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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有八十万知青永留农村 《失》书提供了一系列资料：八十万知青被永远留在“广阔天地”。一九八○年年仍有十五点五万知青下乡、与农民结婚的知青总数四十三万。得到下乡豁免权中，干部子弟百分之四十二，工人出身百分之三十一，普通家庭百分之四，出身不佳百分之一。文革十年，大学生减少一百多万，技校生减少二百多万，整个中学教育停顿，有的地区因初中生全部上山下乡，停办高中。 为安置知青，国家投资每人五百，农村插队每人一百七十八到三百零三，农场每人六百九十到一千一百一十九。内蒙昭盟送知青下乡人均每年一千元，相当中级干部年收入，但知青却根本做不到自给。四川某农场安置一名知青需一千九百元，而安置在社队工厂一千三百元，进乡镇企业仅需五百元，知青下乡成了比开工厂还昂贵的事儿。还买来四个不满意，引发对怀疑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三信危机”对马列主义的信仰危机、对中共的信任危机、对社会主义的信心危机。据港府统计，仅一九七○到一九七五年，至少十万大陆青年逃港。 真是何苦来哉？！ 《失》书分析深刻，言大陆学人所不敢言：毛泽东非常明白思想意识形态的重要性。假如中国政府变成一个注重经济效益的理性政府，毛就会失去他实际权力的一部分。（页25 ）狠狠“运动”自己及周围的一切，乃是极权主义者紧紧攫权必须乘坐的大车。（页22-23）宣传工具，毫不犹豫地假借老百姓的嘴把要强加于民的思想说出来。（页223 ） （此段有删节修改——编者） 绝大多数大陆学人莫要说“不敢放肆”，就算拎着胆子说出来，也没有哪家刊物敢为你提供平台。我终于明白自己当年的命运犹如一飘飞叶。一千八百万知青、被呼“万岁”的人民，不过是“历史巨人”掌中的“白老鼠”──文革牺牲品与四个现代化废品，知青成傻青。 文革后只有四十三万九千知青进入大学，进入“上层建筑”的知青总数不超过百万。十八分之一的成才率，既是一千八百万知青的个人不幸，也是整个国家的灾难。全社会最优秀的青年精英被流放到毋须任何文化知识的“世界尽头”，各行政机构充斥低能干部。意识形态的价值错位直接造成如此触目的贤愚倒置。随着文化被文盲嘲笑，知识被愚昧扼杀，民主也被暴君彻底坐压。走向民主的五四回到原点。从五四走来的中共，竟托起毛泽东这位红色大帝，实在是全体中国士林（尤其延安士子）的集体耻辱。二十世纪中国人文知识份子的集体理性哪去了？文化的过滤功能哪去了？怎么会让封建专制如此整体还魂？难道一句“历史造成的”，能够避开文化追责吗？为甚么会由我们东方人（包括东欧）为一项西方学说集体埋单？为甚么我们对赤左谬说只能“实践而后知”？ 至今还有老知青愚呼青春无悔 如今大批老知青仍浑然不知上山下乡运动“从哪儿来”、“到哪儿去”。仍在自娱自慰地高呼“青春无悔”，竭力为当年的苦难寻找浪漫价值，仍在将“白白浪费”说成“无悔牺牲”。作家张承志甚至宣称：“我们是得天独厚的一代，我们是幸福的人。”稍感遗憾，《失落的一代》未对这一“老知青现象”展开深入论析。 不过，有始必有终。知青下乡乃是标准的饮鸠止渴，上山下乡是赤左学说在红卫兵一代身上崩溃的起点。上山下乡使他们走近现实，也就同时使他们认清什么是反现实。知青成为结束文革的主力军。一九七八年底各地知青返城请愿成为最大的“社会不安定因素”，迫使政府“认清”不发展经济必然带来的政治后果，从而推动“工作重心的转移”。 千万知青如今“人还在，心未死”， 成为思想最解放、追求自由最坚定的群体。各地知青不断出新闻，如香港知青协会于二○○八年成立，协会任务之一即“传承中国知青记忆，独立表达自己的历史”，六月六日该会在北角举办“知青史研讨会”，潘鸣啸、欧阳因（译者）、寒山碧先生到会。老知青、儿童文学家周蜜蜜“爆料”：当年粤北农场一些知青晚上关灯集体性爱，她的工作就是陪怀孕女知青去做人工流产；一对知青因恋爱被抓，军代表召开批斗大会，逼他们“表演”性爱经过，这对苦命鸳鸯连夜逃上山，告别生命，以死抗争。在内地，政府至今仍需为这场运动埋单，如两万上海援疆老知青仍在为“同等待遇”请愿，“知青现象”还在延续。“知青学”必将持续走热。对国内老知青来说，总不能再自我“淡化”、自我“冷处理”。再不抓紧抢救第一手资料，再不深化认识这场“带着体温”的运动，实在有点对不起自己失去的青春。 一个隔着千山万水的法国人（尽管是中国女婿），比我们还“热爱”知青，还了解知青运动，走在我们前面，终究让我们有点撑不住。毕竟，知青学是我们的“门前雪”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