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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二：两个人的莫斯科 在这一题目下，邵先生通过对比胡适、徐志摩对苏联后的态度，揭示了徐志摩被长久遮蔽的思想性。我对“十恶不赦的四凶”——曹聚仁戏言胡、梁、陈、徐——思想实质的再认识，除了通过读钩沉文章外，还略看了他们的原作（非文学性的）。对前三位，看原作后认识就发生了扭转，知道他们自具识见和胸襟。对徐，多年来我差不多把他看做纳西索斯一样的唯美人物。读《新月》序言，看法稍有改观，但还是觉着太文艺腔。看了《两个人的莫斯科》，不得不对徐的洞察力称异，同时也对邵先生的视角称异。“人类泅得过这血海，才能登彼岸”，他对人道、对文明的体认如此清晰，这不仅仅出于诗人的天性和直觉，更有赖其学养训练。 邵建先生衡古鉴今的倾向是很明显的，因此其评议的性质已远非对胡适个人思行的评述臧否，远非对同代诸子的褒贬抑扬，而是着力于对他们思想的爬梳和价值重估。他们的思想状态、抉择取向决定了那个时代文明的性质和走向。 4 宽容——作为一种稀缺品质 记得一年半前我初次读到胡适时，心中感慨：世间竟会有斯人。那健康明朗的人格、和煦春风般的气度深深令人折服。《瞧，这人》一书对胡适的性格特征多有描摹，但侧重于他作为公众人物的表现。对其私人情感，略加点染，用笔甚简（显然作者趣不在此）。 被邵先生屡以重笔描摹推赞的是胡适的宽容。这宽容，来自于胡适母亲严己宽人的身范濡染，来自于美国崇自由、尊个人的环境训练，最终成之于胡适的自我信念和履践。宽容，与其说是胡适的性情涵养，毋宁说是他自觉的人格规范、思想方式和文化态度。这品质在当时是如此稀缺，以至于胡适在公共领域里的许多活动、言论，基本都带有“反对不宽容”的性质。比如为陈炯明的“悖主”而辩护、为溥仪被驱逐出宫而抗议、为《晨报》纵火案而忧愤、甚至“连帝国主义都不承认”…… 在私德私行方面，胡适的宽容更多表现为儒家传统的厚道忠恕、人情练达，向不以私情琐怨萦心，更不会纠缠于无谓的口角纷争，因此交谊广、朋友多。书中有不少胡适的照片，我发现胡适年龄愈长，笑意愈浓，那笑容又温暖又自然，使人难免也生出“我的朋友胡适之”之感。我特别注意到书中论及他与几位特殊朋友交往的情节：胡适与陈独秀私谊深厚，与李大钊相互敬重，对周氏兄弟屡出援手，与蔡和森“纵谈甚快”。看到这样的细节，总不免为前贤们最终的分道扬镳、走向各自命运悲剧而叹喟。 也许，用伯林的话说，这是“相互冲突的希望”、“不可公度的善”所必然导致的悲剧。如何避免悲剧？除了诉诸宽容和理性，复可何求哉？ 5 理趣与文趣 读过多篇邵建先生关于胡鲁研究的文章，尤喜其长文。以前，我对邵先生长文的感觉是“有为有守”，如《事出刘文典》、《重堪三一八》，结构精严，立论谨饬，措辞考究。而在这部书中，邵先生行文挥洒了一些。作为架构宏阔的长篇，邵先生将纷繁复杂的历史头绪梳理得清清楚楚，运笔却宽和轻畅，历史的沉重和学术的分量被消解了许多。比如，书中甚至有“噫吁嘻！”、“惜乎哉！”、“痛快！”、“呔！”、“适之活该”（连起来才发现，这一串还是押韵的）这类直抒胸臆、议论生风的文字，读来有脂批毛评之趣，令人解颐。但总体来说，此书在文字上沿袭了邵先生一贯的风格：雅驯与通白兼济，理趣与文趣相得。叙事不枝蔓，说理不滞涩。全书洋溢着一种既清明又温厚的文气，一种融合学者品质和文人意趣的笔风，委实好读好看。诚如作者后记中言：“理性认识，感性表达。”作为读者，如果不对历史做过多诘问的话，很容易获得阅读的顺畅和愉悦感。 此书的依据虽然是日记、年谱，但结构上并没有完全循年次写，各章节多围绕一个主题，因此有些章节可以抽出来阅读。我个人认为写得好的有：思想的胎孕、歌德的镇静功夫、“民有、民治、民享”、尼采的“遗毒”、1：3的新文化运动格局、反对“最后之因”、《晨报》殃、两个人的莫斯科。 6 对得起读者。对得起历史？ 但我总不由得要停下来诘问。因为书里提供了太多陌生的言说，无论史实，还是观点。 孙中山的二次革命，是“国民党在共和框架内，开20世纪用枪杆子解决政争之先河。害莫大焉！” “五四事件结束了，但北京大学本身却成了问题。”“学运是变态社会中的‘非常’之事。” “平等与自由，作为两种普世价值，始终存在着内在的紧张。” “国民党从革命党打拼到执政党坐庄，长期以往，都没有很好地完成从江湖会社到现代政党的转型。” 1920年代的毛泽东，是一个热情的“联省主义者”，反对统一，主张“建设一个湖南共和国”。 “五卅沪案打死的是少数人……反省一下，看看直奉战争，打死十几万人。” (责任编辑：admin) |