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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荣书近期的中短篇作品有着一个极为醒目的特征：几乎都是按照或明或暗的新闻事件线索组织起来的。不是根据新闻素材直接改编，就是从新闻故事中获取灵感加工而来。如此看来，新闻在其作者个人的写作脉络中占据着重要位置。以至于借助刘荣书的小说，我们得以有机会更好地思索那个由来已久的问题，即所谓小说与新闻的竞争关系。 首先需要澄清的是，作家的创作总离不开对于外部信息的撷取。甚至一般会认为，作家成熟的标志往往就体现在他不再孜孜以求地书写自我，而是从狭小的个人世界蔓延开去，辐射更多的人与事。这在刘荣书这里也体现得极为明显。从自我到世界的过程之中，某种外部事件，比如新闻的灵感，便常常构成写作的重要参考。 面对一个新闻空前繁荣的年代，加之自媒体的高度发达，“匪夷所思”的“新闻”已然层出不穷。对于小说家来说，或许是幸事，因为可以写的东西实在太多了。而对于作家来说，这些层出不穷的事件也构成某种写作的挑战：人们会不由自主地将小说与新闻进行比较。当然，更多的写作者不得不承受被海量新闻信息淹没的命运。“个人化”被压缩到狭窄的生活空间之中，写作也沉迷在一种类似新闻性的表象快意之中，浅表却时尚的“街谈巷议”与“道听途说”一度甚嚣尘上。因此有人追问，新闻结束的地方，文学如何开始？这里问题的关键在于，在何种意义上求助于新闻。是一味捕捉“表象”，“抄袭”现实，还是从现实出发，探索人性的“褶皱”，致力于文学擅长描摹的内心世界，这是小说伦理的严峻抉择。 事实上，以小说的方式，为新闻事件赋形，将其纳入艺术实践，这在中外文学史上都极为常见。司汤达的《红与黑》便取材于一件情杀案的新闻；而列夫·托尔斯泰的《复活》则源于一桩新闻报道的诉讼案件；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之中；甚至鲁迅的《药》也是脱胎于徐锡麟行刺失败后被清兵生食心肝的真实新闻。因此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新闻取材本身，而在于小说如何以此为契机，将写作素材完美消化，从而达到再造现实的艺术目的，由此呈现时代精神的“幽深”。 时至今日，从《熔炉》《我不是药神》等电影来看，真实事件改编的文艺作品所体现的吸引力与震撼力，依然值得创作者高度重视。因此，改写新闻故事，并不是小说家的过错，关键得看改写之后的效果如何。所幸的是，刘荣书在这一点上处理得比较出色。纵观他近期的作品，无论是《扯票》里走失的小丫头，还是《滦南姑娘》里死磕到底的杨琼芬，甚或《虚拟爱情》里恶作剧般的网上事件，以及《雾夜坦途》里带着父亲跑出租的“我”，莫不都是通过真实事件改编而来。新闻对于小说的启示作用足见一斑。 问题关键在于，小说为新闻增加了什么。这里显然存在着不同的层次。一方面是故事的流畅度，戏剧性和传奇性，即在故事本身上下足功夫，营造出故事的曲折和生动，将新闻未曾呈现的曲折离奇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在此层面，刘荣书的小说自不待言。他几乎每一篇作品都特别引人入胜，能够最大限度地唤起人们朴素的阅读动力。值得一提的是中篇小说《雪人》，以侦探悬疑的故事结构展开，通过所长杨渡的人物视角切入，将真相一点一点地显露出来。小说里悬疑结构的环环相扣，步步紧逼的紧张感，几乎让人喘不过气来。再加之近期东北题材悬疑侦探剧的火爆，小说作为通俗传奇影视剧改编的巨大潜力值得重视。 另一方面则是人性本身，文学致力于最大限度地开掘人性的深度和广度。因为小说的目的并不单单是呈现故事，它的最终落脚点在人身上。正缘于此，我们得以在小说《虚拟爱情》中感受到刻骨的孤独感和疏离感；在《一百零一夜》中体味被命运抛弃者最后的变态与疯狂。因此，我们大概能够发现刘荣书最能打动人的小说恰恰是《雾夜坦途》和《溯河春醒》之类的短篇。小说通过回忆带入一些情节简单的素朴故事，无需太多戏剧性和传奇性，情感的真挚便溢于言表。 就《雾夜坦途》的情节而言，倘若将带着父亲一块儿跑出租算作新闻，那么让出租车在大雾弥漫的深夜偶遇奔丧的少年，以体现平凡人在危难时刻的人性光泽，这就是小说要处理的问题了。更重要的是，《雾夜坦途》以新闻为起点，通过一种戏剧性情境的营造，展现了人性的曲折。这让小说由一个简单的励志新闻，上升为祈求人性良善，为众生祝福的令人心生温暖的故事。这大概就是小说要做的工作。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它能够在与新闻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