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驯服的艺术》 [美]叶拉金著 田智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年4月出版 思想控制是种不可饶恕的恶行。斯大林时期，许多知识分子在当局的压迫下不得不放弃自由思想权利。这是一个时代的悲剧，不久之后，对思想自由的伤害也让整个苏联社会付出惨重的代价。在我们谴责那些被收买了人格和尊严“知识分子”时，我们也该了解下“知识分子”是如何被收买的，反观诸己，我们的国度也遭遇过如此不堪的往事，然而，可悲的是，文革过去了，出卖自己人格和尊严的所谓“知识分子”仍占据庙堂，为了一己私利混淆视听，无视公理，演出一幕幕“叫兽”“砖家”荒诞剧。 下面请看这一不堪和触目惊心的驯服过程…… 1 据林区的老猎户说，训鹰其实很简单，几个人轮流守着不让鹰睡，几天下来，任是多野性桀骜的鹰也听话了，这办法叫“熬鹰”。但这是“训”，不涉及“服”的问题，够狠够黑就行，没什么技术含量。“驯服”则不同，须得触及灵魂，过程就曲折复杂得多了，有《驯服的艺术》一书为证。 1920年代末，斯大林执政后，大手笔书写了一段交织着诡秘、荒诞和恐怖的历史。这段历史，不少人熟悉，可以感同身受，但感受和回忆是一回事，历史是另一回事，历史总是需要书写和记录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小提琴手尤里·叶拉金似乎是上苍特别制作和安插的一个写手，1910年出生于旧俄国精英家庭，在莫斯科一个炙手可热的剧团工作，得以亲历见证1920-1940年代的苏联文艺界，1941年德国入侵苏联时，他“来不及撤退”被送进德国集中营，再辗转到美国，才可能写作《驯服的艺术》。他的人生似乎是专为这本书安排的。 2 全书分两部分，“戏剧”和“音乐”，写个人经历和见闻，可以说只是一部“个人史”，却再现了政权驯服戏剧和音乐两个艺术门类的全过程。 1920年代，苏联文艺界还比较宽松，艺术只要承认和接受苏联共产党的领导，就可以“自行其事”了。到了1930年代，过渡时期结束，驯服开始了。 《驯服的艺术》集中表现了驯服的几大艺术，一是“利以诱之”。要利诱首先要有资源和财富的落差，那就是“特权”。叶拉金所在的剧院因为上演高尔基的剧本而成为苏维埃的新贵。苏联从1930年开始的饥荒到1932年达到高峰，饿殍遍地，“我们”却能修建避暑别墅，得到最好的奶酪、香肠和鱼子酱，“像封建领主一样生活在‘世界上最先进的农民’中间，像征服者一般生活在被掠夺和被征服的人民中间”。在全国人民都极难搞到一张火车票的时候，“我们”可以直接找站长拿预留票。剧院下设洗衣店、医务室、美容院和进修学校，都是免费的。叶拉金的父亲流放西伯利亚后死亡，母亲按规定不准住在莫斯科。叶拉金动员剧院关系，直接找全国警察总部部长拿居住许可证。一纸证明不仅吓退了半夜里穷凶极恶上门驱赶的警察，还让区警察局局长亲自打来电话约见受惊的叶妈妈。“生活显得如此轻松，如此简单”，当然，这是以无数人的不轻松、不简单为前提的。 叶拉金提到，苏联政府对艺术投入了大量金钱，艺术家属于特权阶层，但他们为物质富足付出了昂贵的代价：创作的自由。本来可以成为艺术大家的人“签署了一纸卖身契”后，“已经不可能创作出比斯大林颂歌或植树造林颂歌更高尚和优秀的作品了”。 特权导致了拉关系模式和权威压人的思维方式，有时会走到极端，以至于出现1934年的花盆事件。导演波波夫在家里养花，把花盆固定在阳台外面的栏杆上，剧院管理者鲁斯拉诺夫看到了，为安全起见，让他把花盆搬进去，波导演觉得没必要，鲁经理便让片警带来了区警察局局长的命令。波导演也有关系，拿到了莫斯科市警察局长的授权书。鲁经理往上找全国警察总部部长要文件。波导演更上一层楼，紧急拜见红军总司令、国防部和政治局委员，有了大元帅的信。鲁经理则找到苏维埃主席，波导演终于没有就这件事去找斯大林，花盆事件也不便提交政治局讨论，于是“苏维埃主席就是判决花盆事件的最高权威”，鲁经理“赢得了最后的胜利，流露出从未有过的尊严”。在权力畸形分配的政权中，一户人家的花盆放在哪里，一个女子要不要剪头发，都可能惊动高层，需要最高权力机构或国家领导人的仲裁和指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