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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打工人 毕亮 2020年12月初，有“语文啄木鸟”美誉的《咬文嚼字》编辑部照例公布了本年度的十大流行语，追溯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打工人”一词以压倒性优势入选其中。“你好，打工人”、“早安，打工人”、“我们都是打工人”等等这些全民玩梗的老词新用，赋予了“打工人”颇有玩味的黑色幽默和时代内涵，许多主流媒体对“打工人”的走红背后的文化心理进行了剖析，也为关注“打工文化”的作家群体提供了生生不息的创作土壤。 本期刊发的短篇小说《前面就是春天》便是一篇关注“打工人”的作品，亦是作家毕亮“深圳故事系列”的又一延续。以湖南小镇为原点，大学毕业后成为深漂一族的毕亮在建立自我安身立命的坐标时，也开始绘制文学写作的版图和标签。纵观毕亮近年来的小说创作，叙述主体多为从湖南官塘镇出发、奋斗在深圳的一线“打工人”，几乎可以看作是作者自我映射与他者观照下的综合体，链接现实与虚构、过去与未来的有机体。这些故事中的主人公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蜗居在深圳逼仄晦暗的城中村——龙塘新村的底层深漂一族：他们大多离开故乡与至亲分隔两地，经济上捉襟见肘，工作生活忙碌而乏味,在物质财富极度丰富的深圳显得尤为荒诞无力。如《龙塘故事》里的快递小哥“我”和小谢，白日历经风吹日晒，在合租屋吃“用嘴巴买来的”的虚幻美食，用酷暑夜里的一瓶冰啤慰藉一天的辛劳；《前面就是春天》中的陈梅与丈夫早晚班无缝对接似的工作赚钱，介于冷漠的丈夫和不务正业的弟弟，她不得不独自一人回乡为父亲贺六十大寿，儿子的疏远和隔阂无疑放大着母子亲情的窟窿，父母的年迈体衰让原本拮据的家庭更为“雪上加霜”；《幸福里》中的方珍马东夫妇也不可避免地深陷在赚钱养家与赡养老人、养育孩子无法平衡的困境之中，“老有所终，幼有所长”成为底层深漂“打工人”在特定阶段可望而不可即的海市蜃楼。一类是在深打拼多年，有着一定原始积累、体面工作和舒适住房的福龙路中产阶级，多为企业高管或合伙人。物质层面的相对富足让他们在基本的现实问题上稍显轻松与安稳，但流光溢彩的世俗物欲所衍生的道德困境和精神危机则更为繁复隐蔽。《家乡是你的后院》中为事业奔波打拼的男主人公是个不折不扣的“空中飞人”，沉重繁琐的工作压力、庸常的家庭生活、平淡的夫妻关系、对年迈父母的愧疚与牵挂……让他试图冒险在她者身上寻求精神的满足和情感的慰藉，却意外发现妻子在彼此情感上的放任与博弈；《你现在还听摇滚吗》中的他同样也是一个永远“在路上”的事业型男主，养家糊口、还卡还贷、“没有惊喜，也没有惊吓、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程式化生活”，让他在彷徨与迷离中走向同样“坠入深渊、被铁链捆绑无法逃离获救”的初恋女友，随之而来的暧昧与不安犹如一把双刃剑置于心头。 但毕亮在讲述深圳“打工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空间时，不仅聚焦于他们所遭受的贫乏与缺失、挫败与沮丧、困惑与彷徨，而是以更加敏感宽和的目光去发现他们困顿中的坚守、绝望中的温暖、迷途中的自省等诸多微小却清晰透亮的人性光芒，这些汇聚成了毕亮小说一道独特迷人的人性景观。正如毕亮在小说集自序中写道：“这些年，我一直想写出生活的微苦，同时写出生活的清甜，却时时感到沮丧和挫败，我清楚我的界限，它就像一瓢冷水，随时可能浇灭我夜行路上的火把。而我能做的，也只能是写好这一个，再继续下一个。似乎，这就是我的宿命。