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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04年，Gertrude Himmelfarb出版了《通向现代的道路:英国、法国和美国的启蒙主义》（The Roads to Modernity: The British, French, and American Enlightenments），指出在以理性为坐标的法国启蒙之外，还有以“美德”（virtue）为价值的英国启蒙。在这种通过“美德”启蒙的运动中，亚当·斯密是一个最重要的思想家。其《道德情操论》，则是他的思想基础。他的“看不见的手”的功用之一，就是谴责那些千方百计压低老百姓工钱的工商集团。 特别值得细说的是在最近的金融风暴之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森站出来，从亚当·斯密出发大批市场至上论。在流行的俗见中，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活像一台靠“看不见的手”操纵的永动机。在这台机器里，每个人自私起来都可以天经地义。只要不违法，他们在市场经济里不管怎么狂热地追逐自己的私利，最后都能自动增进社会的福利。经济和道德由此截然分开。或者说经济的成功自然转化为道德的高尚。在法律的框架中，即使“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也是理所当然。政府越小越好。几乎任何政府对市场的干预都会损害这台神妙无比的永动机的运转。一些市场派还能以精密的经济学分析论证，像最低工资等社会政策，只会伤害最弱势的社会阶层。不承认这一点，就等于不承认如同自由落体定律一样不容置疑的经济学原则。阿玛蒂·森也正是从这里起步，指出亚当·斯密从来不认为自由放任的竞争是良好经济制度的唯一规则，也不认为追求个人利益或者利润就足以构成资本主义社会的动力。他甚至找不到亚当·斯密用过“资本主义”这个词汇。在他看来，我们最大的错误莫过于把亚当·斯密关于人们谋求贸易的动机当作解释经济行为的普遍准则。事实上，资本主义是一种非单一的经济体制，来源于对多重的制度和价值的实用选择和综合。当今的发达社会，如北美、欧洲、日本、韩国、新加坡、澳大利亚等等，都要大量依赖市场以外的机制来维持社会的健康运行，这包括失业福利、退休金制度、公立学校系统、公共医疗等等。把这些非市场的因素贬低，或者认为一切政府干预都伤害了市场的效率，实际上是对亚当·斯密的背叛。 道德与市场 这是在当今时代我们读《道德情操论》的基本背景。它不再被《国富论》的智慧所遮掩，而展示了更为恢弘的思想体系。把《国富论》所表达的思想视为这一体系中的一个分枝，也许是更为妥帖的。亚当·斯密开宗明义地点出了他的道德哲学的问题性:第一，“美德”或“德”的性质是什么？第二，“美德”的这些性质，又是通过什么而被人所了解和感知的？或者说，人是如何获得了道德动机？ 关于“美德”的性质，他归纳为三种道德体系:“正当”（propriety）、“审慎”（prudence）和“仁爱”（benevolence）。在此，亚当·斯密把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斯多葛派哲学家们，一直到他的老师Francis Hutcheson的道德哲学加以全面总结。在此无法细述。不过，最意味深长的是，亚当·斯密在这三种道德体系之外特别讨论了“放纵堕落的体系”（licentious systems）。这对于我们理解他的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学说非常有帮助。 所谓“放纵堕落的体系”，主要是指在他的时代卓有影响的哲学家和政治讽刺家曼德维尔（Bernard Mandeville）的私欲论。Bernard Mandeville的理论可以用其著作《蜜蜂的寓言:个人的堕落，公共的福益》（The Fable of the Bees: Private Vice, Public Benefits）来概括。这主要是一首讽刺诗，描述一个蜂窠，每个蜜蜂都是无赖。但他们无赖的行径都服务于有意的目标，他们每一个堕落都伴随着某种德行:贪婪导致了大量的创造，奢侈刺激出勤劳（用我们的话来说就是拉动了“内需”）。结果造就了一个怨声载道但生产力极高的蜂窠。但是，当道德沦丧的抱怨太厉害时，最高权力决定把道德注入这个蜂窠。于是，每个蜜蜂都变得节制适中；它们再不会穷奢极欲，也再不会因为过分贪婪而疯狂地创造。蜂窠瓦解，几千蜜蜂死亡。剩下的蜜蜂只有飞到空洞的老树干中，满足于自己诚实的美德。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