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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张执浩 诗歌 新世纪初，我曾出版过一部名为《试图与生活和解》的长篇小说，讲述的是一个名叫安亦静的女子苦难而多舛的命运。在我的设想中，这部书试图探讨这样一个主题：倘若一个人被命运逼到了死角，那么，他（她）究竟是该顺应命运还是该绝地反抗？倘若反抗也是命中注定的一部分，那么，个人生活的自主性将何以体现？作为一个诗歌写作者，我为什么会用选择长篇小说这样一种并不顺手的形式来展现我对生活的思考，事后想来，一定是基于以下两个方面的考量：一是我对自己早期的过于纯粹圆润的抒情已经深感不满，需要在写作中引进杂芜、琐碎，甚至是某种“半成品”，以滞涩之力来消解或延缓惯性写作所造成的打滑的趋势；二是创作这部小说的时候我正经历着丧母之痛，那种源自肺腑的痛感触发了我对生命意义的思考——如何在这充满缺憾却并无意义的人生中灌注生活的热情和勇气，是我当下必须解决的问题。也就是从这部小说开始，我的诗歌写作主题果断地切入到了日常生活里，从发掘生活的趣味入手，到发现生活内部所蕴藏的真实、美好与良善，这几乎构成了这些年来我诗歌写作的全部主旨，因为我已经确信，一定有这样一台类似于永动机一样的东西安放在我们的情感区域，正是它源源不断地向我们输送着爱的动力，并一遍遍提升着我们爱的能力。 事实上，“日常生活”本身并不足以构成文学母题，真正能够构成我们经久不衰的写作资源的，是写作者对待日常生活的态度，即那种能够将混沌的日常耐心地加以梳理，让我们的生活具备明晰来历和去向的东西。这些东西超越了好坏、美丑和对错，只与我们日趋沉重、空蒙的肉身发生关联，并让你在频频回顾中不停地产生出讶异感：居然是这样？居然能够这样活！于是，“唤醒”和“复活”便成了近年来在我的作品中频繁出现的两个重要词根。落实到具体的写作现场，就是要穷尽一切可能让诗歌语言由平面呆滞变得立体可感，让作品变得有声有色，声即声音，色即画面。我曾写过一篇题为《诗歌是一种声音》的短文，在我看来，只有从“声音”的角度入手，才有可能接近诗歌内部所蕴含的奥妙，譬如说，一个诗人与其他诗人的差异性，一首诗与另外一首诗之间的不同，这些异质都是由音色、音质、音序、音高等因素决定的。任何优秀的诗人都自有其独特的音调，而糟糕的写作者总在跑调，或者永远找不到调性。决定音调的关键在于，诗人对词语的把握能力。我一直认为，写作者在下笔之前，一定要养成掂量词语轻重的习惯，因为很多词语你认识它却不一定能把握它，也就是说，当一个写作者面对大脑中呼啸而过的海量词汇时，他应该审慎地加以甄别：哪些是我能够拿为己用的，哪些是我根本就无力捕捉和应对的。由此可以区分出“青春写作”和“成熟写作”的不同特质，前者单凭勇气和蛮力就能做到，而后者却不行，后者更依赖于写作者对自我的认知力，对现实的接受度，需要耐心，热情，以及他长久以来积累起来的生活经验和文学经验。这些经验说到底，依然是他面对生活的态度。 我倾向于使用那些与生活平起平坐的词语来传导我的情感，这些词语因为时常与生活相抵牾、摩擦而产生了适度的热量，可以让我笔下的文字具有正常的人性体温，可以见证我曾经这样活过，曾经来过这里。这些明白、通晓甚至庸常的词汇，经由我身心的反复擦拭，被赋予了别样的光泽，看似简单随意，其实匠心独具。 当我说“目击成诗”的时候，实际上我在强调写作者的精神穿透力，如何做到与周边事物、物象达成共振，依赖于我们的胸襟是否开阔，感受力是否强大，能否在这个熟视无睹的世界里窥见出另外一番生活的面貌来，而这番面貌才是造就我们愿意以飞蛾赴火之力，与生活同归于尽的源动力。这些潜藏在生活褶皱里的“小东西”，不会因为生活是个庞然大物而遁形，相反，它们会日复一日地叠加在一起，对我们的承受力和耐心形成严峻挑战。