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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生态美学的合法性问题 前面从词源学和内在精神实质方面追溯了生态美学的渊源，其实真正将生态学知识与美学进行连接的是美籍韩裔学者科欧. 贾科苏。他在《生态美学》一文中，分析了传统的以“形式”为核心的景观美学、现象学美学和生态美学之间的区分，认为生态美学的基础是生态设计论和创造论，并提出了生态美学的三条基本原则：包容性统一原则、动态平衡原则和补足性原则，包容性统一就是人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两者之间形成一个生态场域，生态设计要关注人与环境之间的互动，动态平衡是对传统形式主义以“如画”原则为核心的景观美学的超越，景观美学是一种静态的平衡原则，强调的是一种“静观”，而生态美学的动态平衡则强调生态设计及其设计过程的“不对称”，“不平衡”，“动态平衡原则要求设计师将重心从传统的形式顺序转移到过程的顺序上”，“动态平衡原则指的是创造过程中产生的质的不对称性和审美形式的不对称性，因此这一原则将西方静态、形式平衡与东方美学的动态、质的平衡结合起来”，互补性原则即反映了世界的整体观，即主体和客体，时间和空间的不可分割性，又反应了创造力的整合性，将创造的意识和无意识整合起来，同时也整合了西方的形式美学和东方的否定论美学[13]。贾科苏的生态美学具有了非常强烈的生态学色彩，但是将生态学这门科学与美学这门人文学科融合起来形成的生态美学有没有合法性呢？ 在这方面，西方学界的生态友好型美学就试图解决了这一理论难题。解决方式，简而言之就是试图发掘生态学与美学的内在关联，将生态学的知识作为一种理论语境，通过提高生态审美感受力来建构生态友好型的美学，将生态学知识作为一种语境因素而不是科学知识，从而解决了生态美学的合法性问题。 1995年，美国学者戈比斯特（Paul H Gobster）发表了《利奥波德的生态美学——整合审美价值与生物多样性价值》[14]一文，试图将审美价值与生态价值联系起来。该文的思路是讨论传统审美偏好制约下的审美价值与包括生物多样性价值在内的生态价值之间的矛盾冲突及其解决途径。作者认为日益增长的公共需求引起非商业价值的扩展，新的林业和生态管理策略应运而生来应对公众对生态多样性的关注，但是在管理多种非商品价值如生物多样性和美学中的潜在冲突却几乎没有提及。作者用三个实例来证明非商品价值之间的冲突，从而表达了健康多样化的森林在美学上未必总是令人愉悦的这一矛盾，认为提高生物多样性的实践可能和提升视觉品质或减轻森林砍伐视觉影响的做法相抵触，作者认为要解决这一矛盾，把森林美学的目标更成功地和生态系统的健康和生物多样性相融合，需要森林的管理者开拓自己在森林景观美学方面的思路。在文中，作者论述了影响深远的风景美学和利奥波德的生态美学的本质区别：前者对审美愉悦的追求是初级的，仅仅从欣赏风景中获得而不关乎其生态完整性，而后者的愉悦感是来自景观并知晓它是生态“健康的”，是生态整体的一部分。人和景观的互动和结果是生态美学中最重要的部分。作者高度评价了利奥波德的生态美学对解决风景审美和生物多样性价值冲突方面的指导和启示，也提出了自己把生态思想和森林美学的规划、项目发展和管理有机融合的建议。这些可能的途径包括了拓展风景长廊项目的概念、把背景因素融入生态管理、展示一种显著经验性的特质、通过生态设计来展示生态美、为理解可持续的森林生态系统实践提供信息、帮助公众更深度地理解和感受生态美等等。戈比斯特还强调体验——即人们用心灵和感情去理解、欣赏并最终有目的地落实在环境上，是生态美学的核心要素，也是使用和接受可持续森林生态系统管理的关键因素。在这篇文章中，“生态美”虽然提出，但对他的进一步论证还没有体现。 两位美学学者于2001年合编了一本论文集《森林与景观——将生态学、可持续性与美学联结起来》[15]，该论文集的作者来自加拿大、美国和英国。书中除了回顾利奥波德提出的生态美学的发展状况和日后的发展前景之外，主要认为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平衡与生态美景、大众的审美偏好之间的矛盾并非像想象中一样不可协调。如果能更加全面地解读审美在景观规划，在构想、衡量及解决相关问题方面表现出来的内容，或许能为处理审美和可持续性生态价值之间的已知冲突提供一个新思路。