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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从人流中走近我，急匆匆的 马绍玺：春萍好！你的《丝路骑手——红柯评传》出版几个月来，受到读者的好评。我作为读者之一，热烈祝贺你。 韩春萍：谢谢马老师！大家对这本书的期待和反响让我非常感动！著名文学评论家李敬泽先生在这本评传的代序中说“红柯其实是寂寞的，懂红柯、知红柯的人不多，韩春萍教授是懂红柯、知红柯的，经由这一部《丝路骑手：红柯评传》，人们得以重新认识红柯”，这既是对我的鼓励，更是对红柯文学精神的一种致敬。 马绍玺：我第一次听你讲你心目中的红柯，是在北京语言大学的校园里，不知你是否还记得？当时我俩都还在读博。那天你讲红柯的时候，眼里有一种独特的光芒，让北方深秋的天气里多了一份琥珀色的温暖。 韩春萍：那时候一心读书而没有工作和家庭琐事的负累，说起文学来大概确实是两眼放光的。又因为红柯书写的是少数民族文化，而我那时候正攻读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专业，红柯在新疆少数民族文化中的惊喜发现和启示与我的感觉完全是一致的。我因为这一段读博的经历与红柯所写深有共鸣。红柯的文化视野是当代大多数作家所没有意识到的。 马绍玺：我很怀念那天下午呀。 韩春萍：是啊，可能也因为马老师您是回族的原因，在您面前谈论一个汉族作家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尊重与欣赏。这其中也有我自己的一个立场，一种想和您跨文化对话的渴望。 马绍玺：就是在2009年的那个有意义的下午，你给我普及了红柯，谢谢你！我当天完全被你的讲述吸引，就跟你说你的心也许是离红柯最近的心了，应该集中精力研究红柯。没想到十年来你真的一直在阅读红柯、研究红柯。从你拿出的成果来看，你真的是太喜欢红柯的文学世界了。可以谈谈你跟红柯相识过程吗？ 韩春萍：谢谢马老师当时的鼓励！我这几年能够默默地坚持做下来，就是因为我相信红柯的贡献远远超越于他的文学。我始终是从跨文化的角度来看红柯写作的。2005年7月，我因为对红柯的作品非常有共鸣，计划把他的作品作为毕业论文选题，暑假就到宝鸡文理学院去找他，到了之后才知道那时他已经去了陕西师范大学，于是我留下一封信。这封信经红柯的同事转给了他。有一天红柯根据我留下的电话找到了我，此后断断续续会通过电话和邮件联系。第一次见到红柯我印象非常深刻。2005年一个冬日的下午，在陕西师范大学的门口，我见到了红柯，他从人流中走近我，急匆匆的，说要请我吃晚饭，于是就进了旁边的一家搅团店。搅团是陕西的一种小吃，他当时吃得很少，不断给我夹菜，他以这种方式表达他的热情。而且他很爱家，那天小聚之后，他要回家吃饭。这让我心里对他多了一份亲切和崇敬。此后通过电话和邮件交流起来，我就没有拘谨了，对我来说就像多了一位师长和朋友。 马绍玺：你对红柯真的太熟悉太喜欢了，请你给大家介绍一下红柯的作品。 韩春萍：我觉得评论者和作家之间是要讲求缘分的。一个评论者自身的审美趣味、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会决定他跟什么样的作品产生共鸣。除了您，还有石舒清老师看了评传也说我对红柯其人其作太熟悉了。大家的这种感觉出乎我的意料，我猜想这也是对评传的一种肯定，说明我以不断解读红柯作品的方式做到了对红柯的全方位了解。于是我就专门扳着指头数了一下我跟红柯见面的次数，原来在认识红柯的13年间我只见过他六次。除了第一次见面之外，其他的时间都是在课堂上、会议上和文友的聚会上，再没有面对面单独聊过。 红柯那时候忙于写作，他不用手机。能联系到他的是他家的座机和夫人蔡老师的手机号，使用的电子邮箱也是蔡老师的邮箱。去世前的两年时间，因为他使用微信了，交流才多了起来。我知道他写作时间宝贵，一般不会主动联系，他有什么好书或者说看到什么好文章会随手转发给我，那时我才会聊几句。