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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较而言，基辛格的《大外交》实在是一本杰作，其渊博的历史知识几如泉水一般，喷涌而出。该书从十七世纪初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说起，一一评点黎塞留、拿破仑、俾斯麦、第一、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时期欧美各大国的外交策略，历数现实政治和理想政治的得失，可以说是一本不可多得的世界外交史“教战手册”。不过，这本书却未能改变美国政界和学界对基辛格的成见。在美国，基辛格一直被视为“现实政治”的信徒，为了利益可以牺牲原则的人，因此口碑不是太好。用美国自由派的话来说，“他是从不谈民主和自由的”。而且，在尼克松当政时，他也确实与拉美的一些独裁者有过“接触”，至于是否参与过智利和阿根廷的军事政变，至今仍是个谜。但是，“瑕不掩瑜”，他和尼克松在七十年代初断然采取的“联华反苏”策略可以说是“冷战”的转折点，为最后击败前苏联、让中国融入国际社会，铺平了道路。而且，其意义还在持续“发酵”，至今中美两国、乃至整个世界都在享受它带来的巨额红利。 当然，基辛格并非不谈理想和原则，而是坚信现实主义的外交策略是实现理想主义政治的有效途径。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想把美国的理想主义与欧洲的“均势外交”糅合起来。因为一方面，他发现欧式外交过于“自私”，“旨在使变动不已的各国势力保持均势，就为了这个目标必须在道德上采取中立，并根据权力的微妙变化不断进行调整”（第35页）。而另一方面，美国的外交又过于理想化，习惯于以道德标准（即美式价值观）、而非国家利益为外交指南，往往空耗国力，换来的却是别国的批评和谩骂。为此，他认为，“传统的美国理想主义必须与慎重思考评估当前事实相结合，以便产生有益的美国利益的定义。”（第807页）换言之，美国应该支持民主政府而非独裁统治，为在全世界扩大民主和自由付出一定的代价。但是，这一道德承诺必须以美国的国家实力为基础，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否则，皇皇大言只能削弱美国在国际事务上的影响力。 根据这一思路，基辛格认为，美国领袖们在二十一世纪里“必须向民众阐释国家利益的观念，说明在欧洲与亚洲维持势力均势，为何符合美国利益。美国需要伙伴在世界若干地区维持均势，并且这些伙伴不能永远只照道德考虑的原则去挑选，美国外交政策同样需要以清清楚楚界定的国家利益，作为基本指南”（第784页）。就目前的国际格局，他认为，美国最可行的外交战略就是根据不同地区的情况，建立不同的安全体系。比如，在大西洋地区，由于欧美拥有共同的价值观，所以可以建立以共同的政治、经济原则为基础的共同体；而在太平洋地区，情况就比较复杂，有些区域可以共同安全原则为基础，有些则要以经济关系为基础。总之，新的世界秩序不应该是平面的、均质的和和谐的，而是折叠的、有杂质和冲突的。而美国能做的，只是根据自己的实力和国家利益，尽可能地化解冲突，或把冲突限定在可控范围内，通过耐心积累许许多多的小成就，逐步实现美国的理想——和平、稳定、进步和人类自由。 不过，在赞叹基辛格为美国国家利益考虑如此周密之余，我们也不能不注意到，基辛格的观点只是反映了美国外交意识的一个方面，即“现实主义”，它接近欧洲的外交风格。而美国外交精神还存在另一面，即理想主义。而且，历史也表明，一旦美国得势之后，其理想主义一面就会膨胀。比如，在里根时期，基辛格就被边缘化，美国外交战略由防御转为进攻，通过“星球大战”计划，最后拖垮前苏联。 此外，国人也须注意，即使基辛格本人发表“重新平衡与中国的关系”一文出自真诚，但是也要注意美国当局会利用基辛格的策略来用“空间换时间”，暂时在世界政治格局中“收缩”自己的力量，保护自己的核心利益，以便“卷土重来”，也未可知。 当然，种种迹象表明，在中美双方的外交博弈中，历史的天平可能会最终倒向中国一边。但是，这只是一种“愿景”，还不是“现实”。美国人手中仍有许多“王牌”。单就两国的外交精神来说，美国人视“现实主义”为手段（“术”），而以理想主义为目的（“道”），当下的中国人则相反，因为主流价值观尚在形成之中，“现实主义”就成了可能的唯一选择。从长远来看，缺乏“道”的国家将无法凝聚人心，终将在国际博弈中落败。因此，中国的当务之急就是要加快形成绝大多数人接受的主流价值观，不仅值得中国人追求，而且还能吸引全世界。换言之，人才可以全球网罗，技术和制度也能在模仿中不断创新，唯有主流价值观，却非得自己“生养出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