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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北京或去外地参加一些活动，主办方介绍我时，往往会把我说成是什么“中国当代短篇小说之王”。每每听到这样的介绍，我从没有得意过，都是顿感如针芒在背，很不自在。有时实在忍不住，我会说一句不敢当，或者说一句我就是写短篇小说多一点而已。在更多的情况下，我只能是听之藐藐，一笑了之。 有记者采访我，问到我对这个称谓的看法时，我说人家这样说，是鼓励你，抬举你，但自己万万不可当真，一当真就可笑了，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了。历来是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写小说，哪里有什么王不王之说。踢球可以有球王，拳击可以有拳王，写小说却不能称王。我甚至说：王与亡同音，谁敢称王，离灭亡就不远了。我自己写文章也说到过：所谓“短篇王”，不过是一顶高帽子，而且是一顶用废旧报纸糊成的高帽子，雨一淋，纸就褪色了，风一刮，高帽子就会随风而去。我这样说，是自我摘帽的意思。我知道，中国作家中写短篇小说的高手很多，我一口气就能举出十几个，哪里就轮得上把我抬得那么高呢！我有的短篇小说写得也很一般，没多少精彩可言。读者看了会说，什么“短篇王”，原来不过如此。高帽之下实难符，还是及早把帽子摘下来扔掉好一些。可是，戴帽容易摘帽难，摘有形的帽子容易，摘无形的帽子难，这么多年来，我连揪带拽，一次又一次往下摘，就是摘不掉。相反，时间长了，这顶帽子仿佛成了“名牌”，传得越来越广，出于好心，给我戴这顶帽子的人也越来越多，这可怎么得了！这甚至让我想到，人世间还有别的一些帽子，那些帽子一旦被戴上，恐怕一辈子都摘不掉。有的帽子虽然被政策之手摘掉了，帽子前面还有可能被冠以“摘帽”二字，摘与不摘也差不多。 2004年，孟繁华先生主编了一套“短篇王文丛”，收入了我的短篇小说集《女儿家》。我觉得很好，真的很好。我之所以诚心为这个文丛叫好，不仅是因为文丛中收入了我的短篇集，更主要的是，文丛分为三辑，先后收录了18位作家的短篇小说集。这样一来，“短篇王”就不再是我一个，而是有好多个，大家都是“短篇王”，又都不是“短篇王”，“短篇王”不再是一个特指，成了一个泛指，等于把这个称号分散了，消解了。我对繁华兄心存感激，感觉他好像让众多作家朋友为我分担了压力，让我放下了包袱，变得轻松起来。我明白他编这套丛书的真正良苦意图，是为了“在当下时尚的文学消费潮流中，能够挽回文学精致的写作和阅读”。但出于私心，我还是希望从此后别人不再拿“短篇王”跟我说事儿。实际上没有出现我想要的结果，我不但没有摘掉帽子，得到解脱，把我说成“短篇王”的说法反而比以前还多，在文学方面，“短篇王”几乎成了刘庆邦的代名词。这不好，很不好！有一次在会上，我以开玩笑的口气说：除了写短篇小说，我还写长篇小说、中篇小说，我的长篇小说和中篇小说写得也不差呀！ 我拒绝当“短篇王”，也许有的朋友会认为我是假谦虚，是得便宜卖乖，别人想当“短篇王”还当不上呢，你有了“短篇王”的名头，短篇小说至少会卖得好一些，这没什么不好！有一次，连张洁大姐都正色地对我说：庆邦，你不必谦虚，不要不好意思，“短篇王”就是“短篇王”，要当得理直气壮！可是不行啊大姐，在这个问题上，我像是患有某种心理障碍一样，一听到这样的称谓，我从来不感到愉悦，带给我的只能是不安。 忽一日，有位为我编创作年谱的朋友问我，关于“短篇王”的说法是谁最先说出来的？这一问倒是提醒了我，是呀，水有源，树有根，这个事情不能一直含糊着，含糊着容易让人生疑，还有可能让人误以为是一种炒作，作为当事人，我还是把它的来历说清楚好一些。 最早肯定我短篇小说创作的是王安忆。她在给我的一本小说集《心疼初恋》的序言里写道：“谈刘庆邦应当从短篇小说谈起，因为我认为这是他创作中最好的一种。我甚至很难想到，还有谁能够像他这样，持续地写这样多的好短篇。”我注意到了，王安忆的评价里有一个定语叫“持续地”，是的，40多年来，我一直在“持续地”写短篇小说，从没有中断，迄今已发表了300多篇短篇小说。我还从王安忆的评价里看出了排他的意思，但她没有给我命名。 随后，李敬泽在评论我的短篇小说创作时，说到了与王安忆差不多同样的意思，他说：“在汪曾祺之后，短篇小说写得好的，如果让我选，我就选刘庆邦。