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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人格独立，基于“看到的历史本来面目”，袁老提出了许多新见，对当今仍有启蒙意义。比如，他在《告别中世纪》中说：“新文化运动至今没有完结。它滥觞于鸦片战争前，现在仍在我们身边。”他在《中国现代哲学史稿》中质问：“为什么一百多年来一再提出的观点往往仍被人们当作新鲜见解？” 面对崛起的中国，有人说只要《中国不高兴》了，《中国可以说不》；有人倡导国学治国；有人标榜新左派，袁老告诫知识分子：尽管有形式上的差异，迄今各个国家的现代性都是共同的。启蒙仍是这个时代的命题，我们这一代需要做的就是回归常识。比如我常常挂在嘴边的“科学”，袁老在《告别中世纪》中就进行了澄清，说五四讲的“科学”，是指科学精神、科学方法，指理性，而不是现在物质化的科学。在思考中国文化未来出路的时候，袁老强调的不是政策，不是经费，而是人性，强调的是“自由和爱”。 人性看似与文化的未来发展关系不是很大，实则不然。为何中国古代可以产生四大发明呢？为什么“韩流”可以阵阵袭来，而同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的新加坡在文化艺术领域却乏善可陈？背后的深层原因，确实值得思考。人性的自然伸展，是现代科学文化选择和发展的基础。因此，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人性自然伸展的空间越来越大，到了一定时候，中华文化的复兴会是极其自然的事情了。 强调启蒙，就有可能出错。历史是复杂的，你看见的，未必是真的，未必是全的。即使你看见的历史是真的，是全的，不仅当局者迷，作为旁观者的我们，也未必就清。 由于袁老的所见是基于他“看到的历史本来面目”的基础上的，所以有些见解，也确实是值得商榷的。比如，袁老在《晚清大变局》中，主张不应以卖国贼的视角审视曾国藩、李鸿章等人，而应该把他们视为失败了的救国而又误国的大吏；又如他在《现代化与中国的历史教科书问题》中，提出的履行不平等条约问题，提出的“主战与主和”的问题，提出的“革命粗鄙化的文化心态”问题等，都可能因为占有的史料不同，对史料可信性的认识不同，思想基础的出发点不同，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引起学界另一种声音的强烈反驳。 但无论如何，袁老的文字是出自于知识分子良心的，能引人思考的。(叶雷)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