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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格尔：旧问题与新争论 海德格尔与纳粹的关系是欧美学界反复争论的一个问题。有人主张这种肤浅的“政治正确”问题根本不值一提。更多的学者倾向于将海德格尔的学术与政治区分开来：充分肯定他的哲学贡献和影响，而对其亲纳粹的政治立场或作出批判清理或置之不顾。但这种“分离论”并没能平息争论。将一种具有内在伦理维度和政治涵义的哲学思想“与政治分离”究竟是什么意思？根本理据何在？深究起来，“政治正确”的讥讽者未见得比其标榜者更有说服力。就海德格尔的具体个案而言，有论者（比如汉娜·阿伦特）似乎相信，投身纳粹不过是海德格尔的偶然失误，与他的哲学基本无关；而另有论者（比如海德格尔曾经的学生卡尔·洛维特）则主张，海德格尔对纳粹国家社会主义的支持内在于他的思想理路。两派之间的争议与纠葛并没有了结，也继续成为一些学者的研究课题。 2009年11月，耶鲁大学出版社推出一部英译新著——《海德格尔：将纳粹主义引入哲学》，被视作一枚“重磅炸弹”。作者是巴黎大学哲学副教授费耶（Emmanuel Faye），他根据大量的档案和文本材料（包括此前未曾公开的1933－1935年研讨班讲稿），并对文本和事件与历史背景作出细致的语境化分析，试图表明海德格尔的纳粹主义“远比至今为人所知的情况恶劣得多”。海德格尔的所谓“政治失误”完全不是那种书呆子式的天真或一时糊涂，而是动机明确的自觉担当——自命为纳粹主义的“精神向导”。与惯常的见解相反，海德格尔在1934年4月辞去弗莱堡大学校长一职之后，他的纳粹主义倾向并未收敛而是更为激进，甚至在“二战”之后仍未放弃。他的思想发展既从纳粹主义中吸取灵感，又自觉地为其提供哲学基础，主旨是高扬国家和民族（Volk）的绝对至上性，以“血与土地”的神圣名义要求个体的忠诚与牺牲，以寻求一个“新开端”，重返“德国民族的命运”。由此，费耶提出了相当极端的结论——纳粹主义和种族主义的理念如此之深地交织在海德格尔理论的整体构造之中，以至于他的理论具有毁灭人道与伦理的可能，“不配再被称作哲学”，他的著作应当从图书馆的“哲学类”编目转到“纳粹史”的类别。 这部著作的法文原版早在2005年出版时，曾在法国学术界引发热烈争议。而此次英译本在正式面世之前就卷入了激烈论辩的漩涡。10月，《高教纪事》发表了宾夕法尼亚大学哲学教授、著名批评家罗曼诺（Carlin Romano）对此书的介绍评论（题为《哈哎，海德格尔！》），以讥讽的文风抨击海德格尔，激怒了许多海德格尔的拥戴者。《纽约时报》、《新共和》等报刊和网络也纷纷发表文章介入争论。但所有这些公共讨论或许都不及荷兰哲学家菲利普斯（Herman Philipse）的分析来得细致、中肯和具有洞见。他早在2008年对此书的法文版发表一篇书评，认为费耶的研究是独特而卓越的，对海德格尔“将纳粹主义引入哲学”的论证也是确凿有力的。但由于费耶没能真正成功地把握“纳粹论题在海德格尔整个哲学中占有多么核心的位置”，因而做出了过于极端的结论。这遭到了法国海德格尔派的激烈攻击，这种情绪化的争吵反而令人遗憾地转移了重点，错失了作者原本提出的真正值得深思的问题。看来，英语世界中的这场争论可能正在重蹈法国学界的覆辙。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