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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儒学知识分子作为一个反对学派，在南宋前期转向内在之后，主要通过书院形式向民间传播与发展。以他们的人格与学问，在民间普及新儒学方面确实成绩斐然，以至于到南宋中期已有争夺正统的势头。而各种思想派别为思想意识权威而发生正统之争时，最高当局不外乎接受、压制与调和三种选择。北宋采用荆公新学，实施新政，选择的是第一条接受的道路；南宋起初采取第二条压制的道路，直到庆元党禁解冻才开始转向第三条调和的道路。到理宗朝，国家终于承认新儒学成为正统官学，但著者认为这是“得不偿失的胜利”，他们必须饱尝胜利所带来的后果：新儒学被本学派在意识形态上的优越感所左右，也开始“习惯于压制政治上的批评声浪”；当新儒家在政治建议得不到推行时，就会反躬自省，寄希望于未来；新儒学“很久以前曾经是新生事物”，而现在最终“失去了变革的力量”。 在研究了中国转向内在的相关层面后，其症结十分明确：“国家权力始终处于传统中国舞台的中心。中国文化的命门存在于政府和意识形态（政教）当中，其混合体决定着其他一切，包括经济领域。”在宋代或者晚明，即便“不断提高的生产力、日益拓展的贸易、重商主义的张扬和正在发展的城市化，也不能促成这一变化”。总之，企望通过经济的发展来熔化那个坚固僵硬的混合体，只是一厢情愿的痴人说梦。 最后对著者略作介绍，这对知其人而读其书十分必要。著者刘子健（James T.C.Liu，1919－1993），曾就读于燕京大学，是史学名家洪业的学生。太平洋战争后，燕大部分师生被日军怀疑从事抵抗活动，他也身陷囹圄。抗战胜利，他作为中方法律代表团成员参加东京国际军事法庭的工作。后在美国匹兹堡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生前为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教授。1959年，他以《宋代的改革》一举成为海外宋史学界的领军人物，该书副标题为《王安石及其新政》，他运用了自称为“截面研究法”的手段，对宋史中最具争议性的研究对象进行了极具说服力的论述。他的论著擅长作出大判断，最有影响力的莫过于“中国转向内在”说。他在古代中国、当代中国乃至未来中国之间，在海外史学与中国史学之间，担负起津梁的角色。但这样的角色常常令有他两头不靠岸的感觉，他给自己起过一个笔名，叫“半宾”，即半个客人。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中国，他都把自己当作客人。但客人对主人家的观察，有时反而会比主人来得理性与客观。 当然，作为“半宾”的另一半，也就意味着他对故国仍有半个“主人”的感觉，他身上流淌的，毕竟是炎黄子孙的血。他后来曾对大陆友人说起，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朝鲜战争，不少在美的中国人希望中共战败，他却希望中共打胜，因为他认为，这不是中共的战争，而是中国人的战争。1968年，中国大陆正经历着一场劫难，他因学术活动访问日本京都，作《京都志言两首》怀念故国，其二云： 参禅时亦悟天真，寄迹扶桑姑俟春。 少未知书宁谈史，生逢乱世幸全身。 江山契阔诗情在，京洛追随客梦新。 邀月何如先问月，归乡有日举杯频。 诚如他在另一首诗里所说：“点点青山思故国，悠悠秋水共长天”，他的内心深处是多么期盼故国能够劫后重生迎来新春啊！据与他有密切交往的大陆学者王曾瑜先生在《哲人日已远》（载1994年4月1日台湾《历史月刊》第75期）中回忆，刘子健晚年，尤其在1989年以后，他一方面仍然关心大陆的命运，但对听到的有些情况，却“又表现出厌烦”，“不愿在自己心灵的伤口撒盐”。 《中国转向内在》出版于1988年，刘子健在撰写这本书时，中国大陆已经走上了改革开放之路。他研究的虽是中国为何转向内在的历史课题，关注的却是中国如何不再转向内在的现实问题。他也承认，这本小册子也许存在着“有意的偏颇”。作为一个从大陆出走的美籍学者，他当然深谙中国特色，知道中国“在大多数时候，政治总是在决定一切”。他深切了解中国知识分子，指出：“中国知识分子对政治的兴趣是恒久的，其心态和行为取决于现实政治生态，特别是权力的运作状态。”其言不啻是在隔岸呼吁。而在该书结尾，刘子健抛开了宋史，对当代中国知识分子说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 最后，让我们将对新儒家的同情延伸到他们的现代继承人身上，这就是今天受过教育的中国人——科学家、技术专家、官僚、知识分子、作家、艺术家等等。现代国家体系接掌了那个政治－文化的混合体，组织严密；而他们存在于体系之外，分散而无组织，除了服务，别无选择。在痛苦中，他们同样应当受到同情。 他应该熟悉毛泽东说过的那个知识分子“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著名譬喻，或许，这段话就是他在大洋彼岸给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清醒的忠告与理解的同情。斯人已逝，展读至此，怎不教人痛煞也么哥，怎不教人痛煞也么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