红柯去世前一个月交流相对较多，他会留言给我分享他的阅读感想和对一些文学作品的思考，看留言时间他有时候熬夜到凌晨。 红柯的800多万字作品，基本上都是书写丝绸之路文化、尤其是新疆的少数民族文化的。他尝试了诗歌、散文和小说文体，最有成就的是小说。短篇小说《美丽奴羊》《吹牛》和长篇小说《百鸟朝凤》《大河》《乌尔禾》《生命树》《好人难做》《喀拉布风暴》《少女萨吾尔登》《太阳深处的火焰》都是他具有代表性的精品力作。红柯的散文评论家关注不多，但是以我的阅读来看，随笔集《龙脉》和《绚烂与宁静》也非常值得研究，每一篇都有他的独特见解和灵思妙想，信息量非常丰富。 马绍玺：在红柯的这些作品中，如果有人说他太忙了，要忍痛割爱，只能读其中的一本（部），你会推荐他读哪一本？为什么？ 韩春萍：我会推荐他读红柯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太阳深处的火焰》。这部小说是红柯用他一生的积累以及他全部的生命热力，最集中的爆发。比起早期作品，精神内涵更加厚重，情感也更丰富。而且这部作品也是中原文化与边疆少数民族文化的精神对话。其中相互救赎的焦灼，对应着红柯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格局的思考和对文化复兴可能路径的想象。这样的作品读起来会比较挑战读者的阅读习惯，但是一旦打开了自我的文化观念壁垒，就会有很大启发。这部小说还是面向未来的，随着中国人走向世界，跨文化交流问题是一个现实问题。红柯率先大篇幅长时间书写跨文化对话的经验与文化创新的可能性，这其中的启发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他是丝路骑手，也是故事的歌手 马绍玺：红柯曾经去新疆并在那里居住了十年，这是主动还是被动的人生选择？是世俗的考虑还是文学的追求？这对他和他的文学世界有什么影响？ 韩春萍：我简单介绍一下红柯的人生轨迹就可以看出新疆之行的意义。红柯1962年6月生于陕西省岐山县凤鸣镇，1985年7月毕业于宝鸡文理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留校任宣传部院刊助理编辑，1986年8月调入新疆伊犁州技工学校，在新疆工作、生活了十年后，1995年11月又从新疆调入母校宝鸡文理学院中文系，2004年10月引进到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2018年2月24日因突发心肌梗塞去世。红柯有英雄情结，加上早年读的英雄史诗、历史小说和斯文·赫定探险文学的影响，据他说当时离开前给校长写了一封信，就决然去了新疆，没有任何犹豫。红柯是一个跟随自己直觉行动的人，生命中有这样的内在召唤，他就照做了，从故乡出发到新疆，再返回故乡，再到丝绸之路的起点西安。如果没有这个主动的奔赴新疆的冒险行动，就不会有作为丝路骑手的红柯。也因为这是红柯的主动选择，让他的生活、工作与文学的追求统一了，所以他初到新疆只经历了短暂的文化身份认同重建期，后来就非常自在了。这决定了他能够欣赏新疆兄弟民族的文化和生活方式。 马绍玺：可否说“新疆”和“新疆文化”是红柯文学世界里的重要因素之一？ 韩春萍：也可以这样说，但又不完全是。写新疆和新疆文化的作家也不少，但红柯写新疆文化是他探索理想文化人格和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重要方式。 马绍玺：那么，红柯文学世界里的新疆是怎样的？具有哪些审美特征？ 韩春萍：红柯的新疆，是一个人与大自然与不同民族的人们展开对话的文学世界。他笔下的人物都活动在一个广阔的时空中，基本上集中在移民群体，其中包括早年奔赴边疆的逃亡者就像马仲英，也有后来的军垦老兵、知青、内地大学生和陕甘宁三省到新疆讨生活的人。红柯写这些人的迁徙和跨文化经验正好和自己的人生经验相契合。 这样的小说主人公基本上都是边缘人群。红柯重点写他们身上昂扬向上的英雄一般的人格。这种人格是在和大自然和不同文化的对话中磨砺出来的，是开放的、包容的、充满着诗性智慧的人格。在红柯看来他们活得自在、自由、青春、健康。