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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不妨做一个简略的回顾。徽宗朝尽管还打着新政的旗号，“却失去了改革的本来精神，只剩下改革的缺点和腐败搅和在一起”，这一时期的权力模式可以视为宫廷的集权。宋高宗在即位后的最初八年中，像走马灯般更换宰相，这些宰相“都是皇帝为了维护自己永远正确、无可指摘的君主形象所选择的替罪羊”。1135年，当赵鼎与张浚被任命为宰相后，一度出现宰相团队同心同德的理想状态。可惜的是，在抗金战略上的分歧，在儒家价值取向上重德行还是重目的的差异，再加上别有用意者的挑拨离间，理想状态转瞬即逝。出于权力的算计，宋高宗先后罢黜了张浚与赵鼎，最终选择了秦桧，指示他全权负责和谈。正是这一史无前例的举动，“专制君主的权力空前膨胀，可以无须官僚机构的介入而作出不可逆转的决定”，从而形成了专制（autocracy）模式。其后秦桧独相达十八年，高宗与秦桧一而二，二而一，君主政体转入了独裁（absolutism）模式。作为权相，秦桧代表高宗采取了两方面的高压措施：一是“将知名的政治反对派和其他有反对派嫌疑的官员驱逐出朝廷”；二是“建立了一种前现代的思想控制手段”。这种高压政策直接导致了两种严重的后果：一是“多数士大夫都不再参与政治讨论”；二是体制内的官僚们普遍“道德沦丧”。这种现象，即便在秦桧死后仍然没有改观，所谓“士风不竞，避谗畏讥，袭蹈故常，随波浮沉”。尽管也有个别官员要求皇帝效法前代“折槛断鞍、牵车还笏”的故事，开放言禁，但宋高宗却只“让官僚们对如何节约政府用度之类毫无政治敏感的技术性问题提供意见”。因此，尽管秦桧死后七年，高宗也把皇位禅让给了宋孝宗，但“高宗遗产中最为重要的，是一个倾向于绝对独裁的君主专制权力”。实际上，宋孝宗在位，频繁更换宰相，以便乾纲独断，可以说是对这份遗产的活学活用。其后韩侂胄、史弥远与贾似道的接踵专权，只是专制或独裁模式在君主暗弱情况下的特殊形态而已。 在讨论中国转向的过程中，刘子健认为，“不应当只是归咎于国家权力。”惟其如此，他还分析了官僚知识分子中的两个派别，即道德保守主义者群体与现实主义者群体。道德保守主义者的官僚群体更推崇政治理想，与此相对，现实主义者的官僚群体则更讲究实利。统治阶层的这种分野，在任何政权里都不难发现。作为道德保守主义者的个案研究，著者选择赵鼎是慧眼独到的。赵鼎与张浚的短暂蜜月与劳燕分飞，某种程度上是“道德保守主义者和更讲实利的现实主义者之间的政治冲突”。宋高宗其人，至今仍引起宋史学界的广泛争议。著者认为，“在统治初期，高宗心目中就已经牢固地确立了道德保守主义的基础。”这一抉择的目的，首先是一种政治姿态，无非向朝野表明他的统治与此前的黑暗年代有所不同，但最重要的是，可以借助道德保守主义思潮推涌而关闭任何变革的大门。宋高宗是一个谙于权术的皇帝，就政策取向来看，他是比现实主义更进一步的实用主义者或机会主义者，惟其如此，他才会向金朝屈膝称臣。他在两派官僚之间搞平衡，声称程学（道德保守主义者无疑是其门徒）与王学（现实主义者往往是其拥趸）各有可取之处，而在实际上开始冷落道德保守主义者。 相比于现实主义者，赵鼎代表的道德保守主义者，“在逆境中，他们仍然在某种程度上保持着信念和希望”。但在高宗朝转向内在的过程中，赵鼎“却成了祭坛上的牺牲品，蒙受不实之词的攻击，在晚年被流放到帝国的一个偏远角落。在那里，他完成了自己的回忆录，然后选择以绝食的方式结束生命”。对于赵鼎，朝廷不仅“忘记了大部分的贡献，把美德扭曲变幻成恶行”，而且在最后，“毋宁说是以不断的精神折磨而进行谋杀”。行文至此，刘子健不免充满激愤： 一个问题浮现在喜欢刨根问底的知识分子的脑海中：这是怎样的一个政府呢？它竟然允许如此肆无忌惮地残害如此忠良的官员？但是，传统、习俗、法律还有现行政策都绝对不允许此类问题浮出水面，不允许任何人言有所指，更不要说大声疾呼了。因为，借用一个西方的寓言是，皇帝没有穿儒家的衣衫。 也许，这是海外学者对中国专制政体最激烈的抨击与声讨。 尽管钦敬赵鼎的品质与人格，刘子健仍然理性分析了以他为代表的道德保守主义者与实用主义者在政治层面上的区别。这是中国政治中一个古老的论题，其核心区别也许可以简化为关注效能，还是关注礼义。具体说来，“关注效能，在宋代中国以变法派为代表，可能导向推行有益的改革政策，也可能导向机会主义的泛滥。关注礼义，以道德保守主义者为代表，可能会产生鼓舞人心的领导，阻止滥用权力；但是，也可能导致品评人物时的狭隘和自以为是，造成错误评估甚至根本忽略政策的实际影响的倾向。”著者也把两个派别的纷争归结为“儒家官僚体制中始终存在一个核心冲突：机构改革派和道德重建派之间的冲突。改革派更相信行政的力量，而道德重建派则更强调可信赖的人品”。在理想主义、洞察力、奉献精神和想象力诸方面，两派领袖的相似性远比同一阵营中领袖与二流追随者之间的相似性来得大。但中国政治的一大特点就是，一个派别总是将对立派别中最不齿的个案当作典型来打倒对手。因而著者认为，简单地肯定某一派而否定另一派，都是不可取的；而两派互相攻讦所造成的内耗，则为任何君主政体所不能容忍，不仅会导致变法或改革之门的最终关闭，而且会使君主政体逐步转向内在。官僚体制或者知识精英中这种两派冲突，与其他因素不可避免地纠葛在一起，使许多问题更加无望解决。历史已有注脚：随着张浚与赵鼎的相继落败，宋高宗与秦桧联手，大大加快了构筑专制模式乃至独裁模式的进程。在转向内在的进程中，道德保守主义者有两大失误。其一，把反对“后变法时期”的贪污腐败与反对变法混为一谈，从而帮助宋高宗名正言顺地闭锁了改革之门。其二，由于不能容忍王安石学术，从而为压制异己思想与反对多元文化开启了先例，始料未及的是，他们自己最终也被剥夺了作为反对派存在的权利与空间。著者别有深意地指出：“这并不是宋代士大夫所独有的问题。”他开出的药方则是：“这两方面是否能够互相折衷、彼此一致、达到和谐？” 在转向内在中独裁模式最终形成，宋代知识分子出路何在，也是刘子健关心的问题。除去寡廉鲜耻者，那些思想高尚的知识分子，大部分宁愿闲居不仕，或是站在当权派旁边指点江山，或是无可奈何地转向内省，而较少关注国家大事；一部分还会去做官，由于深感“至高无上的专制君主是惟一的关键。如果能给皇帝注入新的动力，他就有可能改变政府”。南宋以朱熹为代表的新儒家，之所以那么重视内省功夫与热衷为帝王师，深层原因应即在此。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