首先作者认为应该避免非此即彼的二元结构，在更为宽泛和多元价值框架内减少审美和可持续性的矛盾和冲突，这需要考虑到这些多元价值观各自的合理性，发掘它们各自有利的因素，并将它们整合到一起实现人与自然可持续发展的共同目标。作者呼吁通过增加对话和沟通，并避开个人偏好的美学评价方法，真正从生态美学的角度客观处理森林景观方面的问题。该书同时认为，森林资源管理必须既考虑林木采伐管理计划的各种审美后果，又考虑公众对于森林生态系统管理的可持续之感知。文中作者认为联结可持续性生态价值和美学是机遇与挑战并存的，这或可引领可持续的森林管理模式在美学维度上的一次新变革。2007年，戈比斯特等四位美国学者联合发表了论文《共享的静观——美学与生态学有什么关系？》[16]，这篇文章探讨美学与生态学的关系以及生态美学的可能性。作者认为美学在理解和影响景观变化方面具有重要作用，美学和生态学之间是对立还是互补的关系将以不同的方式影响着景观。从景观的角度考虑，美学和生态学在很多方面存在关联和互动，美学有助于预测景观改变以及其对环境的冲击，比如审美体验能促进景观的改变，景观可感知的审美价值能影响人们对生态质量的关注等。另外，就审美体验与生态功能的分离这个美学和生态学论战的中心问题上，作者提出了可能的解决方法，赞同拓宽景观美学的范围以显示生态进程的合作理念，同时也探讨了在景观审美偏好与生态目标发生冲突时，前者能否从实践和伦理的角度做出改变，以及有利于生态健康的景观能否从满足审美偏好的角度来设计等。作者用景观中人和环境的互动模式来阐明美学和生态学的关系，认为景观模式在人类感知的范围内提供了生态信息，景观感知和知识在审美体验中扮演重要角色。景观的生态学价值在于它能给懂得欣赏生态现象的人以愉悦感等，但是作者没有对从生态学价值的认可衍生出的愉悦感是否是审美体验这一美学和生态学争论的核心问题进行深入讨论。作者还强调了气氛这一因素对人们景观审美体验的影响，气氛会唤起不同类型的体验，因此为不同的景观和情境设定不同类型的审美体验可能是解决美学-生态的一条途径。在本文中作者探索了怎样通过景观计划、景观设计以及景观管理等方面来建立美学和生态学的理想关系，其生态—美学的概念模式因为强调了生态学与美学的关联，这种立场的美学又被称为“生态友好型美学”（Eco-Friendly Aesthetics）。美国学者林托特2006年就发表了《走向生态友好型美学》一文[17]。作者建议环保主义者破除自然界的神话和误解而使个人趋于生态友好，通过真正了解自然、祛除对自然的恐惧以及了解基于何种背景，自然才会变得友好，人们可以逐渐审美地欣赏原来似乎不可能欣赏的自然。林托特认为审美吸引力对环保主义者来说是一个极有价值的工具，其潜力是远超科学教育的，因此对生态友好的追求是必须且必要的。对生态友好型美学的研究应该融入到共同致力与保护大自然的行动之中。 生态美学的合法性问题，从学科构成上集中反映在生态学和美学的兼容性问题。从生态学的视角切入美学，就是生态世界观怎样在美学中实现的问题；从美学视角切入生态学，就是如何在践行生态世界观时，并不排斥隶属于感性范畴的主体的体验性和想象性介入，亦即合乎美学作为感性学的内在规定性和相应的学术规范的问题。简言之，就是如何把理性的生态世界观和感性的审美鉴赏有机融合在一起的问题。因此，就要深化生态美学作为一门美学学科的自身理论的思考，避免出现有“生态”无“美学”的尴尬局面。对此，柏林特认为：“生态学的最佳用途是作为一种隐喻来描述环境审美体验的整体主义和语境性特征。”进而指出：“当科学知识使我们对我们的环境交往具有更强的感知力时，它就是与审美相关的，而且能够提高我们的欣赏感受。当生态学或其他科学信息通过拓展我们的知觉意识及其敏锐度来提高我们对自然的知性欣赏和赞美时，它所提供的就是具备审美意义的认知价值。”[18]毫无疑问，在柏林特看来，生态学所提供的生态知识，仅仅在提高人的“审美感受力”上起作用，此种意义上讲，生态学对于生态世界观的建构所起的作用，要通过审美体验才能实现，它只是起到“语境性”的作用，而不是直接其作用。这就有力的规避了，在生态学和美学发生学科交叉时，美学因为生态学的掣肘泛化为科学，从而失却了美学作为感性学的学科规定性问题。 四、关于生态整体论的研究 生态美学得以成立的一个核心问题在于生态整体论世界观的确立，生态整体世界观是一种区别于“实体”本体论的世界观，它把世界看成是一个系统的生态整体，这一整体是相互联系而不能分割。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哲学，生态现象学方法和贝特森的心智生态学等都属于对生态整体论进行研究的学说。 海德格尔所提出的“诗意栖居”、“天地神人四方游戏说”等成为生态整体论哲学得以建立的思想基础。