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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同性恋的世界之都 二十世纪的二十年代，被视为同性恋解放的时代。在德国虽然有令同性恋者恨之入骨的“第175条”，但是“柏林警方是随和的，尤其是同性恋的表达得到宽容。同时，除非举报，成人间自愿的行为不太可能诉诸法律”。而柏林左翼政党社团支持同性恋的运动，则开展得有声有色如火如荼。 早在1897年5月14日，世界上第一个致力于保卫同性恋者权利的组织，“人道主义科学委员会”（WhK）就在柏林创建，发起人是马格努斯·希尔施费尔德（Magnus Hirschfeld），这被视为同性恋运动史上的奠基性质的事件。该组织的最低纲领就是要求废除“第175条”，为此希尔施费尔德发起签名请愿。起先在请愿书上签名的六百人中，就有许多在今天仍然如雷贯耳的大人物，比如艺术家托马斯·曼，作家史蒂芬·茨威格，政治家考茨基、伯恩斯坦，社会学家奥本海默，性学家克拉夫特-埃宾，科学家爱因斯坦等等，国外的名流包括左拉、列夫·托尔斯泰等。到1914年，请愿书上的签名达到四千七百五十人，其中包括三千名医生和七百五十名大学教授。 1919年，希尔施费尔德在柏林建立“性科学学院”，包括一个图书馆和一个博物馆。学院旨在汇集关于同性恋的所有各种资料以供研究，同时此处也是寻求帮助的同性恋者的接待中心。希尔施费尔德在成立仪式上的演讲中，称这是“德国和世界上第一个和唯一的这类机构”。“性科学学院”很快名扬国外，包括安德烈·纪德在内的名流接踵来访络绎不绝。 “性科学学院”最重要的出版物是《中间性别年鉴》，1899到1923年间定期出版，1926年起改由《WhK通报》代替其角色，一直出版到1933年。希尔施费尔德本人四出旅行，在国内外到处演讲以扩大影响。在政治上，希尔施费尔德的运动属于左翼，他说“我们的学会可以确切地称作革命的孩子”。 希尔施费尔德作为同性恋运动的先驱和象征，知名度当然最大。但当时柏林还有别的类似运动，比如走精英路线的“唯一者联盟”（1903年创立）和走大众路线的“人权联盟”（1922年创立），也很有影响。“人权联盟”成为德国同性恋群众最大的组织，1929年有四万八千名会员，包括一千五百位女性，其支部遍布全国，甚至有了瑞士、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阿根廷、纽约、巴西等海外支部，联盟的刊物《岛》发行到十五万份。 与这些运动相对应的，是遍布柏林的各种同性恋咖啡馆和俱乐部，有些咖啡馆和俱乐部还在每周不同的日子对男同性恋和女同性恋分别开放。在某些外国人的夸张描述中，这个德国首都简直就已经被掌握在同性恋者手中了，而大量男妓的存在更吸引了许多国外同性恋者慕名而来，“柏林有欧洲最开放城市的名声，成为同性恋者的天堂”。 欧洲同性恋之三国演义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被视为同性恋的一段黄金时代，但这段黄金时代在德、法、英三个主要欧洲国家中，表现大不相同。 在德国，由于为同性恋者争取权利的运动先驱者们持续不懈的努力，虽然有“第175条”的威胁、有社会上的鄙视和偏见，毕竟营造出了二十年相对宽松的环境，所以柏林在此期间成为同性恋的世界之都。 在法国，由于法律不对同性恋治罪，自然就无需希尔施费尔德等人的运动，但这也使得法国在这一时期的同性恋史上相对显得乏善可陈。法国的同性恋运动——如果一定要寻找这样的运动的话——主要是以少数名人的活动为轴心的。而这样的名人，似乎主要也就是马塞尔·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和安德烈·纪德（André Gide）两人。普鲁斯特在文学才能被肯定的同时，受到一些指责，要他为文学中的同性恋“时尚”负责，他被指责为“是一个病态的人、知识分子中的堕落者”。而纪德经常被法国同性恋者引为同类，他的作品《哥利东》（Gorydon，1924）引起争议，使他被归入同性恋作家的行列。事实上纪德本人确实是一个同性恋者。 相比之下，英国的同性恋呈现出另一种不同的状态。论政治运动比不上德国，论名人轴心比不上法国，但是同性恋在英国贵族中却是很有传统的。“英国上层社会的男子在各方面都是同性恋的，除了在他们的性生活中。”英国的贵族“公学”制度，被视为滋生同性恋的温床，九大著名公学中有七所是寄宿制的，各校同性恋盛行。从这些学校出身的英国贵族男性从少年时代起就视同性恋为家常便饭，再将此风带往牛津、剑桥。难怪许多描写二十世纪初期英国贵族生活的小说、电影里，总有同性恋之类的主题，比如2008年的影片《故园风雨后》（Brideshead Revisited，又译“欲望庄园”），就描写一个颓废的英国侯爵之子，先在学校与男同学相恋，然后酗酒，处处与想要他走“正道”的母亲为敌。这些作品如果孤立来看，似乎相当“腐朽没落”，但是放到那个时代的有关背景中再来看，就显得容易理解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