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宪派与辛亥革命》
    
    

清末立宪运动时期官制改革后的官员
    吉林出版集团推出台湾“中研院”张朋园先生的合集，共四册，其中《立宪派与辛亥革命》（初版于1969年，2004年第三版）称得上里程碑式的著作，屡见同行引用。这本书分上下两编，各五章。上编介绍立宪运动的背景以及咨议局、资政院的选举与成立。下编则分省叙述立宪党人在辛亥革命爆发后的表现:他们绝大部分响应独立，有的望风观望，个别的反对共和，亦即反对独立分离。上下两编仅两百页，附录为各省咨议局成员名单与资政院民选与钦选议员名单，长达百页，是非常有用的史料。
    本书主要论点是立宪派对中央政府形成压力，促成革命；但是革命一旦发生，他们又致力于保持局面，使动荡不致扩大。就此而言，立宪党人维护社会，还是立了大功。以往史家同声谴责立宪党人攫取革命成果，张先生则得出这一结论:“他们在各省独立中的力图控制局势，虽是权力之争，亦是出于救时之心。”国民党执政后，学者写清末民初的历史一般容易取党史的视角，凡事必以同盟会为中心，能在1969年为非同盟会人士说话，已经不容易了。张先生实际上走得更远一些。讲到晚清的立宪，大陆论者多谓清廷倒行逆施，任何措施都会招来“欺骗”、“拖延”等指责。张先生则基本肯定政府用心之诚，但是好像更倾心立宪派中的激烈主张，时而或明或暗地表示，如果改革更快，岂不更好！这与其说是上世纪六十年代“PC”（政治立场正确）的苛刻要求，还不如说是张先生的一贯立场，多少让愚顽的后学感到困惑。他在作于七十年代的《湖南现代化的早期进展:1860-1916》 （2002年岳麓书社出了大陆版）中也称，立宪派请愿国会，“尤其令人激赏。如果此趋势继续发展，全民政治的前途是乐观的”。文盲之国的“全民政治”不知是何等模样？遇事只求速成的立宪激进派表面上崇拜宪章，实际上追求的是独霸一方的权力，“速开国会”是挑战、削弱进而颠覆中央的有力手段。在地方分离主义与中央集权的博弈中，前者取得了胜利。在这兴奋喧闹的几年里，一些“先进”人物的举动和打算是值得好好检视一番的。张先生这句话千真万确:“清廷势绌，始于立宪。”不过，他不是在表达惋惜。张先生晚年深感革命破坏社会，成本巨大。立宪派推助革命，是不是也要承担一些责任呢？
    清廷在1906年宣布实行宪政，最大的失误就是速度过快。一辆破旧的大车，经不起赶车人和后座上诸多催逼者的折腾，终于散了架。很多改革措施极有意义，而且惠及民国（如法律改革），它们就像狂欢之夜的焰火，几乎令人目不暇接。可是戊戌变法时鲁莽操切的“大跃进”又一次重演，改革的中枢失去了必不可少的领导力。请愿国会，弹劾军机，成立宪友会和咨议局联合会，拒绝铁路收归国有，莫不呈露出藐视、胁迫中央的意图。时局至此，国家分崩离析，指日可待。立宪党人表面上与革命派异趣，在急于夺权这点上，他们是一对双胞胎。两方人士后来都作出热爱共和的表白，但他们所说的共和，要么是周召共和，即各省独立自治，要么是孙中山后来说的“三年军政、六年训政”。孟德斯鸠所言的共和的美德，对他们来说既无比陌生，又绝无吸引力可言。
    局势失控后，载沣以宣统名义发《罪己诏》，隆裕太后允下《退位诏书》，也是“出于救时之心”，但是很难得到史家的同情。一些标准的晚清史往往给读者留下这样的印象:清廷唯一的出路就是立即、彻底退出政治舞台，把权力像赏金一样悬挂在紫禁城的城楼上，听任立宪派、同盟会、光复会、各封疆大臣、袁世凯以及无数窥觊“神器”的秘密会党自相残杀，决出胜负。不，这还不够，抢夺者仍有怨言。只要他还未百分之百地掌权，这个世界的是非就总是颠倒的。清廷依然罪责难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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