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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萧亮 《独角牛》 武宁县是我的家乡，那是一个美丽的地方。 九岭山脉和幕阜山脉跨越赣鄂湘三省，两座大山之间丘陵起伏、田野辽阔，在丘陵和田野之间，奔流着一条大河，它的名字叫修河。 记忆中多数时间修河是一条水清浪白、性格温顺的河，走在河边，会闻到河水散发着花草的气息。但是，有些夏天修河会大发脾气，卷起要吞噬一切的滔天浊浪，比如我在《独角牛》中写到的那场洪水。 修河、浮桥、沙滩、古塔、老县城……早已深埋在我的记忆里。今天，武宁境内再也看不见修河的踪影——武宁县和永修县交界处建起了一座大坝，这是亚洲最大的土坝，它把修河流域中段变成一个碧波荡漾的大湖，武宁老县城以及它的东部所有土地完全沉入湖底，包括《独角牛》中写到的我生活过的地方。 《独角牛》是武宁老县城淹没之后我在新县城工作时完成的作品，我试图用它概括我所经历的时代的前半截。我要感谢著名画家陈重印先生教我画画考上大学，后来又指导我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我特别要感谢我的妻子闫蔚，她所拥有的单纯、善良和美丽完全吻合我追求的社会理想。对我而言，追求不在于达成目的，而在于拒绝沉沦。 我写小说有个习惯，积累的素材符合两个条件才动笔，一是作品思想符合普世价值，二是作品表现手法个性化达到自己满意的程度。对我而言，第二条比第一条更难做到，而且它对小说写作既是基本要求也是较高要求。我有很多素材符合第二个条件，如果跟普世价值联系不起来，我不会去写它。符合第一个条件，如果不满足第二个条件，我也不会动手。 养成这个习惯是因为我长期关注公共利益。我愿意用正常或不正常来解释社会状态，认为社会正常是最基本的公共利益。任何小说作者都是社会的一员，都应该为社会正常尽自己的义务。所谓正常社会无非是大家的事情大家做主，个人的事情个人做主。两千多年来，中国人学会了很多东西，但是没有学会如何过好公共生活，永远是少数人欺负多数人，而多数人反过来帮助少数人欺负自己——看上去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是中国人做到了，中国很多聪明人把聪明用在这里。 经常遇到对写作个人化的争论，有的作家不愿意甚至公开反对为公共利益写作，认为这种写作不仅风险巨大而且作品短命。其实写作个人化不是新鲜事，在正常社会，写作是个人的私事，任何人无权干涉。但是在不正常社会，情况要复杂得多，强权的利益总是被标榜为唯一公正的公共利益，并要求写作者表明态度。这个时候，个人化写作便成了写作者的生存策略，对强权既不支持也不反对，在写作中费尽心机寻找与强权的共同趣味，是个人化写作的主要内容。还有一种情形，在不正常社会完成的个人化写作，到社会正常之后，这种作品往往会表现出超越时代的生机。相当于说，它能够在不正常社会逃避强权的打击完成写作，到社会正常之后焕发出个人化才可能拥有魅力。相比之下，那些批判不正常社会的小说，到了正常社会可能不再会受到人们广泛的关注。其实这些变化并不奇怪，强权消失了，社会便正常了，写作个人化也随之回归它的自然形态；但是，强权存在时，它不会自动消失，有的作家用作品反抗强权，有的作家继续个人化写作，两者都有权作出自己的选择，但不能说个人化写作的作家比反抗强权的作家更勇敢、更值得人们尊敬。 总而言之，在不正常社会的个人化写作是一种病态，这种写作刻意不去正视公共利益中所包含的他们个人的利益，故意割断公共利益和他们个人利益之间固有的联系，用一种专业而虚妄的姿态向强权示好，由此不难看出，这种所谓的个人化写作更多是一种精致的算计，算计的背后是自私和懦弱。 事实上，在社会不正常时，高度关注公共利益的小说创作也可能注入个人化写作所包含的全部魅力，因此也可能拥有经久不衰的艺术价值。我不敢说《独角牛》证明了这一点，但是，前苏联不少伟大的小说确实证明了这一点。 2020年12月8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