大概，这也是每个写作者的宿命。”因此，《龙塘故事》中的快递小哥“我”收入拮据，最大的愿望是给相依为命的奶奶在六十岁生日前攒够五千块钱寄回，让她去县城医院做白内障手术；同样入不敷出的小谢却在关键时刻毅然借我一千块钱的“压箱底”，帮我完成了愿望。《前面就是春天》中陈梅念念不忘更换的那盆绿意盎然的绿萝，也正是困顿岁月里生机和希望的象征。《家乡是你的后院》中第三者小陆——女儿幼儿园老师似一阵云烟般悄无声息的消散离开，给这段剑走偏锋、自省克制的情感画上句号，也让他“洗净腿脚上岸，继续正确的、按既定轨道前行的生活”。《你现在还听摇滚吗》中“迷途知返”的自省意识更为鲜明，“我”在与初恋私会的途中，被女儿身患绝症、经济拮据、温情善良的三口之家打动，留下随身小心守护的五万现金后，毅然取消约会、斩断情丝、回归家庭。尽管小说中的“人设”在“神性降临的时刻”附带些许的理想主义色彩，许多文章的篇名也“自带温情的光环”，却十分契合地践行着小说家毕亮“寒夜里举着火把的夜行人”、一个身处时代现场的文学“造梦者”的写作观，同时也为“城市‘打工人’困顿的灵魂何以安放”的命题作出了文学层面的解答。 短篇写作的形式是毕亮小说创作另一鲜明的特点，惜字如金的他多年来的小说字数十分默契地维持在六千到八千字左右，通篇少见冗长的段落，没有多余的枝蔓，亦不见复杂的语法和句型，叙述简约而日常。毕亮曾坦言在写作道路上受到的卡佛短篇小说艺术的熏陶：结构于简单之中透着复杂，文字中巨大的沉默以及隐藏在文本背后的含义。他的小说通常从熟稔的日常打开细小的切口，以极强的在场感洞察生活横切面上密实的纹理，从容耐心，饱满细腻，如侦探一般去发现人物细微变化的表情、留在桌面指尖的纹理、水杯上的唇印、菜肴里的盐粒。因此，他笔下这些精心挑选的人物形象和场景设定葆有着与生俱来的自然熨帖，但他并不限于对生活基础层面的客观描绘，而是透过简约沉静、鲜活扎实的文字表层以及结尾处指向模糊的留白，去探索背后种种晦暗不明的广阔空间、旁逸斜出的细枝蔓节、风平浪静下的暗流涌动。而特定情节意象的重叠交汇也是毕亮小说中不可忽视的表现形式：《地图上的城市》中不远千里来深圳听周杰伦演唱会的狂热女孩唐米，《这一切没有想象的那么糟》里被沉重学业压抑、相约一起去深圳春茧体育馆看周杰伦演唱会的男孩女孩，以及陷入家庭事业的两难困境、热爱吉他和摇滚乐的中年男子，几篇小说中涉及的风烛残年的父母、象征生机与希望的绿植，这些带有强烈的个体经验的重复叙述，在营造生活“在场感”、增强人物张力的同时，也形成了毕亮“深圳叙事”系列强烈的个人风格。 近年来，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建设也步入了前所未有的新阶段，城市人的生活和精神嬗变成为发展中的常态，“城市文学写作”以及相关的的文学讨论亦走向热烈。毕亮关于深圳“打工人”的小说集《龙塘故事》以及多个单篇以其现实性和普遍性，无疑将被纳入中国城市文学的范畴。一方面城市生活方式的异质性、多样性、开放性为文学提供了巨大的意义表现空间，使文学具有了无限可能性；另一方面，物质层面日复一日的同质与固化也给城市写作群体带来相应的难度与挑战。同样潜心于“深圳叙事”的作家邓一光在访谈中有过更深层次的思考：“怎样对触目可及的城市生活作出独异性的文学表达，如何反思城市人群的生存方式并真正触及灵魂，跟京味、海派、港台相比，深圳城市文学的特异性何在，如何塑造更立体的城市常住人口群像、建构起崭新的城市书写审美体系，都是作家面临的问题。”我想，如何用好风格标签这把双刃剑，如何在自己熟识的主场，处理熟知的素材，把控熟悉的风格，有效避免自我重复与消耗，实现“异质性、多样性”的文学同步，从而真正葆有写作的源头活水，这也正是毕亮在今后的深圳叙事中需要思考的问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