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总算看到另一个中国人在他的科学史著作中不再去求解所谓的“李约瑟难题”了——我知道这样说相当夸张，因为这些年来喜欢求解“李约瑟难题”的人多如过江之鲫，我实在是严重审美疲劳了，所以先用夸张来排遣一下。 陈方正的这部《继承与叛逆——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与席文“与其追究现代科学为何未出现在中国，不如去研究现代科学为何出现在西方”的想法相合。席文认为“李约瑟难题”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在他看来讨论一件历史上未发生过的事情“为何没有发生”是没有意义的，所以“李约瑟问题”就被他尖刻地比喻为“类似于为什么你的名字没有在今天报纸的第三版出现”。 当一个中国学者认真探讨西方科学在西方文化中的发展，而且是在既考虑到与中国比较的潜在心理背景之下，又回避了“李约瑟问题”，我也认为，与以往那种在很大程度上基于民族自尊的心理而过分夸大中国古代科学并强行将其与西方科学较劲相比，甚至将其视为西方科学的先声的做法，显然是中国人在科学史研究方面的进步。但如果我们说的仅限于此，意义也不大，在面对以陈方正先生的这部“巨著”(近70万字的篇幅)代表的这种进步时，我们也许还可以进而做些分析和讨论。 首先，我想向你提一个问题，即以你来看，这部专题撰写在西方文化中西方科学的产生和发展的科学史著作，与以往的著作相比，其“新颖”之处表现在哪里呢？□在我看来，这本书最重要的新颖之处，在于作者对“现代科学的根在哪里”这件事情的关注。 这就要牵涉到中国学者中的另一个分歧了。在关于“中国古代到底有没有科学”的争论中，还有一种安慰国人心灵的路径，就是割断古希腊和现代科学之间的纽带——说现代科学不过文艺复兴以来的几百年历史，古希腊的科学不是现代科学，就如中国古代科学不是现代科学一样。所以如果说我们中国古代没有科学，那么古希腊、古罗马、拜占庭、阿拉伯、中世纪欧洲等等，大家全都没有科学。这样一来，中国人的面子不也就保住了吗？这当然也引起了争议。 现在陈方正采取“将西方科学的历史认真讲一遍”的方法向读者证明:现代科学的源头就在古希腊。所以，现代科学出现在欧洲——古希腊科学遗产最终的主要继承者那里，是必然的；而中国产生不出现代科学，也是必然。 很早以前我就主张“李约瑟难题”是一个伪问题，理由是这个“难题”的前提——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长期领先于西方——是无法成立的。我当时用的比喻是:无法断言“向南走的人比向东走的人领先”，现在陈书的余英时序中，也将“李约瑟难题”称为伪问题，并采用了另一个比喻:不可能说“某一围棋手的棋艺曾长期领先某一象棋手”，倒也不无异曲同工之妙。 总之，西方与古代中国走着完全不同的路，正是陈书中强调的。 确实，人们经常会有一种习惯，就是将不同的东西比较，但重要的是采用什么作为比较的标准。在李约瑟的比较中，实际上是潜在地采用了近代西方科学的标准。这就出现了问题。而且，这样进行比较的结果，也是基于一种一元论的思想模式，而忽视了人类的知识(包括广义上的科学知识和技术)的多样性问题。 我觉得，正像你前面说的，作者特殊地关注了“现代科学的根在哪里”。对此，我是同意的。如果限于西方讲西方近代科学，这当然没有问题，但与此同时，我却又有另一种感觉，觉得潜在地，作者仍然是具有一种把西方近代科学当作是特殊的、体现了人类对自然之认识的普遍真理立场倾向。 也许这有些吹毛求疵，但毕竟作者是在与中国科学进行比照的语境中研究西方科学何以产生的历史。那么，在人类认识自然的知识系统中，中国科学，以及其他许许多多的非西方科学的对自然的认识，又应该被置于什么地位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