他的短篇小说显然是越写越好。”我以前从没有这样想过，更不敢这样比较，敬泽的话对我的创作无疑是一个很大的鼓舞。 那么，在王安忆和李敬泽评价的基础上，是哪位先生？在什么情况下？把我说成了“中国当代短篇小说之王”呢？我记得清清楚楚，是被称为“京城四大名编“之一的崔道怡老师。2001年秋天，我的短篇小说《鞋》获得了第二届鲁迅文学奖。9月22日，在鲁迅先生诞辰120周年之际，颁奖典礼在鲁迅故乡绍兴举行。当年，我的另一篇短篇小说《小小的船》获得了《中国作家》“精短小说征文”奖。记得同时获奖的还有宗璞、石舒清等作家的短篇小说。从绍兴回到北京的第二天，我就去《中国作家》杂志社参加了颁奖会。崔道怡老师作为征文评奖的一个评委代表，也参加了颁奖会，并对获奖作品一一进行了点评。崔道怡是一位非常认真的文学前辈，我曾多次和他一起参加文学活动，见他只要发言，必定事先写成稿子，把稿子念得有板有眼，抑扬顿挫，颇具感染力。人的记忆有一定的选择性，那天崔道怡老师怎样点评我的小说，我没有记住，倒是有一句话听得我一惊，一下子就记住了。崔道怡老师的原话是：“被称为中国当代短篇小说之王的刘庆邦”如何如何，我什么时候有这个称谓，我怎么没听说过？这未免太吓人了吧！ 不光我自己吃惊，当时在座的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张锲先生也有些吃惊。后来，张锲先生以“致刘庆邦”的书信形式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你建构了一个美的情感世界》，发在2002年2月9日的《文汇报》“笔会”上。文章里说：“编辑家崔道怡同志说你是中国当代短篇小说之王，对他的这种评价，连我这个一直在用亲切的目光注视着你的人，也不由得被吓了一跳。”张锲先生给我的信写得长长的，提到我的短篇小说《梅妞放羊》《响器》《夜色》等，也说了很多对我的短篇小说创作肯定的话，这里就不再引述了。 我愿意承认，在《人民文学》当副主编的崔道怡老师为我发了好几个短篇，他对我是提携的，对我的创作情况是了解的。我必须承认，崔道怡老师对我短篇小说创作的评价，对我构成了一种压力，也构成了一种鞭策般的动力。我想，我得争取把短篇小说写得更多一些，更好一些，以对得起崔道怡老师对我的评价，不辜负他对我的期望。不然的话，我也许会把费力费心费神、又挣不到多少稿费的短篇小说创作放下，去编电视剧，或做别的事情去了。“短篇王”的命名像小鞭子一样在后面鞭策着我，让我与短篇小说相爱相守到如今，从没有放弃短篇小说的创作。就拿今年来说，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我已经完成了12篇短篇小说，仅7月份就在《人民文学》《作家》等杂志发表了5篇，其中有两篇分别被《小说选刊》和《小说月报》选载。 “短篇王”的帽子我不愿戴下去，是我担心自己有一天会失去写短篇小说的能力。这个能力是一种综合能力，既需要智力、心力、耐力，也需要体力、精力、爆发力，也许还有别的因素。以前，我对自己写短篇的能力充满自信，相信自己会一直写下去，活到老，写到老。最近读了张新颖先生所著《沈从文的后半生》，我才知道，一个作家写短篇小说的能力可能会失去。沈从文对自己写短篇的能力曾经是那么自信，他不止一次对家人表示，他要向契诃夫学习，在有生之年再写一二十本书，在纪录上超过契诃夫。可是呢，后来他一篇都写不成了。有一篇《老同志》，他改了7稿，前后历时近两年，还向丁玲求助，到底也未能发出。1957年8月，他又写了一个短篇，写时自我感觉不错，“简直下笔如有神”。但他的小说刚到妻子张兆和那里就被否定了，要他暂时不要拿出去。沈从文不得不哀叹，他失去了写短篇的能力。他还在给大哥的信里说：“一失去，想找回来，不容易……人难成而易毁……” 当然了，沈从文之所以失去了写短篇的能力，与他当时所处的社会环境有关。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他身心受到巨大冲击，一时无所适从，在失去自我的同时，才失去了写短篇的能力。 我庆幸自己赶上了好时候，在国泰民安的环境里，能够心态平稳地持续写作。我会抱着学习的态度，继续学习写短篇小说。我不怕失败，也不怕别人说我写得多。好比农民种田，矿工挖煤，一个人的勤奋劳动，也许得不到多少回报，但永远不会构成耻辱。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