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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政治小说的国家主义诉求——以《新中国未来记》为例(3)

http://www.newdu.com 2020-10-21 凤凰网读书综合 佚名 参加讨论

    
    梁启超
    二、启蒙叙事和时间意识:为国家想象历史
    人们感受时间的方式主要有三种:循环历史时间、基督教的弥赛亚时间、线性历史的时间。线性历史则是现代化以来体验时间的主要方式,虽然遭到尼采、福柯、海登·怀特等人的猛烈抨击,但线性历史观仍然是一种主流话语,因为根基深厚,源远流长。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是我们理解线性目的论历史观的最重要基础。在他看来,历史的演进,不过是人类精神即理念的逐渐展现,“只有当一个民族完全摆脱朦胧暗淡的感悟,如神话传说跟诗意理想,并在历史中彻底意识到自我,才能获得成熟的个性。”〔11〕显然,黑格尔眼中的历史是和“自我意识”、“主体性”想关联的,而“历史”的主体只能是“民族国家”,不可能是别的,反过来,只有获得了自我意识的“民族国家”才有“历史”。在中国和印度,理性有所体现,但并没有完全获得自我意识,因此停留在非历史阶段。所以,黑格尔得出了合乎他自己逻辑的著名结论——“中国没有历史”,因为在中国的治下全部是盲目臣服、麻木的子民。
    因为完全接受了线性历史观,梁启超根本不承认中国过去有“国家”,只有家族、朝廷和天下。《少年中国说》完全体现了这一点。他在时间上选择了一个时间点,即当时的20世纪初,此前的人们,是野蛮的部民,此后才会出现有自我意识的国民,像黑格尔说的那样;此前一片黑暗,此后才有“少年中国”,如朝日初升,霞光万丈,他的下一步就是要为少年中国构建历史。有鉴于此,梁启超对传统的中国历史著述予以了猛烈的抨击:“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12〕记述历史不应该把王侯将相作为主要对象,而应该是国家,只有国家才够资格成为历史的主体;而且过去的“历史”没有一以贯之的“精神”和“理想”,不能为国家提供某种谱系依据,仅仅是琐屑材料的堆积。因此,“虽尽读全史,而曾无有足以激励其爱国之心,团结其合群之力,以应今日之时势而立于万国者。然则吾国中国史学,外貌虽极发达,而不能如欧美各国民之实受其益也。”〔13〕,梁启超的“新史学”观是国家主义在史学上的反映。
    为一个强大的国家建构主体,为一个强大的国家想象历史,梁启超采用了小说叙事的形式。在众多的叙述文类里,只有小说允许虚构和幻想,历史、散文诸文体都不允许于“真”稍有相违,而小说这一诗性文体,“常导人游于他境界,而变换其常触常受之空气者也。”〔14〕梁启超对这种理想派小说可谓情有独钟,因为它能为“想象历史”服务。故在给政治小说定义时,强调“其立论皆以中国为主事,完全由于幻想”。小说的另外一个重要的特点是读者众多,国家是一个有意识的有机体,那么,需要获得一种一致的、坚定的认同,虽然实际上不可能存在完全的“总体性”,但可以借助小说来完成虚假的“同一”,呼唤所有的民众认同这个政治共同体,即通常所谓的“启蒙”。梁启超急于养成民众的国家思想,“上下相通”,凝铸成强大的国家主体,只有小说这种通俗的文体可堪胜任。
    第一回楔子表明,《新中国未来记》是文学博士孔觉民的讲演《中国近六十年史讲义》的笔录,内中打算详细地叙述黄克强组织政党,开设国会,建立国家,至“国际和平会议”在南京召开的光辉历史,第二回罗列了这一过程的六个时代,然而到第五回就无疾而终了。小说用孔子纪年,主角孔觉民是至圣的旁支裔孙,梁启超在建构现代国家的时候,试图对传统资源进行有效的整合,过去和现在建立了某种必然的联系。《新中国未来记》透露出强烈的线性时间意识,具体体现在评点上,小说在刊载时同时附有评点和眉批。有趣的是,经过考证,给小说加批的,就是梁启超本人。“当梁启超在流亡日本的旅途中读到《佳人奇遇》,遂动手翻译,连同接受日本的政治小说的样式一起,被域外文学所照亮的古老小说眉批,一定也以新的不同和意义重新进入梁启超的视野。”〔15〕“新的意义”就是为“隐含的读者”在新的时间序列中建立一个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国家。
    梁启超是叙事者,同时也是点评者,即第一个读者。而小说面世后的读者是早已预料到的,并且被寄予了一定的期望,姑且称为“隐含的读者”。叙事者、点评者、隐含读者三者之间隐藏着启蒙的关系,叙事者是全知全能的,它代表历史,或者说是历史合法性的赋予者,点评者则充当了先知和牧羊人的角色,民众尚处在缺乏自我意识的蒙昧状态中,他们是没有国家思想的“部民”,是“隐含的读者”。梁启超用小说来想象国家的历史,同时巧妙地运用点评来实施他的启蒙策略。下面是小说中的一段:“一国人公共的国家,难道眼巴巴看着一群糊涂混帐东西把他送掉不成?不管他什么人,只是当着这个地位,就要尽这个责任。听者亏了责任,是要自行告退的。听者不肯告退,只要劝他的,劝他不听,是要想个法儿叫他不能不听的。”听者(按:加黑的为眉批,“听者”即为“听着”),叙述者就“公共的国家”发言,而评点者吁请所有的“隐含的读者”来认真的“听着”,来关注。这些“部民”在以前相互之间没有多少联系,因为他们各顾各自,没有国家思想。而现在,叙事者和点评者通过“公共的国家”这一个新出现的共同体把所有的读者聚合在一个相同的时间里,读者在同一时间里阅读小说,在文字符号中想象自己归属于一个共同体,激发出内心的情感,从而产生认同。一个相对稳定的区域内,不同空间的人,就像凌乱的脚步声,他们情感认同的异质性是不言而喻的。而现在“新中国”的历史为此提供了一个有意义的时间序列,它把所有凌乱的脚步集中在一个节奏上,形成一个强大的有机体,产生力量,雄立于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由空间向时间的转换,是《新中国未来记》国家主义诉求的内在逻辑。中国传统的时间观念是空间化的循环论。在宗法制的小农社会,人们年复一年生活在熟悉的经验范围内,感觉不到时光的流逝,四季流转,循环往复,事件和人物轮回出现,其意义就像无数的星光散落在不同的空间里,而具有不可质疑的稳定性。《新中国未来记》中叙事者和点评者的合谋,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时间焦虑感。下列几段原文以资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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