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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忽培元 乡村书记 在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当下，不久前发布的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对于新发展阶段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作出了总体部署，为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三农”工作指明了方向。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许多作家活跃在创作现场，也浸染于火热的生活。作为一部以乡村振兴为切入点的长篇小说，国务院参事、作家忽培元的《乡村第一书记》自问世以来，引起评论界和广大读者的强烈反响，《人民日报》、新华社等媒体以专访、评论等形式进行多次报道。由中国作协举办的《乡村第一书记》研讨会上，评论家认为，作品在“广阔的家国深思之中更是对土地和人民的贴近”。迄今，该小说已发行十多万册，被誉为“是一部多侧面塑造新时代共产党员新人形象的具有教科书意义的优秀文学作品”。 作为献礼建党百年之作，由小说改编的34集同名电视连续剧《乡村第一书记》即将在央视播出。该剧立足现实，全景式展示农村脱贫攻坚和乡村建设，思想性与艺术性并重，讴歌了“派驻乡村第一书记”这一培养合格党员领导干部的重大战略举措，塑造了白朗、刘秦岭、石坚、王石子、姜战斗等一批年轻共产党员和复原军人的高大形象。故事情节真实曲折，感人至深，形象化地诠释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命题。 记者：电视连续剧《乡村第一书记》以你的同名小说为蓝本改编，改编后的剧情是否与原著一脉相承？ 忽培元：小说《乡村第一书记》改编同名电视连续剧，是原原本本地按照小说进行改编的，遵循了小说中两条重要线索，突出了小说脱贫攻坚的重要主题，同时着眼点不仅仅在于脱贫攻坚，更立足于干部培养的高度，可以说是开启乡村振兴的破题之作。这两条线索不同于一般的脱贫攻坚题材，也被认为是全面体现党的十八大以来新发展理念的重要作品。导演高希希在剧本创作和排演过程中严格尊重原著，进行了一次成功的改编。 当然，电视连续剧与小说有艺术门类上的区别，会做一些必要的情节延伸、人物增删，但是主要人物和主要情节，以及整体小说创作的典型环境、典型人物都呈现在了荧屏上，这一点令我感到很欣慰。 记者：身为原著作者，剧中的第一书记白朗身上，是否也有你当初担任农村支部书记的影子？ 忽培元：我在一些场合也讲过，白朗在生活中的原型首先是我自己。上世纪70年代在农村插队时候，我曾担任支部书记，对农村农民和农业有亲身的体验，长达五年的生活和工作经历，使我对农村建立了深厚的情感，也对农民有深刻和真切的理解。小说虽然写的是当下，但是在写的过程中，调动了我在这方面的长期积累，包括后来参加工作在县里和市里，我一直分管三农工作，长期搞调查研究，注重对三农问题的调研，不断跟进农村的现实发展情况，这些都对小说创作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记者：这让我想到原著小说中，其实以相当的笔墨展现了新中国成立至今农村干部的形象，这些形象身后其实站着千千万万个真实的乡村干部。 忽培元：书中，我写了从新中国成立前后直到当下几个历史时期，总共五代农村支部书记的形象，这些形象里都有我自己的生活积累，和我所接触过、感受过的人物的影子。但同时这部书更多还是反映了当下各级农村书记的形象，如国务院研究室驻淅川县毛堂乡银杏树沟村第一书记王涛也是原型之一，作品中不少情节和典型环境的描写都取自这个地方，我也曾去这里深入体验和调查。此外，多年的行走过程中，很多在“老少边穷”地区驻村书记的经历，对我来说都形成了很重要的灵感启示。 延安市延川县梁家河村曾是习近平总书记插队和工作过的地方，在担任延安市委副书记兼政协主席的时候，我在梁家河村对口扶贫了五年。在这五年里，我深刻感受了习近平同志当年在梁家河担任书记时候的作为，以及他在梁家河老百姓心里留下的深刻印象。其实当年在梁家河，习近平同志所推行的就是如今精准扶贫的策略，从老百姓的吃饭问题、走路问题，到穿衣、缝衣等等问题，做了大量具体工作。在小说里，这些也有非常具体的体现，都成为小说创作的原型所在。所以这个作品是很丰富的，接地气的，体现了我们农村农民和农业几十年艰难曲折，直至如今全面乡村振兴的发展过程。 记者：其实在你多年来的写作中，乡村题材一直是最重要的创作题材，可以说你用作品如实刻写了几十年来农村的发展变迁，比如上世纪70年代的《土炕情话》，就是农村题材。 忽培元：的确是这样。《土炕情话》当时是一个中短篇小说集，集中深入地将我当时在农村生活和工作的所见所闻、体验和感受表述了出来。