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读了不是为了秀给人看 桑塔格《单一性》（收入《重点所在》）一文有一个给我留下了极深刻印象的开头：“您最喜欢的作家是谁？许多年前一位采访者这样问我。——只说一个？——对。——那就很容易回答了。莎士比亚，当然了。——啊，我万万想不到你会说莎士比亚！——老天，为什么呢？——因为，你从来没有写过任何关于莎士比亚的文章。” 这一来一往的问答，让我既感动又佩服，感动于桑塔格的诚恳，也佩服她的定力。桑塔格接着写道：“有许多东西我没有纳入自己的小说和文章，其中有不少是我真心喜欢的。我没写它们，是因为我觉得自己对之并没有多少真知灼见（我从未觉得关于莎士比亚自己有什么话非说不可），或者因为我尚未获得足够的内心自由来谈论它们。” 读一本书，不是为了写它、引用它，也不是为了在人前显露我其实读过它，这对一个批评家而言，是需要一点定力的。记得钱穆曾教导学生“读一书，不要预存功利心，久了自然有益”（见严耕望《从师问学六十年》一文，收入《钱穆宾四先生与我》），这份自然洒落的态度其实是没有几个职业学者、职业批评家当真做得到的。桑塔格日记里记录过的书，许多都没有再出现在她笔下，这虽是读书人的本分，但同时也是了不起的。 当然，桑塔格年轻时读过的书中也有一些是渗入其思想深处，有时会自然地反映出来的。比如她那时特别欣赏的《魔山》，对其情节的探讨就出现在后来的《论摄影》（黄灿然译本第162页）中，而将近二十年后，在《论被翻译》（收入《重点所在》）一文里，桑塔格又谈了《魔山》重译本存在的问题。这是一个读书人一以贯之的东西。 2000年的文章《作为阅读的写作》（收入《重点所在》）里有一节道：“想象肥胖、虚弱的亨利·詹姆斯在兰姆大宅一个房间里来回踱步，向秘书口述《金碗》。且不说我们很难想象詹姆斯的晚期散文如何全部通过口授，更别说那部大约在1900年出厂的雷明顿打字机的噪音，难道我们不应假设詹姆斯重读打印稿并作大量改动吗？”此次读《重生》，我发现了这部雷明顿打字机的踪迹。1956年11月16日的日记记载了桑塔格阅读提奥多拉·鲍桑葵（亨利·詹姆斯的女打字员）回忆录之后的感想，其中讲道：“利昂·艾德尔谓，在詹姆斯的中期文风与晚期文风之间有一断裂，而它恰恰发生在詹姆斯不再向之前那个会速记的秘书口授，而改向B小姐口授、由她打字的那个时候。雷明顿打字机的节奏是他唯一能忍受的打字声，在他的病床上，在他临终时，他还叫人去拿他那部雷明顿。她为他打字。詹姆斯是在他的打字机的噼啪声中过世的。”四十四年之后，桑塔格在文章里用上了自己二十三岁时读过的一本书中的内容。这就是一个读书人一以贯之的东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