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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华梵之间》:“浅层的史实”与“深层的方面”(2)

http://www.newdu.com 2020-10-21 东方早报 佚名 参加讨论

    校记中提到的“大乘光《疏》”和“基师《解》”,分别指玄奘弟子普光(大乘光)和窥基的《百法明门论疏》和《百法明门论解》(均有金陵刻经处刻本)。周叔迦曾据邱檗校本替昙旷《百法义记》作提要曰:“夫《百法论》略陈唯识名义,近之可以断恶修善,远之可以达俗会真。基《解》文多阙佚,光《疏》释词简切,旷《记》诠叙清晰,以较忠《疏》,渊广差堪比拟,精峭似若稍逊,此时代之所限耳。”(《释家艺文提要》,第436-437页)“忠《疏》”指窥基弟子义忠的《百法明门论疏》(有支那内学院刻本)。周叔迦提要的用语,颇有采纳邱檗校记之处。
    支那内学院成立后所刻敦煌佛典,据我所知有唐佚名撰《唯识三十论要释》和唐益州福感寺沙门道基撰《摄大乘义章》。我以前购得过一册金陵刻经处新印的木刻本《唯识三十论要释》,书名下题“敦煌本”三字。这个本子后面没有任何刊记和校记。但瞧字体,应该是支那内学院刻本。由于此书北京国家图书馆和中国佛教图书文物馆无藏,我就查阅台湾“国家图书馆”目录,发现其藏本中有“民国二十三年支那内学院刊本”,但具体出版讯息不详。于是,我就托金陵刻经处的肖永明先生帮我查查刻经处该书木板上面是否有刊记或者校记一类的东西,肖先生很快回信说该书木板尾叶有刊记,其内容如下:
    刘湘拨付四川省款敬刻《唯识三十论要释》一卷,连圈计字二万九千八百二十五个,扣洋一百九十六元八角四分五厘,签条尾叶功德书十九部,实共支洋二百零四元九角二分五厘整(此数由二十二年八九月余款三百四十六元二角七厘四毫内支付),民国二十三年六月支那内学院识。
    果然是支那内学院的刻本!周叔迦曾依《大正藏》所收本考证,《唯识三十论要释》多半也是昙旷的作品(周叔迦《释家艺文提要》,第438页)。
    吕澂在《中国佛学源流略讲》(中华书局,1979年8月第一版)讲摄论学派(南北朝末期到唐朝初期以讲习真谛译《摄大乘论》为主的佛教派别)时,曾经提到过一本《摄大乘义章》:“此外,在敦煌卷子中有一些章疏残本,如道基的《摄大乘义章》(残本,已校刻),可以看到当时的理论都因自由发挥而更加显得复杂了。”这本“已校刻”的《摄大乘义章》残本,我也托隆藏法师从中国佛教图书文物馆借出,发现它是由支那内学院刻于民国二十五年四月。其尾叶刊记说:
    叶恭绰施资敬刻《摄大乘义章》一卷,连圈记字一万五千六百二十五个,扣洋一百零三元一角二分五釐,签条尾页功德书六部,实共支洋一百零五元整,民国二十五年四月支那内学院识。
    刊记前有校记云:
    右《章》一卷,旧钞本,不题作者。以《法苑义镜》《狮子吼钞》所引古基师《章》文对校,处处合符,断为道基之作无疑。基以贞观十年示寂,此《章》典据乃有贞观七年新译之《大庄严论》,是必晚年定稿又无疑也。基《章》原有八卷,今才余一,而文犹不全,残佚已甚。然对治之谈,摄师宗要,故《法苑·断障章》中引破古基之说最多,今适存断结等义以资对照,可云得其精华矣。至于《摄论》旧师立义多途,基独釐改先辙缉缵亡遗,此残卷中列破三藏及晋汉诸家数处,颇见其概,是则尤可贵也。校者附记。
    这位未署名的“校者”,我看多半就是吕澂。周叔迦《释迦艺文提要》第168-169页对此内学院刻本《摄大乘义章》也作有提要。
    三时学会校刻的敦煌佛典,据我所知有《天请问经(附疏)》(我用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书库藏本)。书后有校记略云:
    ……今刘君(佛三、君曼)之母 李太夫人逝世。同人发愿为刊《天请问经》若干部。是经佛为梵天请问而说。问答伽他,美妙易解。引入圣教是最方便。传有基《疏》,今佚不存。近于京师图书馆所藏敦煌写经卷中,偶寻得之。但惜阙残。犹足参究。法宝重睹,欢喜庆慰。今并附刊,用广流布。愿令闻者,闻已生信护持受诵,其福无量。以此所获功德,施彼亡者资生胜趣。  三时学会识
    既云“犹足参究”,复说“法宝重睹,欢喜庆慰”,可知三时学会并不以敦煌佛典为全无价值。校记后有刊记曰:
    韩蕴晴  清  净  韩哲武  官伯行  朱芾煌  各五圆
    胡朝宗  饶凤璜  各三圆
    李成志  马  凖  相  伟  申  宪  林  肃  各二圆
    翁  廉  陈霞章  蒋灼三  各一圆
    徐鸿宝  六圆
    天津交通货栈  三十圆
    以上共银洋八十圆计印是经及疏一千五百部如数付讫
    中华民国十四年二月十八日印成
    刊记中所提施资人“清净”,就是韩清净。《天请问经》用的是玄奘译本,所附《天请问经疏》本无作者名,校记作者认为是窥基的佚文,但周叔迦怀疑是玄奘弟子文轨所作(《释家艺文提要》,第239-240页)。
    综上所述,要想判定南欧北韩是否注意到敦煌佛典,以及是否认为敦煌残经意义不大,只有调查研究支那内学院(包括金陵刻经处研究部)和三时学会所刻经籍的具体情况,此外别无他途。在能以“浅层的史实”说明有关问题的情况下,实无必要引入程先生所谓“深层的方面”加以解释。以文献为根据来成立思想,而不是以思想的揣测来取代文献的调查,这是一种简单有效、历久弥新的基本治学方法。大概由于这种方法实在是太简单太朴素了,反倒经常为我们所轻视。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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