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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地域为界做文化选题，能够鲜明地展现和突出地域文化的特征与特色，如物质的地理生态、文化遗存，非物质的风物民俗、饮食习惯、语言、传统等，但也不可避免地存在地域界线、文化内涵和外延不明晰等问题。近年来，学术理论界和文化宣传部门多以楚汉文化定义涉及江苏北部广大地区的地域文化类型名称。由于言及这一地域文化时，人们所处的时间背景、话语前提和地域设定不同，也存在一些不同观点，因此该区域的文化又被称为徐淮文化、徐州汉文化、两汉文化等。这反映了学界对这一区域文化内涵的不同理解。围绕近年来相关研究状况，记者就如何更为科学地界定这一区域文化及如何进一步推动这一区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等话题，采访了江苏师范大学汉文化研究院院长朱存明。 朱存明认为，从楚汉文化到徐淮文化再到两汉文化，学术界在长期讨论的基础上，逐渐明晰了苏北地域文化的内涵、外延、较为规范的称呼，以及未来发展方向。开展江苏北部地区的地域文化研究，有助于当地文化产业发展和苏北城市精神建设。未来要依托相关历史文化遗存、文献资料等，进一步加大对楚汉文化的研究与支持力度，将优秀文化传统与现代生活相结合，把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精神落到实处。 楚汉文化或两汉文化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认为应如何从概念上界定苏北地域文化？ 朱存明：关于这个问题，已经有学者做过一些工作。例如，编辑出版了《江苏地域文化通论》《江苏通史》《楚汉文化概观》《徐州历史文化溯源》等著作。20世纪80年代，徐州市委编有《徐州历史文化丛书》。江苏师范大学曾多次召开两汉文化研究学术会议，成立两汉文化研究会，组织编写《汉文化研究论丛》《两汉文化研究》等丛刊。 有学者认为，苏北地区的地域文化应称为楚汉文化。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楚并非指现代人一般意义上理解的荆楚，而主要是指西楚。《史记·项羽本纪》记载，项羽自名为“西楚霸王，王九郡，都彭城”；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司马迁概述了西楚、南楚、东楚的地理范围及风俗特点。西楚是一个与南楚、东楚相对的概念，尽管此三楚并不是同一时期的划分。此外，西汉分封在徐州的王国也称为楚，这里作为西汉楚王国的都城经历了十二代楚王的统治。徐州地域文化初期确实包含楚文化因素。我通过对汉画像的研究发现，徐州的许多汉画像都表现出楚文化的特征，如凤鸟崇拜、载歌载舞等画像都与楚文化有关。楚文化中的宗教信仰、民俗文化、艺术形式等对汉文化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从整个历史脉络来看，汉文化继承了中国炎黄文化的基因，如周文化的礼乐精神、秦文化的政治体制和统一性，以及楚文化的文学与艺术的浪漫主义精神。如果从秦到汉朝的断代区域文化视角来看，此地的地域文化可以称为楚汉文化。 还有一些学者称这一地区的地域文化为徐淮文化。根据《尚书·禹贡》的记载，上古时期洪水横流，不辨区域，大禹治水以后将天下划分为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九州。现在的苏北地区分别属于上古时期的徐州和扬州。苏北苏南之间还有一条淮河。徐州，简称“徐”，古称彭城。《尚书·禹贡》又载：“海、岱及淮惟徐州。”因此，江苏苏北地区的地域文化也可以称为徐淮文化。 近年来，也有人认为，以徐州文化为中心的苏北地域文化为两汉文化。公元前209年，秦末农民起义爆发，刘邦在楚故地沛县起兵，后经楚汉之争建立汉朝。汉朝分为西汉和东汉，享国400余年，为古代中国统一和中华民族形成发挥了奠基作用。因此，有一批学者认为徐州是两汉文化的发源地。但这并不是说两汉400余年都与徐州有重大关系。在建立汉王朝，形成统一性的政治、文化体制，特别是民族统一性的精神上，刘邦在徐州建立的军事集团、族群和他们的语言、文字、图画等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刘邦建立汉朝后，定都长安（今陕西西安），使古徐州汉文化西迁，进而影响全国，最终形成汉文化。 总而言之，无论是以历史朝代命名，还是用地理区域命名，都代表了命名者的文化观念及他们对该地域文化的认识。在我看来，可以用楚汉文化或两汉文化来指称以徐州为中心的苏北地域文化。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述说苏北地域文化时，您更倾向于用两汉文化这一称谓，以突出这一地域文化的汉文化特征。这些特征体现在哪些方面？ 朱存明：我倾向用两汉文化描述苏北地域文化，具体可以用三个概念进行概括。一是汉之源，指徐州是汉文化的发源地。正是汉王朝开辟的400余年历史基业，奠定了汉文化基础。汉文化名称起源于汉朝，为此命名的代表人物是汉高祖刘邦。历史上有刘邦是丰生沛养之说，因此称徐州是汉之源。二是汉之风，风是指风俗。历史文化积淀不可忽视，民族有自身印记，传承民族精神，要“舞动汉风”，即从汉民族形成的风俗、风貌、风情中挖掘出与汉民族精神家园，以及与现实生活息息相关的内容，并将其发扬。