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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指出：“让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同全国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是我们党的庄严承诺。”2020年是我国脱贫攻坚的决胜之年。恰逢此时，广西防城港作家徐仁海推出报告文学《一群瑶族少女的诗和远方——广西上思县瑶族女生班十年办学纪实》（《时代报告·中国报告文学》2020年第8期）。这部扣人心弦的报告文学，无论是题材挖掘的深度还是扎根人民的创作姿态，也无论是切入人心的抒情笔调还是思辨性的审美结构，都有诸多可圈可点的地方，从题材开掘翻新意义上来说拓展了扶贫文学的题材视域和写作向度。 题材的多向度开掘是这部报告文学的亮点之一。你可以说这是一部民族题材报告文学，也可以说它是扶贫题材报告文学，甚至还可以说它是教育题材报告文学。当然，我更愿意把它看成是扶贫题材报告文学，而无论教育元素还是民族元素，只是题材开掘的向度之一。文章合为时而著。相比其他文体，报告文学更贴近时代，更敏感于社会焦点。随着脱贫攻坚决胜阶段的到来，国家加大了贫困人口的帮扶力度，扶贫政策越来越深入人心。这样的背景下，扶贫题材文学创作也因紧扣时代主题而繁盛起来。徐仁海同样关注扶贫问题，但这部作品没有描写扶贫工作队员如何深入农村，如何带领贫困户脱贫致富的经过，而是讲述两广民进如何通过资助瑶族少女上学、知识改变命运的故事。显然，徐仁海发现了贫困的深层次问题，不在贫困现象本身，也不在经济指标上的难以突破，而是文化环境的闭塞和思想观念的落后。从这个角度，作者深入十万大山中的瑶寨，实地考察瑶族少女如何摆脱麻木、拘谨的生活状态，而通过文化知识的学习获得新生的艰辛而欣喜的历程。 上思县瑶族山寨深藏十万大山，闭塞、落后是导致贫困的首先因素。这是客观环境造成的。然而，深入瑶寨后，作者发现，瑶族传统婚俗对人的限制似乎是根深蒂固的，是日常中的集体无意识，属于致贫的主观因素。一方面，瑶族女孩经常以“换亲”的形式来成全兄长的婚姻，哪怕是面临嫁给聋哑残障，也只能屈从。这种婚俗不能不说是十分残忍的。上思瑶寨少女悲苦命运与此有关。另一方面，瑶族父辈意识中落后观念依旧顽固，男权思想依然严重，认为女孩终究是嫁出去的，不必花钱读很多，加之繁重的家务需要打理，瑶族少女因此而辍学者居多。瑶族少女小学毕业就回家务农，等到十五六岁就以“换亲”的方式被嫁出去。这样周而复始，瑶族山寨的面貌是很难改变的。 上思县瑶族山寨的贫困，既源于客观上居住环境的封闭性，又与传统民族文化陋习有关。如果思想观念不变，瑶寨的贫困状况难以扭转，而要改变观念，则教育必不可少。教育扶贫，让瑶族少女走出大山，学习现代科学知识，也正是解决瑶寨贫苦现状的重要途径。 作为纪实类作品，这篇报告文学的视线没有回避瑶寨里那些封闭的心灵和狭隘的视界，而是通过两广民进、采访者、爱心援助者与瑶族老百姓交心的方式去层层挖掘、渐次揭开瑶寨社会心理，破解大山深处瑶族同胞的内心密码。作者选取了几个典型人物和场景，去反映一群瑶族少女如何在爱心人士的援助下走出大山、改变命运、造福家乡的整个过程。首先，作品以陌生化的手法为我们呈现了这个群体的生活现状以及少女的精神状态：父辈抱守陈规陋习，日求三餐饱，夜求一宿觉，得过且过，恒古如常。而女孩则敏感、羞涩，对外界充满了渴望。她们辍学在家，不情愿地干着枯燥乏味的家务，日复一日，直到出嫁。这种状态与山外的社会日常形成一种反差，产生强烈的视觉冲击力。采访者的同情与痛惜以及爱心人士实施救助的决心，皆缘于此，同时也为爱心捐赠与教育扶贫的展开提供了逻辑起点。 叙事性是这部作品的重要特征。作者倾心于对话和白描的手法，人物的语言、神情和动作往往蕴含着复杂的心理活动。入户调查工作人员刘艳霞对瑶族少女李超利的探访，在作品中是这样呈现的： 刘艳霞躬身靠近小女孩，轻声细语地探问:“小同学，今天不上学么?” 小女孩轻得不能再轻地摇摇头。脸上的神情木然，眼睛的视线没有离开柴垛。陆雄光边伸手帮小女孩扶正歪斜欲倒的柴垛边亲亲切切地问:“不读 书了么，看你年纪小小的呀!” “不读了，还差一 学期毕业”。