那是一种觉醒者型的文化人格。因此在文学审美方面表现出了浓郁的诗性气质。人与大自然之间可以自由无碍地对话，甚至在人的心理体验中动植物都是有灵性的，能够扩展人的体验，让人觉得与天地万物合一，自己并不卑微，并不孤单。人与人之间也是有情有义的，因为在那样广阔的天地里，即使来自于不同族群的陌生人也都会惺惺相惜，正是那种天荒地老的感觉，卸下了人身上的阶层的和民族的种种标签，让人活出了本真的自己。在那样的时空中，生命本身就是珍贵的。不仅是人的生命，人和所有的动植物一样，都有本质上的高贵和平等。在这个意义上，红柯的文学既是一种生命诗学，也是一种文化诗学。 马绍玺：你把书名最后确定为“丝路骑手”，很有形象感和画面感！我很喜欢这个书名。给我的深刻印象是，红柯永远骑着他心爱的马儿，驰骋在新疆的戈壁大漠中，流连忘返在胡杨林里。当然，这个英俊的骑手决不是一个时髦的观光客，他的心灵其实更多地是往返在“中心”与“边地”之间。我想这也许才是红柯的真意。所以，这位英俊的骑手，马背上驮着的，是文化，是交流，是沟通，是寻找，他骑行的前方，始终有一幅美好的文化图景。可以这样理解吗？请给我们介绍一下。 韩春萍：马老师的解读非常独特，非常形象，传达出了丝路骑手的另一层意义。作为丝路骑手的红柯，他首先是一个开拓者，他从古老丝绸之路的起点，一路向西，那样的文化视野和拥抱少数民族文化的胸襟，就跟汉唐历史上的那些走向边疆的文人一样。边疆不再遥远，不再陌生，这是值得去探索，去对话，去学习的。用红柯的话来说，这块区域就像我们中华民族文化的潜意识，它沉睡得太久了。除了这一层意义，就是您说的第二层，作为丝路骑手的红柯，他还是一个信使，是一个从探险之旅带着启示归来的英雄。他带来的启示就是内地与新疆多民族文化之间对话的结果，就是对丝绸之路文化意义的重新发现。 马绍玺：能给读者再概括一下你心目中的红柯形象吗？当然是指他文学世界里的形象了。 韩春萍：我读他的作品、听他讲课有两种印象，他既是一个丝路骑手，又是一个故事的歌手。故事的歌手是对史诗艺人的称呼。丝路骑手是针对红柯的文学创作内容而言的，而故事的歌手是形容他讲述的语音、语调和话语方式。红柯不管是写作还是口头表述，语速非常快，并且化用了大量的口语和方言，富有表现力、感染力，而且动作性的词汇多，比喻多。给人感觉讲述者是一个滔滔不绝的、沉浸在神奇体验中的人。这和史诗艺人讲述史诗的神圣体验非常相似。这后面体现的是红柯对少数民族文化的深度认同。他是走入少数民族文化内部的体验者，而不是评判者和猎奇者。因此他的作品跟少数民族作家的作品气质非常相似，反而跟其他的新疆汉族作家的作品不太一样。 民族文学培养的是认识世界的另一种眼光和视角 马绍玺：你是一位擅长于从民间文化视角来对作家作品展开讨论的学者。请问你在红柯的文学世界里有这方面的研究和发现吗？如果有，请详细介绍一下。 韩春萍：民间文学是一切文学叙事的元叙事。神话、民间传说、民间歌谣、史诗和民间叙事诗等，历来都是作家文学的资源宝库。作为元叙事的民间文学，其主题和叙事结构，具有跨越民族，甚至跨越国家和地区的一致性。因此红柯选择激活新疆的多民族民间文学资源，并化用在他的小说叙事中我认为是非常富有创见的。因为这些民间文学所隐含的共同情结和叙事结构，在跨文化传播中具有一种通约性和感染力，有促进民心相通的作用。比如红柯长篇小说《生命树》对生命树原型结构的化用。还有一些创世神话和族源神话本就讲述的是几个民族共同的来源，红柯重述这些神话具有促进民族之间互相认同的作用。好莱坞电影和迪士尼动画为什么风靡全球，虽然他们采用的是现代电影工业技术，可是后面的故事结构和人物原型都来自于古老的神话和童话，而这些才是能够被全世界的人们所接受的深层原因。对民间文学的这一重要功能，作家们要重视。 马绍玺：你总是提到红柯的文学理想。这一点我很感兴趣，能具体阐释一下吗？ 韩春萍：红柯早年的写作带有强烈的批判性，像他的短篇小说《杂种》和长篇小说《百鸟朝凤》动笔始于1990年。他对人们的权力情结和奴性人格做了深刻反思，这是现实生活中非常常见的人格，写得很精彩，如果顺着批判现实主义小说的路子走下去，红柯也能写出精彩小说。