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转向内在》 [美]刘子健著 赵冬梅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2年1月第一版 黄仁宇在其大历史观中，称秦汉为“第一帝国”，隋唐宋为“第二帝国”，明清则为“第三帝国”。他认为：“第二帝国带扩张性，第三帝国则带收敛性”，元朝则在两个帝国之间“作转变和缓冲的阶段”。然而，刘子健却认为，这种内向（也就是黄仁宇所说的“收敛性”），其转变并非始于元朝，而在两宋之际。他的这一结论，是在《中国转向内在——两宋之际的文化内向》中提出的。这本薄薄的小书，正文也许不超过十万字，却是一部海外中国研究的名著。 回望宋代，大都市的兴起，城镇化趋势，手工制造业的进步，内外贸易的发达，纸币与印刷术的使用，科举考试制的成熟，文官政府的定型，教育的普及，文学艺术的繁荣，都领先于欧洲。于是，唐宋变革说有充分理由认定当时中国已具有与近代欧洲相似的某种表征，将宋代定性为“近代初期”（early modern）。刘子健对此却持异议，他认为：“不应当将宋代中国称为近代初期，因为近代后期并没有接踵而至，甚至直到近代西方来临之时也没有出现。”他批评“宋代近世说”的东西史家犯了两个错误：一是“将欧洲历史当作了度量衡”，在他看来，宋代只是“某些成就在表面上类似欧洲人后来所谓的近代”；二是过分“强调经济因素”，在他看来，“无论这些因素本身多么重要，却不一定能构成前近代中国文化的重心。在宋代中国占中心地位的，应当是与文化学术潮流密切相关的政治，而它们并非经济利益的全部或直接反映。”著者来自中国，没有西方学者隔靴搔痒的那种隔膜感，倘若虚化其“前近代”的时限，读者或能获得更多的启悟。正是在此基础上，刘子健提出了他的主要论点：十一到十二世纪，宋代“新的文化模式经过沉淀和自我充实后，转而趋向稳定、内向甚至是沉滞僵化，并在实际上渗透到整个国家，其影响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初期”。这一转向是中国历史的关节所在，全书探究的核心问题就是：为什么许多方面都堪称发达和先进的宋代统治阶级，没有向更广阔的领域继续开拓，却反而转向了内在？ 严复说过一句转引率颇高的话：“中国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不具论，而为宋人所造就，什八九可断言也。”刘子健显然不满这种囫囵之论，他认为，宋代应该分为两截，人们往往过分重视唐宋之际的重大变迁，而忽略两宋的重大差异。他概括地指出：“北宋的特征是外向的，而南宋却在本质上趋向于内敛。”这一概括，仅凭读史观感，我们也可以提供许多例证。十一世纪，即北宋中期，尽管在对辽对夏关系上不尽如人意，但这是一个“文化在精英中传播的时代”，呈现出“多姿多彩的发展进步”。然而，进入十二世纪，尤其是南宋最初几十年政治、文化的发展趋势，使得“原本趋向洪阔的外向的进步，却转向了一连串混杂交织的、内向的自我完善和自我强化”。反对者也许会说，南宋史学与文学的成就决不亚于北宋。但是，著者提醒读者：“任何文化的学术都有许多轻重不等的侧面。就宋代中国文化而言，史学和文学都不是它最为光彩夺目的部分……经学和建立在经学基础上的儒家思想才是最高峰。”就经学与儒家思想而论，北宋“具有挑战性和原创性”，而南宋则“缺乏学术的多元性和创造性”，或者说，“十一世纪学术发展的特点是其先锋性、开拓性，而十二世纪的学术成绩则主要在整合方面”，甚至连朱熹主要也是“将前人解释系统化，而非新创”。总之，南宋学术文化的“发展趋势再也不是外向的了”。 在探究中国转向内在的原因时，外部环境首先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相比之下，北宋虽然也面对来自辽朝与西夏的压力，但毕竟没对其生存空间形成直接威胁，反过来，这种压力适足成为改革的推动力。而南宋的局面则远比北宋严峻，北方沦陷，偏安东南，先是皇帝流亡海上，继而向金纳贡称臣，女真的入侵，“压缩了帝国的生存空间”。这种外部环境，既使有心改革者碍难措手，也让拒绝改革者有了借口。 然而，外部环境只是影响变革的因素之一，“专制权力的扩张”才是导致转向的主因。类似宋高宗这样的政权，“即使在和平年代，也难再发生激烈的变革”。在讨论这一问题时，刘子健把君主政体分为四种运行模式：第一种模式是中央控制（the central contral），即宫廷与官僚有效控制军队与各级地方政府，北宋文彦博所标榜的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应该就是这种模式；第二种模式是宫廷的集权（concentration of power at court），即皇帝或其代理人独立行使中央控制权，官僚只能例行公事地从旁赞助，宋徽宗与蔡京时期大体就是这一模式；第三种模式是专制（autocracy），即决策由皇帝或其代理人独断或共谋，官僚虽能分享行政权力却无权参与决策；第四种模式是独裁（absolutism），君主或其代理人大权独揽，压制甚至镇压持反对意见的其他官僚与在野知识分子。 南宋高宗朝是中国转向内在的关键时期。具体说来，这一转向可以分为三个互有重叠又各具主题的阶段。第一阶段是女真入侵与北宋灭亡，引发了空前的震荡与屈辱。第二阶段大体是1132年杭州选为临时行在到1138年正式定都。前一阶段的震荡与反应致使朝野士大夫把北宋的悲剧归咎于王安石变法，从而形成一个可以称之为道德保守主义的士大夫群体，而高宗正好借此“关闭了通向全面改革或任何机构变革的大门”。第三阶段，从开始绍兴和谈到高宗的禅位，出于战争的需要与国内国际双重安全的考虑，政局变得专制甚至独裁，道德保守主义者的儒家理想在现实权力政治的打压下化为齑粉。 著者认为，在君主政体下，“君相关系实际上决定着朝政的运作方式，仔细研究这一关系将有助于深入理解朝廷政治”。大体从徽宗即位到高宗禅位的六十年间，原本由宰执官僚圈分享的决策权就被皇帝与权相集中起来，官僚参议朝政的空间丧失殆尽，任何改革也就丧失了参与者和推动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