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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恐怕真的有点吹毛求疵了——“把西方近代科学当作是特殊的、体现了人类对自然之认识的普遍真理”的“潜在的”立场倾向，试问谁能避免？或者说，如果我们彻底戒除了这样的“立场倾向”，那我们再到哪儿去寻找自己的立场呢？无论我们如何反对“一元论的科学观”，你也得承认现代科学是多元中的一元，而且这一元迄今为止在成就上毕竟是独大的吧？ 所以，在我看来，“中国科学，以及其他许许多多的非西方科学的对自然的认识”，眼下只能被置于(和现代科学相比)权重较小、位置较为从属的地位。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只要我们确认非西方科学在科学史上(以及其它方面)有一席之地，那就行了。如果有哪一天，某一种非西方科学取得类似今天现代科学的地位，那它将自动升格成为“对自然之认识的普遍真理”的位置。那时人们的“立场倾向”将随之转换。历史，就是这样的以成败论英雄。你说呢？ 虽然在现实中，你所说的也不无道理，但我仍然是不能完全同意你的观点。虽然中国科学，以及其他许许多多的非西方科学的对自然的认识，眼下只能被置于权重较小的从属位置，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但现实存在的事，有其“合理性”的一面，那是指它有这样存在的道理，对于这其中的道理，人文研究者要试图解释(陈方正的书正是要解释西方近代科学诞生于西方的道理)，但这样的解释却不是唯一的，例如，像后殖民主义的解释，不也是一种说明为何西方近代科学原本作为一种“地方性”知识(而非“普遍真理”)却能迅速“全球化”的道理吗？ 因此，历史研究者不能总是“以成败论英雄”，而是还可以分析现状为何如此(你做的诸多对于西方近代科学的批判反思也是这类工作)，进而让这种分析产生影响，至少努力试图让现实有所变化。不敢说更宏大的目标，但能够让更多的人不再随大流，哪怕在非常有限的程度上让现实变得更为合理些，那已经就是很了不起的结果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