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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我生命的摇篮延安：我生命的摇篮 延安好啊！ ——延安政治环境好，文化环境好。 ——延安军民的政治觉悟很高，青年人在延安成长进步特别快。 这是我们采访90岁的云照光时，云老反复说的话。 云照光，蒙古族，蒙古名叫乌勒·朝克图，内蒙古自治区土默特左旗塔布赛村人。 塔布赛村在阴山下，黑河边。很早以前这里只有贫困的云姓一家蒙古人。后来陆续从山西迁来4户人家，成为5户人家，小村也就有了村名“塔布”，蒙古语中“5户”的意思。塔布赛坐落在土默川上，这里土地肥沃，水草茂盛，可是在旧社会，云家一直过着很贫穷的生活。云照光七八岁开始就给牧主放羊放牛，每天在主人家只吃一顿饭，都是人家饭桌上撤下来的残羹冷炙。 从小时候的故事开始，云老向我们讲述起他一路走来的历程： 在我10岁那年，有一天村里来了一位挑担卖货的“货郎担”。他时常住在我们家，和我父亲拉呱，一拉呱就是半夜。我们家人都喜欢这个人。有几天“货郎担”不见了。这时候听父亲说要送一批蒙古族年轻人去延安读书，其中就有我三哥云晨光，还有村里的几个哥哥和姐姐。我知道了，非闹着也要去延安。因为年龄太小，父母亲不同意，在我伯父的一番劝说下，他们才点头了。后来我才知道，伯父是地下党，是他组织我们去延安的。 塔布赛村去延安的有十几个人，有我的哥哥和姐姐，还有我应该叫叔叔的人。临走那天，母亲舍不得我走，跟着追了二十里地，哭了二十里地，哭病了也没有把我哭回去。父亲将我送到小里树村。我们在这里等了几天，等来了归绥（今呼和浩特市）组织来的蒙古族青年学生。这样我们一行22人一同奔赴圣地延安。 一天晚上，我们住在小里树村，忽然看见那位“货郎担”也在村里。有人告诉我们，“货郎担”是共产党的领导人，即曾经在毛主席办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里学习过的贾力更同志。我们这次奔赴延安，正是由于贾力更同志和刘卜一（奎璧）同志的组织动员。 我们是内蒙古去延安学习的第一批蒙古族青少年。 我们一路上受到伪“蒙古军”的阻拦，受到国民党特务的离间和破坏，也受到日本大马队的威胁。但是有地下党同志的机智勇敢巧妙应对，一一闯过难关，过黄河、穿沙漠、走大川，一步一步走到延安。 云老讲到这里，呵呵一笑：“你们知道吗？我的档案里写着：云照光出生于1929年，参加革命时间为1939年。我10岁就参加革命啰。” 云照光一到延安就进入陕北公学，开始接受革命教育和文化学习。 陕北公学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创办的一所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干部学校，将一批又一批来自全国各地的爱国青年和少数民族青年培养成为优秀的抗日干部。当年毛主席为这所学校题词是：“要造就一大批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这些人具有政治远见。这些人充满着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这些人是胸怀坦白的，忠诚的，积极的，与正直的。这些人不谋私利，唯一的为着民族与社会的解放。这些人不怕困难，在困难面前总是坚定的，勇敢向前的。这些人不是狂妄分子，也不是风头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富于实际精神的人们。中国要有一大群这样的先锋分子，中国革命的任务就能够顺利的解决。” 陕北公学和中央党校里有7个少数民族的数百名学生，当时合编在一起，成立了陕北公学的民族部，各民族同学亲如兄弟姐妹，一同坐在清泉的岩石下听老师讲课，学政治、学文化、学歌舞、学美术、学表演话剧。1941年9月，为了更好更多地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党中央在陕北公学民族部的基础上，创办了延安民族学院。毛主席送来了他的贺词。兄弟院校也送了贺信、贺词，热烈祝贺延安民族学院的成立。 云照光说，每一个人在延安成长进步都很快。正是有毛主席的教导，有陕北公学、延安民族学院和延安大学这样的革命学校的培养教育，我这个蒙古族“放牛娃”才成长为一位革命者，成长为一个作家。 说到文学，云老说，我在延安民族学院办黑板报、办壁报，创办《少年报》。10岁参加革命，12岁做报纸主编，这是只有在圣地延安才有的奇迹，这是只有在摇篮陕北公学才有的奇迹啊！ 12岁的云照光当儿童团长，做主编，写诗词散文。14岁那年，他写了一篇《蒙古同胞的感想》，后改题目为《心声》，发表在当时延安的《解放日报》上。