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姜鸣著 《天公不语对枯棋：晚清的政局和人物》 三联书店2006年版 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读正史的兴趣主要集中在人物传记方面，所以就很难对历史形成一个宏观的认识。再后来，读了一些笔记，了解了一些政治运作的过程，才逐渐感受到了自己对制度史和经济史的无知，因而也就有意识地选读了一些这方面的书籍。但是由于选择不得法，常常读得昏昏欲睡。这期间，只有两本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是朱东润先生的《张居正大传》，一是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这两本书的共同特点之一是，作者对明代内阁制度的演变及其政体运行方式有清晰的描述。但对一个非专业的读者来说，有些叙述还是显得太学术化了。 构成历史的是时间，承载历史的是人，呈现历史的是事件。官修的史书一般只注意对历史事件的编年记录，重要人物的概括性介绍，和各种典章制度的记载。政治运行的细节，各种力量的牵制变化，当事人的内心感受，社会大众的反应，历史风云际会中各种偶发因素的介入和对事态发展的影响，则往往容易被忽略。而这些，才是历史中最为生动的东西。因此，我们更希望看到对于历史的有血有肉的叙述。 第一次读姜鸣先生的《被调正的目光》时，就很有一种众里寻他千百度的感觉。时隔多年，作者对这本书作了扩充和调整，更名为《天公不语对枯棋》，再次出版。偶然在书店里发现它，颇有一种老友重逢的意外和惊喜。相比于时下充斥坊间的各种对历史的戏说来，这本书无论在思想的深度上，还是文字的可读性上，都要大大地胜出一筹。作者是研究近代史科班出身，有深厚的专业修养，而且视野开阔，思想敏锐，能在现实与历史中自由穿越，使本书没有专业论著的匠气和刻板感。他用文字还原了一段历史，使一些原本沉寂多年的人物重新恢复了生气，也让我们透过时间的帷幕，看到了历史运行的强大惯性，和面对这种惯性时，个人力量的微薄。在追述晚清的政局和人物时，他完全抛开了一般的是非评价，充分通过细节的叙述来再现历史的过程。如对奕?、李鸿章、翁同龢等人，不仅将其放回到当时的历史场景中进行评述，还通过对史料的考辨，力图尽可能地发掘其个人的心理轨迹。历史危机，党派纷争，官场权谋，不同的人面对这些问题时表现出来的，难道不正是其性格中最真实的东西吗？ 在本书的叙述中，作者常有一些精彩的议论。如谈到国内史学界对近代史的研究时说：“以往国内史学界似乎有个传统，总是从历史事件来进行人物研究。50年代起，中国近代史被分割成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几大块，每一大块中的人物，又依据统治者与人民群众、抵抗派与投降派、帝党与后党、保守派与改革派等等政治概念，而定位爱国与卖国、先进与保守、革命与反革命。结果，复杂的历史研究被简化为区分‘好人’、‘坏人’的儿童游戏。”在谈到甲午海战的主战派时，作者说“后清流”官员“有心杀贼，无策典兵，不知道如何去迎接日本的挑战。进一步分析，也暴露出整个清政府中枢不具备与日本相匹敌的具有世界眼光和手腕的政治家集团，比之于十年前中法战争时的决策圈和激扬文字的‘前清流’，并无大的长进，这就是翁同龢们的悲剧所在。”这样的结论，在最近出版的《绝版李鸿章》一书中可以得到印证。近代中国的一切悲剧都在于“具备实际操作能力的政治家、外交家、军事家太少，国家尚未从封建专制中挣脱出来”。当西方世界的工业文明向全世界扩张的时候，晚清帝国的权力核心不但对其懵然不知，而且还拒绝学习和接受，以至于最后处处被动。 最令人深思的是作者对晚清官场集体堕落所作的分析：“到了清代，中国的封建专制已极臻完善，根本不允许有独立于体制之外的政治家和政治反对派。所有的政策只能由皇帝来决定，所有的争端只能由皇帝来裁决。于是，一方面是专横的皇权政治，皇帝对于他所发现的一切腐败和弊端，采用极为严厉的惩罚措施；另一方面，官场对于底下发生的一切问题，能掩盖的就竭力掩盖，后任者对前任的亏空，能弥缝的都竭力弥缝。面对一个同乡、同年、师生、姻亲及其他种种利害关系编织起来的错综复杂的官僚利益集团，谁又能保证自己将来不碰到什么麻烦呢”？本书的文字生动，评论者大有人在，无需我再饶舌。不过新的书名并不理想，如不做进一步的诠释，一般人很难理解这句诗的深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