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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闻道:改革文学要敢于破解时代大题

http://www.newdu.com 2020-11-05 文学报 郑周明 参加讨论

    关键词:周闻道 《重装突围》
    
    随着中国企业近年频频在世界级项目中竞标亮相,展现了中国制造的新形象,文学读者对“大国工业”题材的热度也随之高居不下。网络文学“工业文”汇聚了大量读者和作品,提供了自身创意想象的视角,而在传统文学领域,改革开放题材作品在聚焦早期国企改革之外,也亟待作家们深度介入当下国企新变,探问中国经验的形成。
    今年初,作家周闻道长篇报告文学新作《重装突围》为此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文学样本,他以多年一线调研采访深入第二轮国企改革中心区域,以两个大型国企的重组过程为蓝本,细缕条析展现中国企业在当下全球环境中的优势与短板,引起广泛关注热议。这部新作如何从改革文学题材与报告文学视角出发破局突围,又如何兼顾时代的体温与改革的潮涌?近期于作品举办研讨会之际,本报记者对周闻道进行了采访。
    当下改革题材,文学要面对“无错之错”“无病之痛”
    记者:你介绍过这部新作《重装突围》的写作缘起是在网上看到“国机”与“二重”联合重组的新闻。在2014年出版《国企变法录》之后,你有没有预感新一轮国企改革很快就会开启?
    周闻道:是的。我大学学的经济专业,参加工作后有三十多年的时间在政府宏观经济和企业主管部门工作,对企业有深厚感情。同时,我认为,以国企改革为核心的中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进而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经济体系的关键。对于新一轮国企改革的到来我是有基本预知的,因为随着第一轮国企改变对于面上的大中小型国企体制、机制和人三大基本问题的解决,改革进入“深水区”,高端国企更复杂、深刻、艰难问题的改革必然浮上水面。
    记者:你谈到新作《重装突围》有一句话很有意味,说从报告文学角度去看,这两大国企“重组成功与否都有意义”。
    周闻道:这是由高端国企改革的特点决定的,上联着国家基本制度的顶层设计,下连着企业作为市场主体的全部触角。在中国这么一个庞大的经济体中,通过国企改革,如何既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问题,夯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又让企业适应市场,增强活力,这本身就是一个高难度的问题。从理论上讲,任何改革都具有探索性、不确定性,成功当然好,即便失败了,也可为未来提供经验教训——改革不可能因失败而停止。
    记者:这部作品从决定写作到调研可谓反应快速,作为在场写作的倡导者,你一直主张“面向事物本身”,强调经验的直接性、无遮蔽性和敞开性。这次面对两个大型国企,对问题的揭示程度以及错综复杂的现实因素,如何处理写作过程中的顾虑?
    周闻道:是的,在场写作强调“面向事物本身”,不主张到书本上、经典中或逻辑演绎里去寻找经验;而作为国之重器的中国“二重”搞垮了,不能说没有问题。那么,问题如何归结?与40多年前的改革问题不同,这次更为复杂,文学上有一种“无错之错”,是更深刻的错;最难医治的病,就是“无病之痛”。许多问题都有复杂背景、深刻根源,很难说谁是谁非。书写中不能一味回避矛盾,那既不符合事实,也不合乎逻辑,书写的价值也随之丧失。
    因此,写作上的顾虑当然是有的,但这也是我感兴趣的地方。在场写作的一个重要维度就是挑战极限,并从中发现真相。好在,我既有相关领域的工作经验,又注意表达技巧:一是坚持在场批评的三原则:真实、善意、构建;二是以叙事为主,而非以写人为主,人由事出;三是借助网络、私聊等虚拟叙事,实事虚写。
    记者:你说“二重”身上几乎囊括了当下国企问题的所有征候,问题更为复杂,相比上世纪80年代国企改革中暴露出的问题,现在的问题复杂性的核心在哪?
    周闻道:一是思想基础不同。第一轮国企改革,还处于改革初期,人们需要改革的思想启蒙。二是改革的重点难点不同。本轮改革的重点难点,是在国企大面积已基本走向市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基础上,从国家层面寻找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下,公有制实现形式多样化及国企与市场的最佳结合点,构建适应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市场经济体系和秩序。三是主要矛盾不同。本轮是在新观念、新体制下,如何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现代企业制度自身的不断调适、修复、完善、提升,以适应市场价值和规律的问题。
    记者:在书中我还注意到问题的暴露也和如今国企的国际竞争力有关,中国企业如今频频出海参与国际竞争,核心竞争力的优势和短板都公开化了,《重装突围》自始至终都隐藏着关于这个问题的思考。
    周闻道:从经济角度,世界一体化是必然要求,但地域、行政和不同的利益主体又客观存在。这就产生了矛盾:一是西方发达经济体随着信息化、智能化和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中等收入人群面临岗位丢失、重返贫困的挑战,进而出现了“重返制造业”的呼声。二是随着中国进入工业化、城镇化中后期,大量的制造业过剩产能需要外泄,寻找出路。此外,就国企而言,客观上存在资本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的利益距离,由此决定了责任、责任能力和责任结果的不同一、非对称性。这是国企改革的真正难点。