在延安，云照光既走上革命道路，又走上文学创作道路。 云老是个思想活跃、热情奔放、兴趣广泛的人。他遵照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学歌舞，演话剧，参加秧歌队，唱二人台。还在中央礼堂为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演出过自编的节目。在延安，他还学会打鼓、拉二胡、弹三弦、吹笛子，是一个文艺的多面手，是当年延安青少年里的文艺骨干。 鄂尔多斯：我红色文学的家园 1945年，党中央把民族学院迁移到伊盟城川，培养内蒙古青少年。在延安生活学习6年后的云照光也回到城川，在民族学院当学生会主席、教育干事。16岁那年，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抗战胜利期间，伊盟工委派云照光到木肯淖做党的地下工作，负责组织宣传工作。为了不被敌人怀疑，组织上宣布云照光在乌拉尔林战斗中光荣“牺牲”了，而云照光打扮成商人，化名为河曲人郭亮，在榆林城里做买卖。从榆林到乌审旗、鄂托克旗建立“伙场”（买卖房，羊场）以商人身份做掩护，组织民兵、妇救会、青年会。云照光还以“商人房子”的二掌柜身份，向伊盟工委传送情报，做对方相关人物的工作，组织起义，迎接解放。 乌审旗是革命家席尼喇嘛的故乡。云照光在这里听到不少有关席尼喇嘛与“独贵龙”运动事迹。这是近代伊克昭盟蒙古人和黄河边上的一些汉族人组织“独贵龙”运动，农牧民拿起武器反封建反压迫的斗争故事，引起作家极大兴趣。他搜集资料，做笔记，为他后来写《鄂尔多斯风暴》《鄂尔多斯的太阳》《鄂尔多斯的春天》三部曲做最早的创作规划与准备。 难忘的生活，难忘的岁月，在青年云照光脑海里留下难忘的记忆，这些记忆在后来的日子里都成为一篇篇红色经典作品。一些作品在《战友》《部队生活》《内蒙古日报》上连续发表。中篇小说《蒙古小八路》是云照光在1963年创作完成，首发后多次被转发转载，是云老最具影响力的小说，迄今已经五六十年了，我们还在拜读学习。 《蒙古小八路》写的是一个叫扎木苏的蒙古族少年，在村庄被日寇洗劫、亲人被敌人杀害后，带着一心要报国恨家仇的满腔怒火走进革命队伍，在战斗中成长的故事。小说还成功地塑造了周连长、宋指导员和王爷爷、巧云姐等人物。蒙古小八路扎木苏在这些人的关怀培养下成长为一位革命战士。小说歌颂了蒙汉人民一心，讲述大家共同战胜困难、战胜敌人的感人故事。 云照光在《蒙古小八路》之后，连续创作了大量中短篇小说，比如《友谊》（1953年）、《货郎担》（1954年）、《母亲湖畔的火光》（1956年）、《河水哗哗流》（1962年）、《春满军营》（1963年）、《团长，您下达命令吧》（1964年）、《蒙根花》（1977年）、《黎明前》（1979年）、《公式芨滩》（1981年）。这些作品，云照光大多都是在蒙古包、毡房、军营里挑灯夜战写出来的。 1959年，为庆祝新中国成立10周年，总政治部要求内蒙古拍一部蒙古族革命斗争题材的电影。自治区决定将云照光的纪实作品《席尼喇嘛传奇》改编为电影。谁来改编？熟悉伊克昭盟血泪史的是云照光，听到鄂尔多斯传奇故事最多的是云照光。云照光是写《鄂尔多斯风暴》的最佳人选，非他莫属。 说到当年创作这部电影，云老依然激情满怀。他说，凭着一股政治热情，凭着对先烈们的怀念，凭着一个革命者的责任心，在组织和同志们的鼓励下，我拿起笔突击式地写《鄂尔多斯风暴》。付出了九牛二虎之力，剧本经过9次修改，准备定稿了。这时候《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出版，我学习过后，再琢磨剧本，又发现不少问题，再做第10次修改，增加了“夺印”和“送乌云花回王府”的两场戏，突出奴隶与奴隶主的矛盾，“在狼跟前告状”是行不通的，必须拿起武器，勇敢地去做武装斗争，证明“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伟大真理，贫困的农牧民只有用手中的武器才能保护自己。 《鄂尔多斯风暴》由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著名导演郝光执导。 组织演员深入生活时，云照光在剧组里担任党支部书记。和演员们一起在零下30℃低温下体验生活，著名演员王晓棠身穿单衣在低温下坚持拍戏，令云老至今感佩不已，啧啧赞叹。 1962年，《鄂尔多斯风暴》正式上映，受到观众的极大欢迎，轰动全国。这一年的一次文艺座谈会上，时任内蒙古自治区主席的乌兰夫说，《鄂尔多斯风暴》写得好，思想上、艺术上都好，是自治区最成功的一部电影。写电影的人是个放牛小子。他就是云照光，是共产党从小培养出来的作家，不容易啊！今后应该再写出好的作品来。受到乌兰夫主席的表扬和鼓励，得到广大观众喜爱的云照光接着再写电影剧本。 云老创作的电影、小说和散文大多是写革命的、战争题材的作品，所以云老被读者和观众尊称为“红色文学作家”。 