存在论生态哲学所遵循的主要研究方法是现象学方法。只有从生态现象学与生态存在论哲学的崭新视角才能理解生态美学。海德格尔的现象学方法建立人与自然须臾难离的“此在与世界”在世模式，创建“天地神人”四方游戏的生态世界观，呼唤解决生态危机的“诗意栖居”。梅洛-庞蒂的身体现象学是生态现象学的新发展，梅勒进一步的挖掘了生态现象学的方法，走向学科化的生态现象学。[19] 如果说上面谈及的生态存在论哲学和生态现象学方法还是从世界观的角度来论及生态整体论，并没有论及生态整体审美论的精神实质，那么，格雷戈里.贝特森（Gregory Bateson）的生态整体论则从生态认知的视角解决了生态系统的整体性问题，从而将生态整体论问题落实到了生态领域。贝特森认为，生态恶化的内在威胁是认识论的错误，人类对自然的控制构成生态恶化的根源。生态学作为科学的局限性也恰恰反应在这里，它通过量化方法来控制和管理自然的思想，非但对拯救生态危机于事无补，而且因其控制自然的思想以量化手段的实施，成为生态困境进一步加剧的直接推手。基于此，贝特森从生态学的局限性入手，通过美学的出场，形成与生态学的互补之势，并引入西方现代科学的理论成果“三论”（控制论、系统论和信息论），形成了他的递归认识论——一种旨在克服人类与自然的割裂状态的整体主义认识论。递归认识论将人类生态系统看成一个自反性的恒温器（reflexive thermostat），恒温器构成一种关于人类持续生存的递归式模型，向我们昭示了这样一种生存状态：人类生活在一个递归性的世界中，只有在递归性的因果联系下“靠自己生活”（live upon themselves），才能使生存跨越时间的长河而走向持续生存，而在此过程中，生态系统经历或长或短的时间，回到其出发的原点，完成一个递归过程[20]。递归认识论构成贝特森生态整体论的理论核心，而美学对生态学的介入与修正，构成生态整体论的关键环节。贝特森晚年对生态美学的提出则是其考量生态整体论的直接结果。在贝特森看来，生态学只能解决部分问题，而美学才能洞见生态整体。他提出生态美学的核心就在于解决生态整体性问题，生态美学是自然而然提出的，原因在于，贝特森认为生态学有理论局限性，需要美学对其矫正和平衡，必须用美学和生态学发生学科交叉，在美学与生态学的交叉的界面上，思考所有的问题。生态学知识只能解决局部的生态危机问题，而生态系统的危机只能通过生态美学加以解决。张法通过对贝特森的生态美学研究后认为：“生态系统具有两个层面，一个是具体时空中的生态系统，可以用生态学的知识来加以把握，二是与具体时空中的生态系统紧密相连的整个地球乃至宇宙生态系统。”[21]在具体时空中的生态系统，我们可以通过生态学的知识加以理性的干预，建立一种新型的审美感知模式，即建构一种生态美学范式来解决局部的生态危机问题，但是这种范式还是一种实体型的审美范式，它无法解决整个地球乃至宇宙生态系统的整体性问题，贝特森则认为我们可以通过审美对总体性的一瞥，能够在无意识当中认识到事物的总体[22]。张法认为，贝特森的这一观点说明了审美可以把握生态整体，这种把握的方式在通过无意识领域中实现的，“涉及隐喻、诗歌、意象和想象”[23]，这样，生态整体论才能从世界观的角度落实到审美观的视野。而正是这种生态整体论的审美观，“让西方生态型美学与非西方的美学比如中国古代美学，会通了起来”[24]，即西方生态美学的整体性思维与中国古代美学的“空无”思维有了会通的可能性，即通过“实”来思维“虚”，在对眼前生态实景的审美欣赏中体悟到宇宙之美、生态圈之美，中国古典美学中的“象外之象”、“韵外之致”等就构成了贝特森生态整理审美可以比拟的范式。 上面分析了生态美学理论建构中几个重要的理论问题，西方生态美学作为中国生态美学理论建构的“他者”和资源，是生态美学中国话语体系建构的重要坐标系。生态美学中国话语体系建构必须建立在中西生态美学理解与对话的基础之上，生态世界观的形成和发展问题，生态美学的渊源问题，生态美学合法性问题及其生态整体论问题也是生态美学中国话语体系建构中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西方生态美学发展给了解决这些问题的基本思路和参照，如何在借鉴西方生态美学理论原则的基础上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美学话语体系，是摆在我们每一个美学研究工作者面前的一个理论难题，我也将在《生态美学的中国话语体系建构》一文中予以撰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