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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和西欧国家，富人（包括中彩票的人）、身体健康的人、有工作的人、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以及身材苗条的人都觉得自己很快乐。而那些离婚的或单身的、丧偶的、贫穷的、健康状况较差的、失业的、文化程度较低的以及身材肥胖的人则认为自己不快乐。此外，自认为很快乐的人其快乐程度与大脑的生理条件也紧密相关：他们左前大脑皮层的活动要比右边更活跃。 就所有国家而言，收入和快乐程度之间存在很强的相关性。如果按人均收入水平排名，收入水平在前10%的人群是自我感觉最快乐的，而后10%的人群则自认是最不快乐的。 鉴于各国收入和快乐程度的相关性，我们可能会想当然地认为，工业革命的另一个深刻影响就是提高了全世界人口的幸福程度。不幸的是，几乎没有证据表明，随着收入的增加、预期寿命的延长以及社会整体卫生水平的提高，人们的幸福程度也会增加。对此可以从两个方面考察。首先，在像日本和美国这样的国家，我们对人们50多年来的快乐程度进行了调查衡量。在1958～2004年间的50多年里，日本的人均收入几乎提高了7倍，但人们自己认为的幸福程度出现了轻微下降。 其次，可以就同样的问题在如今收入水平存在差异的各个国家进行考察。在如今一些和1800年前一样贫穷的国家里，人们的快乐程度和美国等富国差不多。人均收入水平在2万美元以上的人的快乐程度只比人均收入不到4000美元（狩猎—采集社会的水平）的人略高一点。在国家层面上，快乐程度和收入水平之间只有一点细微的联系。 关于为什么高收入并不能在长期内给各国带来更高的幸福程度，人们进行了大量探讨。对此，一个关键的问题是，人们的幸福程度不是取决于收入的绝对水平，而是相对于参照群体而言的相对水平。每个人都可以使自己更快乐——挣更多钱，在更好的小区买更大的房子，或者开更高级的车。但是他们更快乐的感觉是通过与那些挣钱更少、住房条件或开的车更差的人对比获得的。金钱能带来快乐，但是这种快乐需要通过他人传递，而不会自然而然地增加。 因此，相对收入是决定人们快乐程度的关键因素。这一发现意味着，如今贫穷国家的快乐程度可能并不能反映1800年前人类的状况。现代贫穷国家的人们通过电视这种媒介几乎可以在第一时间见证发达国家富人的生活状态。如果这种方式使得贫穷国家的人们确定了参照点，那么即便在收入水平最低的国家，收入对幸福程度也没有绝对的影响。这也就进一步意味着，生活在所有国家都相对较贫穷且沟通较闭塞的1800年前的人们很可能和如今那些最富有的国家（如美国）的人们一样幸福。 由于我们很可能是工业革命前的社会里那些努力奋斗的人（他们比同时期的人更有动力获取经济成功）的后代，这些发现可能反映了我们与马尔萨斯时代的生理沿袭。很可能我们生来就不会知足常乐，而总是与身边的人攀比，只有自己做得更好时才会感到快乐。那些知足常乐的人早在马尔萨斯时代就被淘汰了。 这是否意味着过去几千年来，科技的巨大进步，以及由此带来的人均收入和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没有任何意义呢？罗伯特·弗兰克提出，由于高收入和高消费所带来的快乐程度的增长是以竞争中失败者的幸福损失为代价的，在所有国家提高收入水平的努力都是一种社会资源的浪费。 世界经济史充满了令人不解、出人意料的谜团。我们是谁以及我们的文化是怎么形成的是世界经济史永恒的主题。如果不能真正理解（或者至少略微了解）这两个问题，我们就不能号称是地球上最聪明的生物。这两个问题就是——在历经一千多年的蛮荒之后，我们是怎么达到如今物质极度丰富的状态的？为什么仍有那么多国家无法登陆这片乐土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