之后包括中篇小说集《青春记事》、人物特写《山秀珍》、长篇小说《雪祭》《家风》，以及如今的《乡村第一书记》，可以说将这近半个世纪以来，不同时期和发展阶段中农村发展中遇到的不同现实问题、其中的艰辛与曲折，以文学的方式留下了记录和思考的足迹。 记者：这也让我想到，你一直倡导在乡村振兴和发展过程中对于文化的重视。其实对许多人而言，理解乡村振兴更多是从经济角度理解，从文化的立场出发，为何乡村振兴如此重要？ 忽培元：乡村振兴是一个非常综合的理念，是全方位体现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和新发展格局的一个重要领域。在新发展阶段，乡村振兴是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的一次重要实践，也是加快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的乡村处在一个旧乡村衰亡，而充满现代文明、欣欣向荣的乡村正在萌发过程中，在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基础上，乡村怎么振兴，这其中有一个概念要分清：乡村振兴中的乡村，和传统意义上落后的、封闭的、保守的乡村是不一样的。用今天的话讲，是对农民素质和精神世界、文化素养进行全方位提升的振兴，是从物质文明到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全方位的提升。 习近平总书记的乡村振兴理论是成体系的，其思想体现在总书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也体现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推进乡村振兴，要做好 “全面”的大文章。这其中既包括加快发展农村产业等经济方面，也包括加强农村思想道德建设、加强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等文化方面的工作部署。可以说，这样的乡村振兴，也是为了打造精神上全新的、有文化、有科学武装和有现代意识的农民。其中，文化的发展起到了非常具有主导性的作用。在我的作品《乡村第一书记》中，就特别注重文化振兴的这条线索。我们的文化不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我们的文化来自中华民族的根脉，乡村文化既包括优秀传统文化的振兴，也蕴含着新思想、新文化的注入，包括当下对教育提升的重视，对党员干部思想的教育和群众集体主义思想的教育等等，这是一个完整的文化提升的过程。 从根本上，乡村振兴这个意义深远的战略和以往的“三农”工作相比，不光是一个经济发展的概念，不光是人民物质生活有保障的概念，更重要的是让人们从精神上成为和城里人一样的现代人，这是真正意义上的振兴。 记者：在这样一个过程中，也能够感受到有一个词被越来越多地提及：城乡融合。这种融合是一种界限的消除，本质上是从设施到文化等要素从城市向乡村的流动，有一种单向性。那么在这其中，是否也有一层内涵，比如一些要素从乡村向城市的流动？如果有的话是具体会是什么？ 忽培元：城乡融合是一个二元一体的融合过程，既有城对乡的经济、制度、理念等方面的输出，乡对城的输送也是其中不可忽略的一部分。农村的生态理念、生态资源和对自然环境的保护能够影响很多城里人。更重要的是乡村的精神品质，如农民的诚实勤劳质朴，和农村传统文化中的乡情乡愁、亲情意识和故乡意识，可以治疗城里人的“浮躁症”和“迷茫病”。 记者：其实许多人也是在城市磨砺了多年后，以回到乡村“寻根”的方式，才找回了自己的精神原点。 忽培元：对，以我自己为例，过去因为常年在祖国大地上奔走，老觉得自己没有精神家园和归属感，甚至睡觉时常会梦见自己的床在空中飘着，落不下来。前两年我回了一次故乡大荔，发现自己的童年记忆一下焕发出来。其中印象很深的，是正逢大荔农民丰收节，我在开幕式上诵读祭文。当面对生我养我的黄土地恭敬诵读的那一刻，我一下就有了归属感。我的乡情乡愁也都有了具体的指向，并不空泛，这也是乡村给我精神上的滋养，对一个作家来说，这一点非常重要。 记者：在乡村振兴的过程中，大家越来越熟悉于青年党员力量为主的乡村第一书记（也是你作品中的主要书写对象），这一青年干部的锻炼培养方式其实很多年前就有，为什么在当下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忽培元：中国农村的情况千差万别，这也决定了第一书记这项工作制度在不同的时期面临着不同的挑战。的确在一个阶段里，类似的工作方式虽然已经存在，但在大量、巨细的工作现场，能够发挥的作用不一而论。为什么？这与大环境有很大关系。党的十八大以来，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注重发挥党支部和党员干部作用的大环境和大风气，为乡村基层工作注入了很大活力。