内蒙古自治区为了培养作家，在内蒙古大学办了文学艺术研究班，“红色文学家”云照光被保送到文研班，系统学习文艺理论，研究中外文学，在提高写作水平后，他再次修改《永远在一起》。这是作家喜欢的一部电影剧本，写的是作者曾经战斗生活过的一支由4个民族组成的骑兵部队的故事。这个故事从构思到拟提纲，费尽心血已经写作9年了。1966年3月拿到全军文化部长会上，被八一厂文学部编辑一眼看中，列入本年的拍摄计划里。 军队与地方：我工作和写作的两个阵地 经济建设、文化建设是社会前进的两个车轮子，缺一不可。内蒙古自治区经济建设蒸蒸日上，文化发展急需人才。怎么办？自治区党委研究要军队支援地方，从军区调转文化干部。首选人就是时任内蒙古军区文化部副部长的云照光。 这是50多年前的往事了，今天云老说起来，情绪依然很无奈。他说，我在部队22年了，从10岁开始穿军装，灰色的、黄色的、草绿色的，今天要我脱下来，我不干。军区党委也不同意，还向军委总政打报告，说云照光同志在部队担当重要的创作任务，还强调，一个30多岁的师级干部一定要留在军队发挥更大作用。此事惊动了肖华部长，肖部长委托一位副部长和我谈话，提出三条意见：不转业，地方需要可以去兼职，不脱军装；内蒙古军区不好安排，到新疆、西藏军区都行；搞专业创作，不担任行政职务。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坚持要云照光转业支援地方，部队坚决要留云照光在部队，双方僵持了40多天，云照光还是转业了。云老拍了一下眼前的茶桌子说：“这是自治区党政一把手乌兰夫做出的决定，能不执行吗？” “为了让我转业到地方，老领导走‘后门’托‘关系’，也难为他了。”云老呵呵地笑。 云照光被分派到自治区文教卫体委员会工作，他没有脱下军装，也没有办转业手续就走马上任了。云照光亦军亦民，兼任自治区文联主任的工作。 在文艺春天到来后，云老一边工作，一边创作，再一次拿起笔修改《蒙古小八路》，还与人合作创作《蒙根花》电影剧本。《蒙根花》拍摄上映后，另一个故事映在他眼前。这是在军区工作时写的剧本，叫《黄河岸边的战斗》，电影厂和一些老同志都认为黄河岸边的故事很有价值，催着他写，催着拍片。可惜剧本弄丢了，故事人物都得重新构思，再写难度很大。他正在焦虑时，从公安部门退回一大堆乱纸，没想到竟在纸堆里翻到了《黄河岸边的战斗》的初稿。云老喜出望外，立即动笔整理修改。此时，北京要召开全国文化厅局长会议。云老将剧稿带到会上，被八一电影制片厂和内蒙古电影厂看中，决定作为内蒙古制片厂建厂以来独立拍摄的第一部故事片，在八一厂的帮助下，改名为《阿丽玛》拍摄。剧本参加第一届全国少数民族创作评奖荣获优秀创作奖。 电影《阿丽玛》在全国火热上映的时候，又改编为大型现代京剧，以《查干庙的枪声》为剧名，在内蒙古演出。电影、京剧里一位来自延河边、战斗在黄河岸、英姿勃发的蒙古族女青年形象在荧幕里、在舞台上争相辉映。 内蒙古：我奉献一生的家乡 云照光10岁开始接受革命教育和培养。1945年2月，他从延安回到城川，在民族学院做学生会主席、任教员和教育干事；还在八路军保安队当教官；在木肯淖、吉拉、阿拉庙等地做党的地下工作。1947年后，云照光到西北军区蒙汉支队任文化教员和教导员；1949年出任伊克昭盟军区宣传科长，代理政治部主任。解放后，在骑兵第5师任宣传科长，后做师党委副书记、文化学校副校长。 1955年，云照光任内蒙古军区文化处长。1958年至1962年的5年里他先后到昭乌达军区、呼伦贝尔军区、伊克昭军区任职。于1962年2月返回内蒙古军区当文化部副部长、内蒙古文联常委。 1966年，云照光转业当了内蒙古自治区文教委员会副主任、党委副书记。后来，做内蒙古自治区文联主任、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局长，再后来担任内蒙古自治区宣传部副部长，兼任文化局长和文联主席。 1983年4月之后，云照光当选为内蒙古自治区政协第五届、六届委员会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 2019年，作家出版社给云老出版《云照光文集》和他的摄影集。 我们在这里介绍云照光的任职经历，是告诉大家：云老一生都在做党的宣传、文化工作。云老是内蒙古无愧的革命宣传家、文学艺术的领军人和领导人。他创作的红色文学教育了我们，影响了几代人，是我们最宝贵的精神食粮。 我们采访云老已经两个小时了，夕阳穿过庭院里的葡萄叶片，透过明净的玻璃窗，洒落在老人脸上和身上。斑驳的光影仿佛是云老一生难忘的记忆碎片，仿佛是云老从大青山下黄河岸，走向延安，走进鄂尔多斯，驰骋于草原上的光荣而坚实的足印，那么清晰明澈地展现在我们眼前。这位革命老人、文学前辈，让我们肃然起敬，由衷地钦佩。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