一下的意愿。 事实上，这个小说于我完全是一不小心造就的。记得当时是随中国作协重走长征路，恰好风雨交加，与小凡兄在一个苗寨的亭子里看当地人烤火时，接到单位的短信，问我手头有无创作项目？可能是身处长征的氛围里，随手就回了句准备写一部《我的革命生涯》。对方问内容是什么？就又随手写了些，大概是革命在改造一个时代的同时也改造了一个人之类的，现在已经记不太清。 一个小说就这么开始着床与孕育，在他乡的风雨中，连自己都觉得那么的飘摇不定。因为，那时已经持续地写了近10年的民国时期，开始有点厌烦了，一直在考虑重拾情绪，改换步履。虽然，规划中的那一步至今尚未确定，但我至少可以说，这个小说的完成是我对民国系列写作的一个小结。 然而，整个创作过程并不令人愉快，几乎一直是处在断断续续之中，一直被琐事干扰。断开了，还得继续抱着创作中必须要有的那股热情，这是件多么令人痛苦的事。一直写到过半，才忽然发现我其实在写的并不是那个我以为的年代、我以为的人物。其实，很多时候这会让我觉得好像是在创作另一个自己，是作者孤身在一个无序的时空里梦游。也正因如此，常常会发生白天的所闻所感，隔夜就会把它写进小说，而更奇怪的是，它竟然没有半点违和之感。我想，这大概就是文学与虚构的力量吧。同时，它也让“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句话更有了点辩证的意味。 或许就是这样。有时候，写作者就是这么的任性与无知。 这个小说写了整整两年。对于我，它更像是一座桥梁，终于让一个创作者从青年过渡到了中年。这是个反复接纳与反复领教的过程，但即便是到了此刻，我仍能体会到沉浸在那个人物中的那种感受，甚至有时一开口就会骂脏话，好像真有孙宝琨附体了一样。 不过说实话，我并不十分喜欢这个人物，只是觉得他的无知与任性恰好是我感兴趣的无知与任性。因为，这个世界基本上就是用来磨灭我们的无知与任性的。孙宝琨就是一只井底的小蝌蚪，他不停地挣扎，与不知道是谁的人抗衡。他试图要违背整个面临的现实世界，甚至是他自己，那结果肯定是显而易见的——就是这个世界必然与之背道而驰。 这是一个道理，也是一种人生。 而作为创作了这个人物的作者，其实我更想探究的是他的余生。因为，他将面临一个崭新的时代，一种全新的人生。 我想，我们都该有一颗超越历史的好奇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