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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未来记·绪言》提到：“余欲著此书，五年于兹矣。”五年前的1898年，梁启超正在亡命日本的途中，从舰长那里看到柴四郎（东海散士）的《佳人奇遇记》。同年12月汉译《佳人奇遇记》连载于《清议报》，作为序文。梁启超撰写了重要的论文《译印政治小说序》，并发愿要亲自进行政治小说的写作，却身无寸暇，直到五年后才决定发行《新小说》杂志，连载《新中国未来记》，借此一点一滴地来督促这篇小说的完成。梁启超之所以要专门创办一个文学杂志来刊载他的小说，主要还因为他相信：“顾确信此类之书，于中国前途，大有裨助”（《新中国未来记·绪言》）。相信一部小说，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命运，因此，梁启超所有的文学活动如出版杂志、倡导文学革命，其目标最终还是希望像《新中国未来记》这样的政治小说能够在中国风行起来，有助于一个强大的政治共同体——“国家”的形成。 《新中国未来记》共五回。第一回楔子，作者悬想，2002年大中华民国在首都南京举行“维新五十年大庆典”，其时也正值“国际和平会议”召开，各国大使云集南京，庆典安排文学大博士孔觉民讲演《中国最近六十年史》，以后诸回速记了这一演讲；第二回以后的演讲主要围绕黄克强和李去病之间的论争来展开，他们都是立宪党重要领袖，但政治观点略有差别。全书共两万余言，而论辩的篇幅竟达一万六千。阿英甚至认为：“《新中国未来记》只是一部对话体的‘发表政见，商榷国计’的书而已。”〔3〕因此认真检讨小说中两个人物的论辩，是了解该小说的关键。 李去病留学英法，接受了边沁、卢梭的民约论，主张国家政权当为大多数人所有；黄克强则留学德国，领沐了伯伦知理的国家主义。小说原文可为佐证：“李君听到此处，面带怒容，便接着说道：‘哥哥，你说我崇拜法国，我倒不是崇拜法国，我看哥哥在德国念这几年书，这些口气，倒有几分像崇拜德国人’。”〔4〕黄克强承认李所自述的卢梭理论是正确的，但认定它已经过时：“兄弟，你这段议论，谁说不是？但这是卢梭、边沁、约翰·弥勒等各位大儒的名论，这些学理，在现世的欧洲，已算是过去陈言了。”李去病则针锋相对，批评黄克强“想跳过这人民主义的时代，便闯入这国家主义的时代”。〔５〕在中国，究竟要奉行人民主义还是国家主义，这是李黄之争的焦点。在黄克强看来，人民主义没有什么不好的，但是中国没有实行的条件，他反问：“你看现在中国人的国家思想，比那十八世纪末的法国人怎么啊？你看那时法国的时势，就是现在中国的时势吗？”〔6〕显而易见，这是梁启超的夫子自道。从《论国家思想》和《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等文章，可明确得知梁启超是在卢梭和伯伦知理之间的对比中接受国家主义的，卢梭的人民主义颇获思想界之青睐，但梁就中国的现实予以了反思，认为民众缺乏国家思想，在中国不足为矩，“若谓卢梭为19世纪之母，则伯伦知理其亦20世纪之母焉矣”〔7〕。 因此，可以肯定地说，《新中国未来记》在观念上和《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等政论文构成互文性文本，用小说的方式表达他的国家主义，借以培养民众的国家思想。而黄克强和李去病两个形象则分别代表了伯伦知理和卢梭，在二者之间的激烈论辩中，梁启超无疑选择了黄克强。对小说所表现的观念及黄李之争，过去存在着的一些看法不尽准确。如阿英把《新中国未来记》简单地理解为“拥护立宪”的小说。《晚清小说史》称：“因此，对于维新变法，反映在小说方面，也就有了两种不同倾向，一是拥护立宪运动，一是反对立宪。其拥护立宪的，要以《新中国未来记》为代表作。”〔8〕夏晓虹则以为：“两个人物的设置，也可以认为是梁启超在自己说服自己，自己在与自己争论，只不过李去病代表的是前一时期的梁启超，而黄克强代表的是后一时期的梁启超。”说黄克强代表了梁启超当时的观点，无疑是正确的，但若是认为二者之争反映了作者理论取向上的矛盾心态，却是不恰当的。如果梁启超有意去表现某种内心冲突，那么说明已能娴熟地运用小说的表现技巧，则《新中国未来记》以一万六千余字细腻的心理描述，那岂不是中国文学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一篇宏文了吗？事实是，梁启超对小说创作知之寥寥，不过是用写策论的形式写小说而已。早有论者注意到，日本的政治小说采用了论辩体，如末广铁肠的《雪中梅》、《花间莺》等〔9〕，梁启超只是照搬而已。但我认为，梁启超采用论辩体，不是从异域引入的小说创作方式，而是祖述传统的政论散文。东汉大批政论散文采用主客相诘辩的形式，并不表明作者意图的矛盾，而是主意早定，一问一答，引人入彀，令人信服地表达自己的观点。《新中国未来记》文中的评点（实际上出自梁启超之手）提到，黄、李二人的争辩只有东汉桓宽的《盐铁论》可堪与比，也能说明他自觉地用这种传统的手法来表述其国家主义思想。传统政论文至晚清时期名为策论，任公于1899年底读到德富苏峰的《将来之日本》及《国民丛书》数种，感其文“雄放隽快，善以欧西文思入日本文，实为文界别开一生面者。”（《夏威夷游记》）由此而提出“文界革命”，欲对策论这一文体加以改良，“至是自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其文条理清晰，笔峰常带感情，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10〕风靡一时，号为“新文体”。1902年，政府废科举，改试策论，一班应考的秀才童生们骤然失了向来揣摩的工具，据说，梁任公的文章成了他们的摹本。“文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并非截然相分，而是具有某种通约性，尤其是在文体方面。因此，把《新中国未来记》当作表述国家主义思想的策论，不算离谱。政治小说实际上也就是承载国家主义思想的“新小说”，但创作的文本极其幼稚，突出的表现就是文体芜杂，假托历史而实则想象，是小说而似策论，也唯其如此，预示了一种新文学秩序的确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