三是汉之韵，即汉文化在文学、艺术、精神领域的内容与形式。如汉画、汉字、汉诗、汉赋、汉代乐舞百戏等呈现出来的美学意蕴。 以文化促地方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报》：如何看待楚汉文化在汉文化形成和发展中的地位与价值？ 朱存明：楚汉文化或说徐州汉文化在汉文化发展中奠定了具有统一性的民族精神基础。汉文化形成于汉代，但是大的文化传统、文化基因，可以上溯至华夏文化，并流传在几千年中华文明的文脉中。由刘邦建立的汉朝在政治体制上继承了秦始皇时期的郡县制，又加上了分封制，但仍是中央集权体制。在文化精神上承袭了夏商周礼乐文化精神和先秦诸子文化智慧。在汉元帝时，刘向、刘歆父子是在儒学作为经学而一统天下之后，又重新研究和整理了诸子百家著作。 楚汉文化是汉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首先，楚汉文化包含了汉民族民族信仰的雏形，即人是宇宙的一部分，必须尊崇天地大道才能生存。其次，道家思想与儒家学说对汉文化产生了深刻影响。几千年来，中国人提倡礼乐文明，以仁为本，重视道德，修身养性，讲究伦理。 《中国社会科学报》：作为苏北地域文化的核心，徐州汉文化近年来的发展状况如何？ 朱存明：汉文化的精神在现代社会也发挥着引领作用。徐州市委市政府一直注重用汉文化带动地方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并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例如，打造汉文化旅游节，建设汉文化景区，在城市建设中注入汉文化元素；建立汉文化景区博物馆、徐州汉画像石艺术馆等，把文物或文化遗产融入文化传播、文化发展、文化产业等各个方面；出版《徐州简史》《汉学大系》丛书等；资助汉文化相关的考古事业，出版考古相关著作，如《徐州文物考古文集》《徐州汉墓与汉代社会研究》；召开徐州汉玉、汉墓、兵马俑、汉画像等议题的国际国内会议；组织了一批学者或艺术家创作相关的文艺作品。 持续推进学术理论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报》：近年来，关于徐州地域文化的著作、文章非常多见，相关研究日渐拓展和深化。请您结合江苏师范大学汉文化研究院的相关工作，谈一谈近年来关于徐州地域文化相关研究的总体状况和进展？ 朱存明：江苏师范大学坐落在徐州，一贯重视徐州地方文化、苏北地域文化和汉文化研究与传承，并在2006年成立了汉文化研究院。2010年，该研究院成为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研究院的研究理念是“顶天立地”，这也是我一直秉持的理念。 “顶天”是学术研究要走在学术前沿，出新成果新理念，如厘清汉文化的内涵特征、发展历程及其对当下文化发展的意义。2014年，我获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汉学大系》编纂及海外传播研究”，计划编写100—200部汉文化研究著作，厘清汉文化研究的相关问题。目前该项目课题组已出版《新汉学的学术再造》《器物图像与汉代信仰》《汉画像胡人图像研究》《中国史前神话意象》《东汉佛教入华的图像学研究》等20余部著作。2018年《汉学大系》成果中有两部著作获得省部级奖项二等奖，2019年该项目获得国家重大招标课题滚动资助。 “立地”是指脚踏实地，研究课题要为国家、为社会、为地方文化发展服务。近年来，江苏师范大学汉文化研究院参与了江苏省地域文化、徐州市文化发展决策咨询，在文化观念提升、具体项目运作和文化产业布局等方面提供了一些意见和建议。例如，参与徐州汉文化景区、龟山汉墓改造、丰县恢复汉皇祖陵等项目的论证，为徐州大力开发汉文化资源，打造汉文化体系贡献力量。研究院在教学方面开展了汉文化进课堂活动，如为中小学编写汉文化教材，引导师生结合具体文物、文献讲授汉文化，从而增强中小学学生的民族认同感和爱国热情；开展汉文化讲座，参加各种培训班等，助力汉文化传播。 江苏师范大学近年来举行了汉式毕业典礼，以穿汉服、奏汉乐、行汉代的礼仪赋予毕业典礼更深厚的文化内涵。根据马王堆帛书记载内容创编了中华五禽操，助力汉文化回归现实生活。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徐州及周边地区高校还开展了汉文化进课堂活动，课程互通、学分互认，促进汉文化的教学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认为进一步深化相关学术理论研究的路径和方向有哪些？ 朱存明：我们写汉字、说汉语、讲汉学、扬汉魂，受益的是整个民族、国家及社会。深入阐释和研究徐州地方文化、苏北地域文化和汉文化，对树立高度的文化自信、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深入推进苏北地域文化研究，首先，要将地域文化研究与国家文化战略相结合。其次，国家、省、市各层面要加大对地域文化研究的投入，引进研究人才，并给予优厚的待遇，让他们有能力有决心开展汉文化研究。再次，加大学术研究力度，如刘邦的政治思想和哲学基础、汉赋包含的文化精神、汉画像反映的汉文化精神、汉代陵墓制度等，都是值得关注的课题。最后，从文化教育和文化产业入手，将汉文化精神回归日常生活，如在生活器物中注入民族符号，把文化精神转化为文化发展的力量。 记者 吴楠 王广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