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中国未来记》 梁启超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年10月出版 19世纪末、20世纪初，国家主义生发为一种巨大话语，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梁启超的大力鼓捣和呼号。尤其是国家主义的意识形态落实到文学领域的过程中，起核心作用的更是梁启超。其时，梁启超创办了《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等刊物，创作了《少年中国说》、《新中国未来记》等政治小说，以较大力度倡导国家主义，由此在很大程度上玉成了“国家主义”与“文学”的联姻——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的某些质的规定性，其来有自，世纪初的文学运动就是它的源头。梁启超的国家主义思想有何特质？其文学实践同国家主义思想之间有何种关联？其国家主义诉求在文学文本中又如何呈现？以此为线索，本文意欲切入文本，以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为例，对梁启超文学实践中的国家主义诉求予以剖析和释读，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其国家主义思想对当时后世创作的影响。 一、政治小说：关于国家主义的策论 “政治小说”一词从日本稗贩而来。这类小说撷取重大的政治历史题材，着眼于民族国家的命运，兼表现作者鲜明的政治观点。但政治小说在日本濡染上了国家主义的扩张思想。19世纪中叶，大批明治精英把国家主义予以改头换面，形成“大和魂”、“大东亚圈”的绝对主义思想，实行扩张策略。一方面在中国培植亲日势力，另一方面派出大量的文化教习，实行文化殖民。对日本直指中国的扩张野心，梁启超当时浑然不知，但具有浓厚国家主义思想的政治小说却改变了他对小说的看法，促使他在中国把国家主义同小说结合起来。 日本人对中国人的看法，成为梁启超思考问题的前提。日本政治小说家尾崎行雄一言以断之，称：“支那人虽有文学思想，而无政治思想。”〔1〕20世纪初正好是梁启超国家主义思想形成期，所以他接受了“支那人无政治思想”论断的同时，又掺入了自己的理解，在国家主义的框架里使抽象的所谓“政治思想”具体化。在梁启超看来，“政治思想”不是单纯的关注国计民生，参与社会活动，而是要具备现代的“国家思想”，摒弃过去家族、朝廷、天下诸观念，“对于一身而知有国家，对于朝廷而知有国家，对于外族而知有国家”，一起来认同一个现代的国家政治共同体。受社会进化论的影响，梁启超认为中国过去只有野蛮的“部民”，往后具备了充分政治意识才会出现真正的“国民”，而这种政治意识从他一系列的著作里可以得出结论，它指的就是“国家主义思想”。梁启超引入国家主义思想，不是把政治意识拘囿于“立宪”、“改良”、“革命”、“反满”等具体的政治主张，来鼓动民众，而是理解为一种基本素质，一种总体性的国家观念，具有极大的普遍性，由实践的政治活动转向思想的启蒙，开20世纪“改造国民性”话语之先河，“国民性”之“国民”毫无疑问包含着梁启超的国家主义诉求。 1902年刊布于《新小说》第1号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梁启超是把文学放置在“群治”的目标下加以提倡的。梁启超经历了由“群”到“国家”到“国家主义”的思想历程，“群”概念里潜存着“国家有机体”思想。所以，梁启超在提倡小说界革命的时候，用本土的、为士人所广泛知晓的“群治”这一概念替换国家有机体观念。事实上，“群治”、“国家思想”、“政治”、“国家主义”在梁启超的表述中几乎可以相互替换，无需细加区分。《新民丛报》创刊的《本报告白》一栏表明了办刊主旨，称：“本报以教育为主脑，以政论为附从，但今日世界所趋重在国家主义之教育，故于政治亦不得不详，惟所论务在养吾人国家思想。”《新民丛报》第14号为《新小说》刊载长篇广告，自述其宗旨也宣称“专在借小说家言以发起国民政治思想”。综括以上种种，可以得出结论：《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所谓的“群治”指的是现代的“国家有机体”，梁启超想借助异域的政治小说，来养成民众的国家思想，实现其国家主义的理想。 关于“政治小说”概念的厘定，梁启超作了专门解释，但长期为研究者所忽视：“政治小说者，著者欲借以此露其所怀抱之政治思想也，其立论皆以中国为主事，完全由于幻想，其事皆出于自著。”〔2〕可见，政治小说由欧洲经日本到中国，内涵发生了变化，两者相较，梁启超所谓的政治小说有两个独特的含义：其一，以中国这一“国家”为创作对象；其二，所述之事皆为幻想。进一步，梁启超为这类小说列了一个书目，计有如下：《新中国未来记》、《旧中国未来记》、《新桃源》（《海外新中国》）。从题目可以看出，这三部小说都是以幻想的方式来进行“中国”的国家叙事，显然，体现了梁启超的国家主义诉求。可遗憾的是文学终归非他所长，只留下一部《新中国未来记》，且是断简残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