而一旦这种紧张的对峙关系得以成立，诗性就会在不经意中显现出来。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和解的力量会被彰显放大，人性中的软弱面也会随之被释放出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视文学为心灵的“示弱”，而非逞强斗狠。做到这一点并不难，如果你能让保持长久的好奇心，去不厌其烦地观看和倾听，就能够慢慢体味到造物主的苦心孤诣。 而当我说“脱口而出”的时候，其实我是在要求将自己始终摆放在“受迫者”的位置，去坦然接受齑粉的命运，发出最真实的感喟。无论是“主动生活，被动写作”，还是“我想抒情，但生活强迫我叙事”，这些看似带有自我申辩色彩的文学感悟，都紧紧围绕着生活的难度而非写作的难度来展开。于我而言，尽管在许多时候，这两种难度相互交织并行不悖，但生活的难度显然大于写作的难度，因为一旦掌握并拥有了语言的技艺，如何体现生活的丰富性、变化性，以及那种近乎在灰烬中获取温暖的感受力，才是推动我写作的最大动力。“诗歌来自诗人心情平静时对于往昔情感的追思”，这是当年华兹华斯给出的定义，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写作对此做出回应。是的，在平静中追思，在回望中获得前瞻的力量，让业已消淡的情感一遍遍死灰复燃，成为我正在经受生活的一部分，做到这点固然艰难，但总值得一试。 当一个人写着写着就进入到了知天命之年时，他应该明白，顺应命运或许是获取智慧的另外一种途径。在我既有的人生观中，没有哪一种生活不能散发出诗意的色彩，或激发起诗意的光辉来，即便是像我那部小说的主人公安亦静那样惨烈的人生，活到尽头，也有诗性自现。这是因为，生而为人总不免挣扎，而通过挣扎传递出来的情状不仅真实，具体可感，而且充满了生命的韧性和对生命本身的敬重感。所以，我一直在强调，真正好的诗歌并不是刻意“写”出来的，虽然为了迎迓她的出现，你必须不断地“写”，甚至必须把“写”这个动作本身当成是你在这个世界上唯一能够从事的正经事。真正的诗应该尽力撇清她与“写”之间的关系，以一种主动现身的方式来澄清我们周遭生活的杂芜和紊乱，达到近似于情景再现的效果，但又不止于情景再现，因为她每一次弥足珍贵的现身，都将修正我们既有的生活观念。 而作为一个写作者，一个终日竖着耳朵聆听“上帝的提示音”的诗人，要在噪声纷呈、“连楼房都在尖叫”的时代，确保自己依然拥有正常的听力，并不是一桩容易的事。更多的人生活在幻听幻象中而浑然不觉，更多的诗歌也已经背离了声音的初衷，加入到了争强斗狠之列。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一个诗人究竟该怎样开口说话？我曾在一篇短文里表达过我的想法，大意是：时代越是喧嚣，诗人越是应该轻言细语。当然，这只是一个姿态的问题，而核心问题在于，我们怎样才能保证自己的轻言细语同样充满对人世的洞见。在我看来，保持与时代的疏离感和保持与生活的亲近感，两者之间并不矛盾，真实的矛盾在于，你一方面想走到时代的前列去，另一方面又想躲在生活的背后。这种首鼠两端的尴尬撕裂了我们的写作，使我们作品发出的声音既怪异又惊悚。色厉内荏业已成为我们这个时代写作的通病，而克服这种通病的最好方法，就是让我们的肉身回到真实的生活现场，去无所保留地感受日常生活粗粝的磨损，以此重建我们与生活之间的友谊：不再是对生命意义粗暴的否定，也不再是对生活勉为其难的肯定，而是从这种友谊中获得人之为人的良善和本心。如果我们能够在这一点达成共识，我就会视你为我的同道，并将在终究会通往失败的路上与你“撞身取暖”。 （本文选自《新五人诗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