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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苇子:父辈的足迹与巴洛克时代的骷髅头

http://www.newdu.com 2020-12-15 《花城》 李苇子 参加讨论

    关键词:李苇子
    1981年农历十月底的某天,姥姥带着二舅和四姨坐上了从临沂去济南的长途大巴,他们要从济南换乘午夜的列车,赶赴千里之外,滴水成冰的“金色鱼滩”。
    济南汽车站距火车站有三公里,我始终没问过他们(姥姥已经不在了)当年是如何找到火车站的,走路还是坐车?坐车的话,是公交吗?他们如何在偌大省城找到那辆公交车的?他们内心是被陌生世界的新鲜感鼓荡还是充满焦虑与惶恐?有没有哭闹,有没有不配合,有没有调头回家的刹那转念?
    当时,二舅八岁,四姨十一岁。
    比这更早的时候,1980年或1979年秋,姥爷带着三姨兜兜转转从临沂到济南再到哈尔滨尚志和亚布力。其间,他们在砖厂脱过坯,在林场伐过树,在豆腐坊磨过豆腐,甚至几乎沦为乞丐,最终又颠沛流离去了三江平原,投靠一位本家,就此落地生根。
    二十岁那年春天,我从济南乘1394次列车踏着祖辈往来穿梭过无数次的路途北上,那时,1394是北上者唯一的选择。农民、打渔的、小贩、扒手、皮条客、黑道成员和妓女,塞满车厢,如逃难的沙丁鱼,车子破败、拥挤、窒闷,甚至没有一个转身的空隙,我被挤压在靠近厕所的过道里,空气似是颗粒状,你能感觉到有毛茸茸的东西滑进气管,这种地方你不可能有心思吃喝,胃肠也很知趣,死了一般蛰伏,人体进入低耗模式,瞌睡成为常态,我夹在两个男人中间,或者说,我们所有人夹在所有人中间,站着睡去,朦胧中,呼噜连成一片,我听到有人啜泣,有人在说梦话,另一边有人肆无忌惮磨牙,扒手用刀片划开谁的人造革面行李包,风拍打着车窗,大平原如同赤裸的男人胸膛,渺远的白桦林,乌鸦,地平线上零星几点灯火,一头发呆的牛,或者驴,隔着人头我无法看得真切,也可能,这画面早被时光篡改,许是我从某次画展上看到的油画,被记忆强行收编。那些转瞬即逝,终生不会交集的陌生。
    这么多年过去了,姥爷、三姨、姥姥、二舅、四姨、二姨,甚至是后来的我大舅,我哥,我爸,我妈,以及那些更为久远,闯关东时代的老乡,他们扶老携幼连衽成帷,穿过大江大河,越过山海关,如同一把粟米,撒向莽莽苍苍的北大荒。这些北上的画面总是和我的北去经验相互交叠,杂沓如多次曝光的胶片,斑驳如泡桐叶子用间隙筛选的光,扎在我心内某处,让我不知所措。
    2017年冬,我再次踏上北去的车,仍是1394次,车况和当年早已如隔天壤。这一年,二舅结束了三十多年的渔民生涯,改行去做别的。之前他也有过短暂改行,最终还是重回江里驾着他的船,撒着他的网,网着他的鱼,风里来雨里去。在江里的这些年,他无数次和死神擦肩而过,耳闻目睹过渔民的各种不幸:疲劳作业掉江里淹死的,被浪打翻船淹死的,莫名其妙跳江里淹死的,大冬天掉冰窟窿里淹死的,被快艇撞翻船淹死的……灾难如同仓惶出逃的鱼群,逮谁是谁。
    二十岁那年春天,不,也许更早,早在父母拆开从东北寄来的信的时刻,早在我知道了东北那个方位,并知道了那方位不只是方位,还有爱、亲人、倔强的生命力与梦。被对远方的浪漫想象饲育的某种东西开始在我心底生长,这过程是迟缓的,但,父辈们的故事始终在那个地方等我。
    《越界》自然也是根据真人真事改编,当一位作者说他某部作品是真人真事改编的时候,似乎是在用现实的真实来强调自己叙事的权威,某种程度上会将他的创作指向虚构的无能,实际上,我曾尝试写过非虚构,这一尝试的结果却让我变成坚定的“虚构主义者”,我无法忍受被限制了腾挪的想象,不管那想象力多么贫乏,我都愿意它们像鸽群一样在什么地方飞着。
    在真实的故事里,妻子被掳走后,丈夫独自驾船离开,并于约定时间去接妻子,据说第二天妻子死在了医院,也有说死在去医院路上的。我常常想,假如我是那位丈夫的话,该怎么办?假如我舅、我父亲、我姨夫是那位丈夫,他们该怎么办?对抗?对抗的了吗?在江中,一个普通个体的死亡并不会比小说中那条大鱼掀起的风浪更大。遗憾的是,在今天的现实中我们几乎找不到“黄瘸子”,或者说,在这个浪漫性被功利主义替代、鸡零狗碎人人自保的时代,“黄瘸子”早已被弃如敝履。小说里一拍即合的营救、硬汉、倔强、不屈,与其说是我的浪漫想象毋宁说是一种渴盼,渴盼一个英雄的他者横空出世,并用平庸为我的罪责开脱,这种对他者单相思式的意淫,最终会被现实重重抽来的耳光击碎,正如同那条飞得越高跌得越重的大鱼。信与不信、建立与破坏、繁华奢靡与骷颅头,它们相爱相杀。
    在前面几稿中,我用很明确的文字暗示了那位妻子的死亡,定稿前我将那部分删掉了。除了小说内部空间的考量,更多还是内心的某种不忍——我希望她仍健在,只是,这样的话她必须得去面对婚姻以最惨烈的形式轰塌的可能,也许,这将会是我在别的小说中表现的主题。创作《越界》花了我大概一周时间,修改却是场漫长的坚辛,断断续续持续了两年。我庆幸这种迟缓和延宕,可以在更长一个时间段里注目、审视与思考。
    如同那些为了讨生活而辗转的父辈一样,《越界》遭过多次拒绝,我但愿那些遭拒的原因是我写作本身的技术缺陷所致,而不是其他非文学力量的干预。最后,感谢《花城》杂志社的所有老师,让这篇小说有了一块栖身之所,尤其要感谢朱燕玲和许泽红两位老师对我的鼓励。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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