但他选择了去写理想人格，后来红柯所有的写作都有这种病态人格做参照，红柯发现他们的病因在文化的根上，那就是权力情结以及相关的文化土壤。 红柯的文学理想不仅是激活西部的非理性文化，开创真正的现代派文学，更重要的是经由这种文学重建中国人的理想文化人格，这和鲁迅先生改造国民劣根性的探索一脉相承。 马绍玺：可以说你是被红柯的文学理想和文学世界深深吸引才投入深情研究的，你觉得可以在哪些方面来理解红柯文学的当下意义？ 韩春萍：首先，红柯博览群书，早年读了大量的西方文史哲作品，但他将他的文学探索之路瞄准西部以及丝绸之路沿线的中亚，这是具有超越时代的意义的，值得我们深思。这里面有我们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重新焕发活力和文化复兴的可能性。红柯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这样呼吁了，这正好和后来国家的“一带一路”倡议相一致。 其次，从小说的出路而言，红柯探索的西部小说既具有跨文化视野，又具有生态环保思想，同时还挖掘了多民族的思想文化资源。对这些思想文化资源的创造性转化与整合，以及促进与儒家文化的融合，是当前社会发展的需要。 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前面刚说过的对民族理想文化人格的构建是文明社会的需要。红柯的写作具有话题性，他总能敏感地意识到时代发展的需要，并抛出了这些话题，因此他作品中的当代意义还有待于人们的不断解读和发现。 马绍玺：《丝路骑手——红柯评传》是你奉献给读者的一部倾注着你满满情感的作品。请问在你的计划里还有对红柯的进一步研究吗？如果有，是否可以简要给读者介绍一下？ 韩春萍：这部评传以评立传，本质上是对话和话题，是在和红柯作品和丝路文化的不断对话中勾勒出的“丝路骑手”形象。同时也是抛砖引玉，希望抛出这个话题能够吸引更多研究者共同探索，对丝路骑手的红柯形象的确认有待读者通过与评传对话一起完成。红柯面对的是我们民族文化中的大命题，非一人之力所能完成。以后如果有可能，我会写一部《红柯传》。 马绍玺：谢谢你的辛苦工作，我们充满了期待。你在长安大学任教，而且经常参加一些公益性的文学活动。请问，你在你的课堂和文学公益活动里给学生和大众讲红柯和他的文学吗？他们的兴趣和接受程度如何？ 韩春萍：我在课堂和一些文学讲座上经常以红柯举例，想要带领学生认识我们兄弟民族的文化，并学会尊重和欣赏。同时也告诉学生，民间文学和民族文学培养的是我们认识世界的另一种眼光和视角，如果这里出现了视角盲区，注定对这个世界的认识是不全面的，甚至可能是盲目和狭隘的。因此如果有这方面的公益读书会或者演讲，我都非常乐意去参加。我觉得如果能以个人的微薄力量，通过文学的方式促进人与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互相理解与团结，这是非常有意义的。这也是我所能做的一种公益活动。正好这也是我的专业和职业所需，所以我觉得特别幸福。这种经由学术研究带给自己的心灵自由感和幸福感会不知不觉感染学生，每年都有不少本硕学生跟着我做相关研究。 马绍玺：拥有一个完整的内心世界的人，总是让大多数人羡慕。我以为，你和红柯都是拥有完整内心世界的人。最后，请结合你的研究和教学，谈谈你心目中的“文学与人生”。 韩春萍：谢谢马老师这么高的评价。拥有完整的内心世界就意味着内在的精神是自洽的，整合了人格的多种侧面，达到了与自我、与世界的和谐。我不敢说我就到了这样的境界，但确实在努力。拥有完整的内心世界，这不是与生俱来的，这是不断与他者对话的结果。而在促进自我人格的和谐方面，文学起了巨大的作用，进入文学就是进入了他者的世界，有多少文学的精髓整合进了我们的精神，就有多少他者和我们产生了和谐的对话。因为我从小热爱文学，古今中外的文学家们，他们的人格和精神力量都在文学中，帮助我构建我的理想人格。因此可以说文学与人生的关系，就是人与镜子的关系，就是人与盐的关系，就是人与水的关系，甚至是人与空气的关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