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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很根本的问题就是，七十年代，到底是不是一个“特别的时代”，而这，对于我这种80年代生人的小孩儿而言，显然一无所知。于是，也只剩看看这些“特别的知识分子”的份儿了，以及他们那些“特别的影响力”。可惜这种调子看多了，显然叫人生理反感。之前的《80年代访谈录》多少有些这种调子。也正像陈丹青所说的：“回忆80年代是这帮人，但回忆70年代，偏偏也是这帮人。”而这显然不是什么积极的态度。又比如《持灯的使者》、《沉沦的圣殿》一般作品，基本都是这帮人在塑造一种关于往昔峥嵘岁月的想象。毕竟，一个时代总是多数人的经验更具有普遍性和阐释性，虽然这种多数人的经验，很多时候看来是愚昧的，但也是必须面对的，否则我们就什么都没有了。只面对一小撮儿精英的经验，这些掌握了话语权的，并且没有办法替更多喑哑的群众发声的贵族的经验，也实在乏善可陈。所以也不知道陈丹青说上面那番话时，有没有对文化传统青黄不接的一种感慨…… 确实，在这帮人的文字中，显而易见的是七十年代的诗歌，隐秘阅读，思想潮涌，有普遍的集体记忆：比如“《今天》或类《今天》”岁月，和那个回荡在很多人青春期的，关于“我不相信”的调子。但是一句口号，是没办法构成一个年代的。并且对于不了解那段历史的人而言，简直会相信北岛们突然成了多数派。而当很多人追随这种多数派的时候，北岛又出来发声——2003年，《书城》上有一篇关于北岛的访谈。当时记者问北岛，“你怎么看自己早期的诗歌？”北岛回答：“现在如果有人向我提起《回答》，我会觉得惭愧，我对那类的诗基本持否定态度。在某种意义上，它是官方话语的一种回声。那时候我们的写作和革命诗歌关系密切，多是高音调的，用很大的词，带有语言的暴力倾向。我们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的，没法不受影响，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写作中反省，设法摆脱那种话语的影响。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这是一辈子的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