现在在农村，已经形成了普通党员干部带动群众致富，并形成制度化的一些做法经验，也逐步成为一种新的制度设定。如《乡村第一书记》之所以发行以后被列为干部培训教材，就是因为书中写了大量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工作方式，这些都不是作者脑子里虚构出来的，而是来自调查研究和生活实践，来自包括作者本人在内的大量乡村第一书记的生活源泉，所以能管用、能解决实际问题。 制度化的设定，能够保证干部不脱离群众，改变过去“三门干部（家门——校门——机关门）”不接地气、缺乏和生活实践，和对于群众感情、群众思想、群众需求都了解不够的情况。可以说，第一书记的制度大大改变了这个局面。 记者：在《乡村第一书记》出版后，是否也收到了来自基层干部的反馈？ 忽培元：有很多反馈和共鸣。这本书的读者群首先就是许多乡村第一书记，像河南、宁夏等省和市县都是乡村第一书记人手一册。在一些大学里，我也接触到许多有志于为乡村振兴出力的读者，为他们将来走向社会指出一条路。（下转第3版） 在乡村振兴过程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着力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向贫困村、软弱涣散村和集体经济薄弱村选派第一书记，这也是我党对于干部成长方式方法的一种制度化设定。可以说，之所以要写这本书，一个重要原因和着眼点也是在于让更多人进一步了解我党锻炼人才、培养干部的一种方式和制度。 记者：其实关于脱贫攻坚和关于乡村振兴的书写中，我们更多见的是一种记录式和具有反思精神的书写，但另一个角度而言，是否也期待一种提供解决问题的思路、提供探索方向的书写？ 忽培元：在乡村振兴的伟大事业中，文学开拓了一个大有用武之地——以丰富的鲜活的实践，为作家们提供了大量典型人物和素材，也为我们反思农村发展道路和制定政策上的成败得失提供了很好的案例和讨论的氛围。更重要的是，在大量对农村现实事件的描写过程中，可以发现很多可以解答现实问题的、具有典型示范意义的做法。 记者：乡村第一书记这本书在这一方面有很充分的体现，所以也被评论界认为是“当代《创业史》”。 忽培元：的确，可以说这部作品也在一定意义上从文学角度拉开了乡村振兴的序幕。比如在如何发展经济和保护环境结合方面，小说里有一整套的办法。去年两会期间，总书记就曾经亲自过问关于农村垃圾处理的情况。其实在实际的农村工作中，厕所问题在农村发展中是个不容忽视的问题，许多从旱厕到水厕的改造其实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环保问题。在书中，我从自己的实际经验出发写了关于沼气厕所的改造，从根本上解决了农业的“下脚料”问题。从另一个层面而言，“厕所革命”其实就是一种示范写作，从写作内容上回答了很多实际中难以解决的问题。像这样的亮点，小说中还有很多。 记者：指向当下的书写，和回望式的书写是否会有行文上的差异？ 忽培元：从写作角度出发，写过去和现在的确存在不同的侧重点。在我看来，文学创作中既要有侧重于反思的部分，也要有关于经验的思考和探索。当然文学不是政论，也不是简单的历史，是靠具体形象说话的，也要有思想的主题。对于现实书写来说，作家始终要深入生活，感悟生活，把生活吃透。真正好的作品是将生活本身进行提炼、概括和典型化，本质上和历史逻辑是相通的，和现实发展的趋势是一致的。只靠主观臆断和过于人为设置的写作，容易背离生活，因此我还是主张作家要深入到火热的生活，深入到千百万人从事的伟大的生活中去。在这其中，即使写小商小贩，也要有大江大河中的浪花、波澜和潮流涌动，才能站得住脚，才能具有历史性、场景性。不然，很快会像泡沫一样，被历史潮流打得粉碎。 记者：事实上，曾经在农村任职的经历，为你的书写提供了扎实的素材和基底，同时这其中是否也存在一种反哺的关系？ 忽培元：的确如此。过去我当过农村支部书记，长期以来也和延安市宝塔区川口乡川口村保持着密切联系，关注着他们的发展情况。在写作之外，我也更多参与到乡村振兴的过程中，同时也把自己的情感和经历融入其中。接下来，我准备在我的故乡陕西大荔县安仁镇“忽家巷”长期扎根。我家乡的发展，是能够典型折射这些年来农村的发展的一个地方。我正在筹划，将自己位于家乡的作家书屋建成一个农民书屋，让那里的农民有书可看，并给他们进行文化辅导，也希望能更深入地在他们身上感受乡村振兴的变化和时代脉搏。 记者：文学始终与生活紧密贴合，也深度参与着社会的发展。在你看来，朝向未来，具有发展性的乡村振兴主题书写还需要具有怎样的面貌？ 忽培元：观察生活、体验生活还是投身生活，这对作家来说是不同的选择。站在一旁观察是一种感受，体验也是一种感受，但当投身生活，成为一个生活者时，作家对所反应的对象，和所要写的生活会有另一种熟悉的程度，另一种情感和表达方式。这其中所指向的不是技巧问题，而是掌握生活、深入生活的程度问题。这对乡村书写者提出了一个很高的要求，但也是起码的要求——要有自己的生活基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