    在这里,中国智慧和实事求是,在国企改革中得到充分体现。在改革开放初期,国企改革侧重于“分”,旨在打破垄断,培育市场,保护消费者。第二轮国企改革已进入工业化、城镇化中后期,进入买方市场,国企改革侧重于“合”,旨在培育适当的垄断,保护竞争力。《重装突围》最后一章的“中国拳头”“重装出击”“国家经验”等,都专门写了这个问题。
    书写是为了唤醒,直面突围是文学的担当
    记者:第一轮国企改革催生了许多文学作品,相关题材至今还在影响着青年一代写作,改革包含了关乎职工利益和背后家庭的阵痛,人性、理性、情感之间的冲撞。《重装突围》没有忽视这种在场的力量,用了很多篇幅去书写裁员的生存问题,及对国企员工个体生存处境的关注。这些其实都延续了你之前《国企变法录》《暂住中国》中的文学观念。
    周闻道:是的。在场的核心要诣,就是介入现实,关注当下,体察苦难。通过对“五四”以来泛化的小(小品文)、美(美文)散文观的反思与革新,重振中国文学的担当精神。《国企变法录》《重装突围》两书从时间、空间和改革流变上无缝衔接,构成了完整的中国国企改革史。而《暂住中国》则是对中国实行了58年、涉及几代数亿人的暂住制度的追问,数以若干亿的人的命运因此而改变,铸就了一个时代的痛。书写是为了唤醒,在场的使命得以实现。
    记者:在阅读这部作品过程中,可以感受到你对经济学专业有着非常熟悉的把握,比如作品中领导任洪斌第一次与二重职工谈话交流时,提到了今后“能上能下、能者居之”的用人机制,随即你将这个机制与英国经济学家的超产权理论联系起来。这样的评述在书中还有很多,在推动叙事与个人评述之间,是如何调节尺度的?
    周闻道:国企改革的指向是市场经济,而许多作为深刻体现市场规律的经济学理论,是人类智慧的成果,对于认识改革、指导改革、总结改革都有重要作用。但正如德国诗人歌德借助他的诗剧《浮士德》中所说的那样,“理论都是灰色的,唯生命之树常青。”国企改革本身就是一部最鲜活的经济学。我们学习经济学经典,但又不能本末倒置,囿于经典,核心还是阐释清楚我们改革中的问题。
    记者:报告文学作为非虚构文体,近年也在争论关于“合理虚构”的问题,但你在经济领域的研究经验和参与国企改革的双重经历让《重装突围》看似避开了这个写作难题,或者说你尽量让读者意识不到虚构的痕迹。
    周闻道:我认为,报告文学作为非虚构文体,必须真实。这是前提。但文学的真实本质上是艺术的真实,而艺术的真实与生活的真实毕竟是有区别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文学类写作都离不开“合理虚构”,包括报告文学。有一种说法我比较赞成,叫做“大事不虚,小事不拘”,即在重大的、主体的人物、事件和事实上不能虚构,必需真实。而对个别语境、细节、心理活动等是可以“合理虚构”的,这不仅不影响整体的真实,反而增加艺术的真实。这里的“合理”,就是其虚构必须符合生活真实的逻辑。事实上,《重装突围》的人物、事件、数据等,都经过了“国机”和“二重”有关职能部门反复认真核对,非常真实。而在一些人物事件场景等的叙事还原上,难免有合理虚构。
    记者:这部作品在今年还提供了另一层思考,在全球疫情造成的经济下行压力之下,国企实体更加起到了稳定和支柱作用。这次写作经历,也让外界看到了中国经验、中国模式的自我更新路径。
    周闻道:我认为最重要的经验和反思,就是我们的制度自信。自由民主和集中统一是一对矛盾,关键是掌握好度,任何偏颇对社会治理都是有害的。特别是在应对像新冠疫情这样的“黑天鹅事件”中,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充分地体现了出来。可以说,这是我们向世界提供的又一个成功有效的中国经验。
    记者:近些年有一些纪念改革开放的非虚构文本出版,突显了大国工业发展之路,但大部分依然着眼于早期国企改革,介入当下现场的还是较少,你认为对写作者而言难点在哪?
    周闻道: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来,改革文学如影随形,始终在场。但真正全方位、立体性、非虚构的工业题材文学很少。主要原因,一是正如作家阿来所说,工业题材写作具有非经验性,写作难度较高,不仅需要文学的知识,还需要工业、经济学、行政学和官、商等方面的知识和体验。这就决定了对作者的选择性。二是矛盾的复杂性。特别是当下高端国企改革,涉及到许多重大的政治、经济、人物、事件,矛盾复杂,利益交错。正因为难,才要为之。作家和改革文学的使命,就是要敢于破解时代大题。
    记者:我想到,下一个需要破解的时代命题或许是走向海外并购之路的国企,变成全球化企业之后,是另一种形式的“重装突围”。
    周闻道:在全球化发展大趋势下,包括国企在内的大企业、大集团,“走出去”是必然趋势,也是我们供给侧结构改革和产业转型升级不可回避的问题。当前真正的矛盾是资本主义体系本身面临的危机,即前面谈到的“重返制造业”,与我们的产能输出的对立;及霸权主义思想下衍生的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让既有的世界经济秩序和格局面临挑战,解构与重构都会矛盾重重,不确定因素很多。
    针对这种挑战,中央提出了扩大内循环战略,就是通过供给侧结构改革和国企结构性重整,形成若干“中国拳头”,让能走出去的企业坚实地走出去,实现发展目标。同时,利用中国庞大的人口及市场优势,让走不出去或不利于走出去的企业,在内循环中实现发展目标,进而重构中国科学的产业体系、完整的内需体系和合理的市场格局。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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