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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考证之失 朱谱1916年云:“王闿运逝世，享年七十三岁。”按王氏生于道光十二年（1832），卒于1916年（见王代功《湘绮府君年谱》），据传统算法，享年八十五岁，如何马氏“生死簿”竟削其十二年阳寿？又云，是年“一月，王国维自日本回上海，时相过从”，依据为王国维《彊村校词图序》:“丙辰春，国维自海外归，遇先生于上海，同时流寓之贤士大夫颇得相从捧手焉。”但据《王国维年谱长编》1916年下所引王氏《丙辰日记》，王“1915年冬应上海英人哈同之函约，往就一学术杂志编辑之职，遂于次年2月4日（正月初二）离京都，于8日抵沪”。那么，王氏到上海是在二月而非一月。至于与朱孝臧相过从，王序也只说“丙辰春”，并未具体到月，贸然定为“一月”，毫无依据。又云，是年“冬，何维朴为画《彊村校词图》。先后题图者有沈曾植、王国维……劳乃宣等人”。考沈曾植撰《彊村校词图序》，在“丙辰秋九月”（见许全胜《沈曾植年谱长编》）；王国维撰《彊村校词图序》，亦在是年秋（见袁英光等《王国维年谱长编》）；又陈三立《散原精舍诗续集》卷下《彊村校词图为沤尹题》二绝，亦编于丙辰中秋前。如画未成即为之作序题诗，想诸公必不致痴人说梦如是。 又朱谱1924年云:“秋，游西湖，过苍虬湖舍。”马氏加按曰:“陈仁先苍虬湖舍在西湖小南湖，号陈庄。与蒋国榜小万柳堂，吴芝英廉泉接近。”考朱氏此年确在杭州，但按语系抄自白敦仁《彊村语业笺注》309页的小注，只补了“陈仁先”三字。小万柳堂本来是廉泉、吴芝瑛夫妇的别业，后来才归了蒋国榜。陈三立《散原精舍诗续集》卷下《蒋庄楼居》自注:“此本名廉庄，为廉泉、吴芝瑛夫妇所居，今归蒋国榜。”足以为证。顺便一提，吴芝瑛，人称万柳夫人，桐城古文大师吴汝纶的侄女，又是秋瑾好友。擅诗文，工书法，名媛也。而白氏懵懂，不但误“瑛”为“英”，而且误人为地，马氏抄书，亦竟以讹传讹。古人说“著书不如抄书”，现在看来，抄书亦岂易事哉！ 必须再提一笔的是，1921年，在距“陈庄”不远的西溪，周庆云曾发起修建“两浙词人祠”，祀唐五代以来词人之原籍在两浙或曾宦游其地者。祭典公推由朱孝臧主持。人称“胜友如云，高朋满座”，与会有陈三立、袁思亮、余肇康、王乃徵、吴士鉴诸公。见《吴兴周梦坡先生年谱》。这样的词人盛会，马氏竟网漏吞舟，只字未提，其谱之粗疏陋略，也就可想而知了。 此外，诸谱的自相矛盾也是匪夷所思的，王谱记陈洵生于1870年，而夏谱却说生于1871年，一人居然能出生两次。而陈洵与朱孝臧关系密切，朱谱却不载其生年。又如端木埰，朱谱云卒于1887年，“享年七十二”；而王谱却记次年仲秋十一日，端木等还在王鹏运四印斋“把酒论文，竟夕欢聚”呢。原来在王谱中他死于1890年。若说马氏善于改过，当以王谱为是，谁知在继编的况谱中，却又说端木卒于1892年，“享年七十六”了。如此“死去活来”，未免令人啼笑皆非。 又如词学名家夏敬观，龙榆生《近三百年名家词选》言其光绪元年（1875）生于长沙，甲午（1894）举人。1953年卒，年七十九。但诸谱中的王、朱二谱却一概将夏“中举”的1894年定为他的生年。不知何故，十九辑夏谱中的生年倒是对的，而在二十辑的况谱中，却又把1894年的举人老爷变成一个呱呱坠地的婴儿了！ 再如强学会的成立，王、夏、况三谱都说是在1895年，而朱谱却说是1896年。徐乃昌的《小檀栾室汇刻闺秀词》的刊行，一会儿说是1895年（况谱），一会又说是1896年（朱谱）。今考此书凡十集，各集均有张謇光绪二十四年（1898）题签；卷首三序，王鹏运的一篇作于甲辰（1904年），金武祥、况周颐的两篇均作于乙巳（1905），哪有书名未题、书序未写，而书已刊行之理！看来只能怪编者盲信工具书而不加目验了。查《中国丛书综录》，著录此书曰:“清光绪二十一年至二十二年（1895-1896）南陵徐氏刊本。”《综录》此说是根据《闺秀词》卷首的牌记改写而成，即“南陵徐乃昌校梓，始于乙未，讫于丙申”，把徐氏的发稿付梓当成了正式的出版日期。《综录》一误，马氏依样葫芦，遂踵而再误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