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以来，散文蓬勃发展，尤其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重新建构中国人文精神为己任的“大文化散文”唤醒了国人的文化自觉。如今，“大文化散文”作为一种文化现象逐渐暗淡，但散文的文化精神未曾湮灭，文化与散文的关系从大张旗鼓走向潜移默化，回归到一种自然而然的状态。在这种状态里，一些散文变得更私人化、世俗化，还有一些作家则坚守在抒写共同命运、传承文化因子的道路上。这条道路因时代风气的转向和文体形式的更新变得异常难行，好在还有很多肩负使命感的人挑起文化精神的烛光，在寂寞的书桌前埋头伏案、踽踽独行。刘江滨就是其中一位。
    刘江滨在河北散文界独树一帜。他为人低调，为文惜字如金，不做空头文章。不过，在过去的一年，他的创作迸发出一种激情，十余篇作品在《美文》《散文选刊》《人民日报海外版》《光明日报》《中华读书报》等报刊发表。通读这些作品，一股文化散文的新风扑面而来。刘江滨的文化散文不似学者型散文精深但隔膜，又不像小资型散文通灵但矫情，他的文化散文创作走在一条中间道路上。
    内容丰厚、视野开阔、信息量大是文化散文的通常特征，但这只是“归类”意义上的散文，真正有文化的散文要看作品的文化内涵，也就是说文化散文既要有见识，更要有见地。刘江滨的散文作品常常托物言志，以现实生活中的某一具体物象为载体，引出中国文化多条脉络。在梳理不同脉络所呈现的不同景观、不同意味之时，引发个体情思，抒写个人胸墨。比如，在《让“我”消失一会儿》中，刘江滨对“我”这一存在主体展开了贯穿古今的探寻和解读。对“我”的审视不仅是文化上的注解、学术上的剖析，更注入了其对历史脚步的观察和对民众心理的体会。他说：“‘我’即或膨胀或者萎缩，有时莫若让其消失一会儿。”刘江滨提出的让“我”消失一会儿的观点既轻盈又接地气。他把哲学层面上关于“我”的价值观简约化、通俗化，并带有文人淡泊的情趣。这种情趣不是那种“小我”的情感玩味，而有“大我”之境，因为这种提法是基于对历史和现实的考量，对当下社会有着切实的现实意义。
    刘江滨的文化散文不是披着文化的外衣来装点，而是追求内在的文化品格。他所发之言一定要经过对历史的梳理和辨析，一定要发别人未发之言。他在随笔《散文河里没有规矩》中说，散文是不应有范式的，情感不能是大众的体验，思想不能是现成的、别人的，散文写作应该是“陌生”的和“难度”的写作。刘江滨的观念与创作相辅相成、互为镜像。
    文化是抽象的存在，它没有形态，很难被描绘，但它可以投射到一切事物之上，我们可以在具象的事物上看到文化的影子，感应文化的触摸，接受文化的熏陶。这些被文化投射的事物就是文化的意象。刘江滨的多篇作品都围绕着文化意象展开笔墨。比如《桃之夭夭》的桃、《水上开花》的莲花、《树的事》的树木、《书的事》的书籍、《数的事》的数字……挖掘一个小的文化意象有时候能呈现出一片大的文化景观，意象的复杂多义正体现了文化的丰茂多姿。在《桃之夭夭》中，刘江滨在历史的长河里寻根溯源、触类旁通，将关于“桃”的多种文化释义分类集成。比如，桃木有辟邪之义，《太平御览》记载：“桃者，五木之精也，古压伏邪气者，此仙木也。”遂有王安石“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的名句；桃花有美人之喻，并象征着爱情，此喻源自唐代诗人崔护的名诗“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桃源象征着理想社会和精神家园，此象征缘起陶渊明传世名作《桃花源记》，后人遂有“世外桃源”之说。
    文化大可到无限，小可至极致。“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文化也同理，任一小的意象都蕴含着文化的大千世界。中国文化庞大浩瀚，进入容易，深入难，要厘清哪怕一个小的文化意象也非得下很深的功夫，经过长久积淀才可。刘江滨提出的“难度”写作，恐怕也指向了写作者落笔之前的功夫。梳理文化意象的多重内涵，可以重温文化的滋养，缕清文化的脉络，同时也有比较、开掘之义。文化是柔性的，对待文化的方式也应该是柔性的，梳理文化是文化的守成，是传承文化的良性之举。
    刘江滨的散文创作是以现代人的视角穿梭于古人的精神世界。他熟稔传统文化和古典文学，遣词造句有古文韵致，引经据典并释义准确。他的作品有浓浓的书卷气，适于细读慢品。但是由于缺少个体经验，缺少写作者直接的生命体验，所以并不易与读者产生共鸣。文化散文如何平衡理论观念和个体经验一直是个命题。刘江滨的创作观更倾向于散文的精神性，追求一种超越生存经验和个体情感之上的宏大气场。他在《散文的精神》里提出，散文作家应该“涵容古典散文的文化质地流风余韵，又以崭新的眼光对其予以颠覆和重构，自由地穿行在历史与现实之间，既诗意浪漫又理性逻辑地表达着终极关怀”。其观点恰如其分地指出了当下散文创作所欠缺的文化气韵和担当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