小女孩腼腆地望望面前的几个陌生人，眼神躲躲闪闪，低声回答。 这时候，“吱呀” 一声，底部爬满青苔的木板门跟着开了小半边，从破旧的门缝里探出半个身来的中年男人咧咧喃喃:“女孩子，读那么多书做什么，家里的农活忙，家务那么多，又贫穷，怎么读呀!” 丢下这一串话，瘦脸紧绷绷的他，神情木然地复又闪身入屋将门掩上。 “想读书吗你?”刘艳霞心惜惜地轻声问，目光温柔地抚摸般望者小女孩没有光彩的脸颊。 “想呀，可是……”小女孩的眼睛里有一道特别的亮光闪烁，只是这亮光稍纵即逝。她张张缺血的嘴唇，欲言又止。刘艳顺分明知道小女孩“可是”后面的意思。她轻声叹息着，差点掉下泪来。 上述文字突显出鲜明的叙事性。如果不从整体上去看，我们完全可以把这部分文字当作小说来读。报告文学既要具有真实性，也要保持文学性。审美性是报告文学深度追踪和报道社会现象或事件的必要条件。从这个片段可以看出，徐仁海对“瑶族女生班”办学实践的报道非常讲究文学性和审美性。他没有板着面孔宣讲国家扶贫政策，也不是直接陈述爱心人士深入瑶寨探访的过程，而是借助平实的对话和细致的描写切入人物心理和意识中，把他们的困顿与渴望呈现在读者面前。再如下面一段，作品以散文化的语言刻绘瑶族少女准备启程，到上思县民族中学“瑶族女生班”上学时与父母依依惜别的画面： 那天，5点起床，已经很久没给自己梳理头发的妈妈，今天居然在昏黄的油灯下给自己梳头并结了两条羊角辫:“ 离家那么远，要懂事，要听老师的话，妈妈希望你从这条山路走出去，今后有出息哦!”李超利深知，此时此刻，妈妈的叮咛妈妈的期望是带泪的。她很感动，也从未有过像此时此刻这般对妈妈产生过如此强烈的依恋，“嗯嗯”地应答妈妈几声，当时她的眼睛就湿润了。灯光虽然并不透亮，但仍然可看出，爸爸慈祥的脸上，挂着淡淡的喟然惆怅。他默默地望了望母女俩，然后用目光示意女儿是该出发的时候了。爸爸弯腰帮自已提起简单的几件换洗衣服，打着手电筒，疼爱地用粗糙的手，轻轻拉着李超利的手，跨步迈过门槛，“卟卟”踩着泥水，一步一步走上家门前弯弯曲曲的小路。从常隆到南屏乡街，要走10来公里的山路…… 不舍的亲情与惆怅的氛围、瑶族少女负重前行的心绪以及父母对孩子的殷殷叮嘱与期待，在作者动情而入微的描写中跃然纸上。另一个瑶族少女邓汉岑离家启程时复杂情绪的描写也很见功力。千百年来，祖祖辈辈的生活沿着既有轨道滑行，而青年一代即将迈出的这一步，真能通向一条改变命运的路么？彼时彼刻，父辈心中疑虑与希望同在。正是在这样需要作出抉择的当口，那种离别中的牵挂，那种期待中的忧虑，在人物动作和简短对话中传达出来，就显得无比真实。 在文学审美上，徐仁海不仅把叙事性置于报告文学写作核心要素的地位，而且在场景描写中，还特别心仪于以抒情化笔调，去渲染激动人心的场景，激活读者的情感神经。 是激动？是激越？是激昂？为这一群瑶族少女的青春!为那些帮助她们插上理想的翅膀，帮助她们搭建理想的阶梯的人们! 我心，欣欣然在笑，在惊叹在慨叹:若不是瑶胞女子班，若不是那么多的大爱无疆的爱心为她们织梦圆梦，也许，她们将会像姐姐们一样，在十五六岁时出嫁。嫁给谁?未知!但有一点是肯定的，绝不会是嫁出村屯，因为哥哥要娶嫂子，只能在村里找——换亲。 她们的青春， 又将在大山里青涩直至枯萎……更让人悲催的是，她们的孩子，仍然重踏妈妈的人生覆辙，在大山深处圆睁着渴望读书的双眼，望天望地，望绿水青山…… 这段文字简直就是诗的语言，节奏感强，时而铿锵激荡，时而回旋起伏，这种抒情化的表达，有如徐迟《哥德巴赫猜想》那样，追求一种诗化的报告文学写作向度，亦是创作主体情感审美传达的需要。这种写法在徐仁海的报告文学中特别突出，使关于瑶族少女实现梦想、服务家乡的故事彰显出极强的感染力。 对于这群从十万大山出发的瑶族少女来说，上思县民族中学“瑶族女生班”是她们人生的第一驿站，在这里，她们学习科学知识，开阔了人生视野，为梦想的起飞插上了翅膀。大学毕业，她们又返归故里，回馈家乡，助力脱贫事业，这种圆型人生轨迹源于那份由衷的感恩之心。这是爱心的接力！她们要以当年爱心人士关爱她们的方式去回报社会。这是教育扶贫带来的连锁反应。于是，人性之美不只体现在爱心人士的善举上，在这群天使般的瑶族少女身上同样熠熠生辉。 （王迅，文学博士，评论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